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朋友发来一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张丹丹的视频发言：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我先是看笑了——不在官场的教授，竟也如此“何不食肉糜”？然后，又觉得嘴里发苦——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竟被认为是在享受福利。

先看看主角到底说了什么。这段视频来自财经栏目《聊一波》，当主持人谈到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时，张教授说：

“一般我们都是正规就业，我们就觉得那些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就是没有保障的。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灵活了，不像我们朝九晚五的，对吧？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需要牺牲自由才换来的社保；灵活就业这块，他要的是灵活，要的是自由度，要的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但同时，他的社保保障肯定就是要相对薄弱，因为你自己管自己，为什么要有一个人单位你为你缴纳社保呢？国家政府层面为什么要为你支付那么多东西呢？而固定工呢，他把自己的时间、自由都交出来了，政府或用人单位就要保障他的一些福利。所以我们不能把灵活就业想成是啥也没有，他有的是灵活。”

中国有多少“灵活就业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是2.4亿人。如今是2026年，一些数据说，这个人群的数字已经超过3亿人。

这个庞大的人群社会保障处于什么状态？在2026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姚卓匀提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存在缴费负担过重、保障覆盖不全、监管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她建议构建多元分担机制，形成多元保障体系。

这个建议的背景是，“灵活就业人口”参加职工养老、医疗保险人数分别为7057万人、6615.9万人。

也就是说，他们之中，有最基础社会保障的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不到一半。绝大多数都在社会保障网之外。



在“灵活就业人群”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在各大平台公司上生存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直播销售员。这些人被称为“新就业形态”。然后是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自雇人员、自由职业者。

众所周知，在各大平台上挣工分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们，恐怕是当前工作最不自由的群体。因为他们的一切动作，都被平台算法所监控、控制。每一天，他们都在不顾一切地跟平台算法赛跑，不得停歇。这三个工作之所以被称为“中年失业三件套”，就是因为它们恰恰是最不得已的选择。

这数以亿计的人，确实是“灵活”了，但他们的工作并不灵活，而且，他们并没有主动灵活，他们的灵活，都是被动的，是别无选择。

此情此景，我们说他们的灵活就业本身也是一种福利？

假如张丹丹教授先跑一个月滴滴，再跑一个月外卖，再干一个月快递，之后再来谈其中的“福利”，才会更接近真实的现实图景。

从劳动经济学角度，张丹丹教授的发言或许可以逻辑自洽，但就正在“灵活就业”中挣扎的人们来说，这样的“福利论”，是“将他们已经麻木且慢慢结痂的伤口使劲掀开，掀了个鲜血淋漓，然后再云淡风轻优雅的撒上一把盐。”

何其残忍？

最简单的问题是：这样的福利给张教授，张教授自己会要吗？

如果学术真的如此残酷，如此无视普罗大众的生存困境，那么，这样的学术，不要也罢。

回头看张丹丹教授本人的学术履历，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然是真的长期研究底层劳动者的一位学者。

在北京大学官网上对张教授的介绍中，除了“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她还是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并兼任“人工智能与灵活就业”专委会主任，“重点关注转型期弱势群体的福利、社会变迁和制度文化冲击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以及灵活就业、人工智能等劳动市场问题”。

她的论文包括“最低工资、流动人口失业与犯罪”“农民工犯罪类型的决定因素” “市场化与性别工资差异研究”等。她主持过的科研项目包括“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健康研究：基于客观人力资本评价数据的分析”（经费23万元）、 “乡村治理、留守儿童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经费18万元）、“城乡移民和犯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莫纳什大学资助）、 “在目的地时间的长短、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等。

可见，她并非是不接触、关注底层劳动者的学者，可是，为什么连这样的学者都会说出如此“何不食肉糜”的发言呢？

综合来看，全国几十万教授，虽然拿了无数课题经费，但是，客观上，为底层民众发声的，却很少很少。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上一次听到大学教授为民众困境发声，是什么时候？

是不是很遥远？这与他们庞大的人数、所享受的高待遇和高福利相匹配吗？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因为过于精致利己主义而呈现出一副冷血模样。

相比之下，张丹丹教授还是其中比较“优秀”的，至少，她展现出了努力研究底层劳动者的模样。

更多的教授们，连装个样子都不愿意。他们距离大众生活，距离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已经非常遥远。他们的同理心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而最让人担忧的是，如果公共决策是基于这些人的“研究成果”，那将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场景。

最后我想说，也要感谢张丹丹教授的惊人发言让“自由与保障”这个命题进入大众视野。而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自由和保障，难道是二选一的对立选项吗？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当把“灵活”包装成“福利”，而是应该补齐制度短板，让落后制度追上新形势，将每一种就业状态的劳动者，无论是在平台经济下挣扎的几千万上亿人，还是无数民间的自雇者，都纳入社会保障网络，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劳动、安心生活。

为什么一个劳动者不能既自由又有保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