“律师送给市司法局副局长60万元后，当上律协会长”“多个学会协会成立100多家分会，不少分会业务边界模糊”“两年内召开160场学术会议，违规收取企业赞助8.2亿元”……随着反腐力度纵深推进，学会协会不容小觑的“准公权力”，以及通过“准公权力”变现的问题引发关注。

学会协会属于社会团体。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1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6.5万个。与此同时，中央社会工作部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驻中央社会工作部纪检监察组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纪委2026年以来累计受理相关问题线索879件、处置736件，谈话函询165件39人，立案50件14人，其中办理留置案件7起、采取留置措施或者刑事强制措施14人。

今年以来，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原副秘书长遆倩鹤、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原副会长端小平、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原常务副会长张笑宇、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原会长权顺基等“中字头”学会协会领导先后被查，被查者层级高、社会影响大。

今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被列为反腐重点领域后，学会协会的反腐动向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会协会本应在沟通政府与市场、促进社会发展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部分学会协会偏离了非营利属性，滋生出种种乱象，污染了行业生态，也侵蚀了社会公信力。



AI插画/adan

分支机构与“官帽”数量泛滥

7年前，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在一次理事会会议上，一次性选出会长和执行会长各1名，常务理事7名，副会长100名。百余人“喜提官帽”，被外界称为“批量式发官帽”。2026年7月，该会会长权顺基任上被查。

该会知情人称，无论是拿“官帽”，还是申请分支机构，都要缴纳会费。协会有45家二级机构，负责人多为民企负责人。协会在信用中国上公布的收费标准为：单位会员10万元/年，个人会员中副会长4万元/年、理事2万元/年、普通个人1万元/年。上述知情人同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企业如果想申请承办协会分支机构，需要以单位会员的形式缴纳会费，二级机构每年需10万元会费。

分支机构过多问题，在学会协会内部普遍存在。以医药类学会协会来说，分支机构问题已成为整治的重点领域。

多位受访的医疗行业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对其主管的学会协会发出通知，分支机构数量超过40个的，至少先自行砍掉20％；分支机构数量在40个以下的，要做好合规管理。

从相关数据看，多个医药类学会协会有近百个分支机构。比如中华医学会有专科分会91个，山西省医生协会有95个分支机构，山东省医学会甚至有127个分会。



2019年，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在一次理事会会议上，一次性选出会长和执行会长各1名，常务理事7名，副会长100名，百余人“喜提官帽”。AI插画/adan

很多学会协会在分会下还设有学组，如山东省医学会124个分会下设有青年学组、基层学组、专业学组。每个专业学组又延伸出众多的细化小组，如外科学分会的专业学组，分为肝脏外科学组等20个专业学组，每个细分学组设立名誉组长、组长等岗位。

有多位受访医生反馈，医学学科不断细分，新技术不断涌现，必然会催生更多专科分会。不过，曾在一家“中字头”医药类学会某分会担任主委的北京某三甲医院党委书记王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科细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成立分会。比如，在神经科、儿科、产科等多个学科都有罕见病研究，没必要再单独成立罕见病分会；有的学会协会成立多个不同名称的临床分会，也完全可以进行撤并整合。

“医药类学会协会动不动就成立上百个分会，对学会而言，也缺少精力管。”王勤认为，一些学会协会偏离了初心，比如某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有许多分会，但常年未进行国际交流活动，被业内戏称为“国际不交流分会”。

“不少医生削尖了脑袋往学会协会里钻，只为了当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头顶官帽好晋升’，还可以提高个人曝光率和业内发言权。”山东省某三甲医院主任医生范明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学会协会中出现众多分支机构，除了会制造“官帽”，也会形成大量学术会议，而一些会议出现“学术味很淡、商业味很浓”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从某“中字头”医学会编制的《2026年学术会议计划》中看到，该会有90多个分会，而提出要在今年组织国内一类会议（全国学术大会/学术年会）的多达88家。

王勤称，医药类学会协会学术会议的经费大都来自药企、医疗器材厂家，学会协会以品牌推介费等名义收取费用作为会议赞助资金，企业不好拒绝。他表示，有些会议上午开得轰轰烈烈，下午就组织旅游去了。

早在2014年，审计署就披露中华医学会在两年内通过160场学术会议违规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该学会通过划分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等资源设置赞助等级，单场会议冠名费达20万至100万元。

时至今日，许多医药类学会协会仍通过这种方式“吸金”。2026年8月，重庆市纪委监委通报称，重庆药学会多次以举办学术会议或论坛活动名义，向200余户药品产销企业收取品牌推介费、成果发布费等上千万元，加重了企业负担。

“在这种会议上，药企搭人脉是最重要的。”北京某三甲医院外科医生杨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针对分支机构过多问题，今年8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下称《办法》）要求，社会团体不得设立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办法》还要求，社会团体应当自《办法》施行之日起12个月内，对此前设立的不合规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相关内容予以调整规范。

医疗领域已有动作。王勤说，已有“中字头”医药类协会将内部制定的撤并整合方案上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

此外，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召开分支机构合并试点工作恳谈会，研讨两家工作委员会（基础与临床研究促进工作委员会、临床研究工作委员会）的整合优化事宜。该协会会员管理办公室主任刘青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现有100多个工作委员会，我们计划先自行砍掉20％，年底前完成这个目标。”山东省医学会组织管理部和山西省医生协会会员部的工作人员也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会正在商讨制定撤并整合分会方案。

“准公权力”职能变现

“准公权力”，除了能让学会协会滥设分支机构、制造“官帽”获利，其职能本身也成为学会协会腐败的方式。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卢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量学会协会承担“准政府”职能，在一些方面拥有决定权与话语权。“这种权力一旦缺乏约束，极易转化为利益变现的工具。”

变现方式主要集中在标准制定、评比评优授牌、组织商业性展会三个方面。

多个行业协会都掌握标准制定权。标准化法明确，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一般为推荐性标准。

曾任某“中字头”协会会长的孙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行业标准由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制定。但在一些情况下，部分学会协会也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如少数由政府部门转型而来的协会继承了原部门的职能。政府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也会将行业标准交给学会协会制定。另外，医药、化工等行业技术更迭快，政府很难吃透全部技术细节，而学会协会聚集大量企业、专家，贴近一线技术、市场，政府就可能决定由学会协会牵头参与制定相关行标。

行业标准对全行业具备指导约束力，而团体标准按照规定，国家鼓励学会、协会、商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组织制定团体标准，且不具备强制约束力。“不过，学会协会虽然不能强制企业遵守团体标准，但如果招投标、认证、采购时把团体标准写进合同条款，也会形成事实上的约束。”孙兴说。

多位知情者称，今年被查的中纺联原副会长端小平就涉嫌通过“标准制定牟利”。20世纪90年代，端小平曾担任中纤协秘书长，2010年任中纤协会长，2022年6月任中纺联副会长，今年3月被查。

知情者孟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同企业对标准的门槛诉求不同。比如有的掌握了某项技术，就想让标准与自己的技术挂钩，以此提高竞争力，甚至实现垄断；有的技术达不到某项规定，就想让标准门槛下降。“标准制定过程中充满了猫腻和利益博弈，有的企业会向端小平或标准制定人员进行利益输送。”

学会协会的评比评优也成为腐败风险点。在这方面，中国舞蹈家协会原主席冯双白案是典型案例。

2025年4月，冯双白在任上被查。熟悉该案的知情者王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舞蹈领域存在行业评委圈层固化、评审标准不透明等问题，评奖、考级等行业资源沦为其个人牟利的渠道。



冯双白 图/IC

冯双白主导该协会期间，从教师培训到考级认证，从赛事评奖到服装供应，权力触角几乎伸向了舞台上下的每一个角落。自2011年起，中国舞协在培训后为学员签发“注册舞蹈教师”和“教师资格证书”，但因这些证书与教育部门签发的准入类“教师资格证”同名，引发了关于其合法性的诸多质疑。一位参与过中国舞协培训的老师回忆，当年的培训“几乎没有门槛”，只需要缴纳1200元的培训费，完成中国舞协组织的3—5天培训课程，“100％能拿证”。

王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的培训机构为争取考点落地，可以面向考生收培训费，提前向冯双白行贿；有的政府文宣部门，想顺利举办文艺表演或艺术节，就得在与其他城市竞争时，在多项评优指标上胜出，在这个过程中也向冯双白行贿。”

更典型的评优评比，是学会协会颁发各类称号。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广东省某联合会未经批准开展“广东企业500强”“诚信示范企业”等活动，利用签订“咨询培训服务确认书”“服务协议书”等方式变相违规收费2900多万元。省民政厅对其作出限期停止活动3个月、没收违规收取的费用的行政处罚，责令撤换主管人员。

广东省一位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联合会先征集入围企业，等有意向的企业报名后，再收费、公示、授牌。掏钱的主要是在实力上可上可下的企业，交费一般少则数万元，多则几十万元。”

部分学会协会还在组织商业性会展时中饱私囊，尤其是学会协会的负责人在会展承办地、展位位置、数量分配等多方面具有话语权。据了解，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原副秘书长遆倩鹤及其家族曾长期控制北京精博信公司（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负责全国制药机械暨中国国际制药机械博览会的承办与经营，协会、公司、展会都成为其家族敛财的工具。

学会协会办展，能敛财的环节很多，比如展位费、装修费、广告费等。西南地区某酒企负责人孙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公司参加当地协会主办的展会时，要了几十平方米的展厅，承办方要收取20多万元的装修费。“他们规定不允许参展商自己装修。我们曾自行联系装修人员，其报价还不到1万元。”而这个展会，单酱香酒展区就有数十家酒企参加。

如何治理？

面对学会协会的种种问题，中央层面早有动作。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规定行业协会商会须在机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管理及党建外事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彻底分离。2024年10月，民政部数据显示，全国已有7万余家协会完成脱钩。

不过，多位受访者称，许多学会协会与原主管单位表面脱钩，实际上“藕断丝连”。

一方面在于其“准政府”的特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数字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会协会与业务主管部门有很多必然的联系。例如，学会协会要帮助会员表达相关诉求，必然需要与业务主管部门沟通联系；而业务主管部门想要了解行业动向，也需要通过学会协会获取相关信息。

另一方面，脱钩改革对学会协会而言相当于“断奶断供”。马亮说，一些行政机关也希望通过学会协会获得一定经济回报。

对学会协会来说，脱钩相当于把自己抛进自由市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对其能力提出挑战。脱钩后，协会的工作经费不再列入政府部门预算，即便政府保留着购买服务的预算，也可以选择少买、不买，学会协会必须依靠自身能力在市场中谋生存。

除了脱钩改革的阻力，卢义认为，离任官员进入学会协会任职后，利用原有职权影响力搭建利益桥梁，形成“旋转门”式权力寻租。

事实上，“旋转门”现象在很多国家和行业都存在。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退休人员到学会协会任职，从某种角度看，有发挥余热的作用。马亮也认为，此举可以通过退休人员长期工作积累的经验，助力学会协会发展，服务会员。

在不“一刀切”全面禁止的情况下，如何治理这一难题？

多位受访的学会协会负责人提到，近年来国家对退休官员进学会协会任职的规定越来越严格。某“中字头”协会副会长方国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在的协会领导基本是退休的司局级干部。“最近几年，我们曾想请退休副部级干部做会长，但相关部门至今没有批复。”

另外，受访学者建议，可以加强对退休官员的常态化监管，要求对转任官员实行信息披露，特别是继续加强财产申报制度，避免其通过“旋转门”实现利益输送。

还有受访者称，应尽快出台行业协会商会法，明确其“非营利性法人”法律地位。

不过，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看来，目前，我国已有民法典、《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办法》《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可以说，相关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关键是执行和监督到位。“当务之急是通过提升监督手段，解决好这类非营利组织的官僚化和趋利化问题。”何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学会协会腐败存在专业性强、隐蔽性高的特点。山西大学纪检监察学院院长任建明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反腐重点聚焦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这些领域有纪检监察体系，但学会协会的廉政监管职能相对薄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长期未介入，使其在此前沦为反腐“盲区”。

而今年以来多个学会协会案件的查处，说明社会工作部门、民政部门、业务主管单位、纪检监察机关等“多方联动”的监管机制，已经在办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中央社会工作部为例，2026年7月，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新任职负责人集体谈话暨警示教育会在京召开。中央社会工作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新任职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理事长（会长）、驻会副理事长（驻会副会长）、秘书长，以及新任职党组织书记共342人参加会议。

邓国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社会工作部的职责是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因此，在学会协会腐败的整治过程中，中央社会工作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统筹协调推动行业协会的改革，包括合规与发展的改革，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的规范化与高质量发展。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央社会工作部在学会协会反腐过程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注重“央地联合”的办案模式，联动地方监察机关开展协同办案。

接下来，学会协会自我造血能力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毛昭晖说，学会协会反腐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健康长期发展，依赖于对其加强监管并提高服务质量。“在脱钩改革和强力反腐的背景下，还是要关注和解决好学会协会今后如何实现自我造血的问题。”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文中王勤、范明涛、杨杰、孟腾、孙兴、王涛、孙卿、方国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