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酒泡尸案悬22年，嫌疑人首受访喊冤

2002年6月4日，重庆奉节一栋尚未装上门窗的新房屋檐下，停着两口棺材。里面躺着一对夫妻：一天前，他们在出租屋吃过午饭后，因毒鼠强中毒身亡。

遗体隔着塑料薄膜浸在高度白酒里。过一两个星期，酒面下降，村民再买酒添进去。天气炎热，亲友还买来大量雪糕给棺材降温。新房就在进县城的交通要道旁，离码头不远。白天，路人会停下议论；夜里，有村民不敢独自经过。

夫妻俩的一双儿女也中了毒，后经抢救脱险。当时的魏家村二组队长王某参与买酒，二十多年后仍记得这些细节。最初，村民并没打算让遗体停放太久，案发第三天墓地已经选好；但案件未破，村民担心投毒者危害其他村民，共同决定继续停棺。直到当年11月，死者亲属从外村请来十多人，将浸泡了157天的遗体下葬。

案件真相始终成谜，警方曾在相隔9年的两次调查中锁定不同嫌疑人，最终均证据不足。二十多年过去，两家的老人有的已经去世，死者何登介的母亲朱淑琼也出现明显认知退化，姐姐何登芳已六十多岁。她说，只要自己还没“入土”，就会继续为弟弟、弟媳追凶。

▲何登芳在弟弟、弟媳坟前祭奠

致命的午餐

一家四口中毒，夫妻俩送医途中死亡

去世时，何登介和妻子杨大香都三十岁上下，育有一双儿女，在老家有自己的房子。何登介常年在外打工；杨大香身体不好，留在家中带孩子。她曾找人看“风水”，被提醒不宜住在老屋，于是想在村里租房。

在村里，房屋、地界和水，常绕不开亲缘。何登介家与何木匠家的爷爷辈是亲兄弟。当地人把棺材称作“木头”，何木匠是做“木头”的手艺人，与妻子李某的住所紧邻何登介家的出租屋。

何登介的姐姐何登芳如今六十岁出头，头发总梳得一丝不苟。她常端坐着，几乎一动不动。谈起案件，她说话一顿一顿，有时前后句接不上，有时话到一半便停下来看着对方。她记得，杨大香生前曾和婆婆朱淑琼一起找房，起初已与另一户谈妥，后来不知为何住进何木匠家旁一栋空置的水泥板房。

▲何登介和杨大香生前留影

二十多年过去，何登介的女儿小洋看到白色肉片，仍不敢下口。

2002年6月3日案发当天，最先中毒的是何登介7岁的儿子小何。当天，何登介因新房地界与邻居起争执打架受伤，随后到村医处输液。杨大香在家做午饭后，又去叫丈夫回来吃饭。

小何当时放学回家，看见家中没人，就自己吃了几片肉，开始不适。夫妻回家后发现小何不适，以为他中暑，便把他送到村医处。小何呕吐后被背回家，躺在床上。之后的情形，他意识模糊已记不太清。

朱淑琼得知儿子受伤，也赶来相劝。杨大香给婆婆舀了一碗肉片汤。朱淑琼心疼儿孙，谎称已经吃过，没有动那碗汤，因此躲过了一劫。她没想到，儿子、儿媳和小孙女吃着吃着便站立不稳，接连呕吐。

王某至今仍记得赶到出租屋时的情景：小洋坐在矮桌旁，碗里是米饭和肉片；杨大香夫妻的碗中更多是汤。何木匠也帮忙联系了送医车辆。

村民把一家四口抬上车送医。王某记得，当时部分道路正在施工，路况不好。何登介和杨大香在途中死亡，小何、小洋经抢救脱险。

尸检显示，两人系毒鼠强中毒死亡。据2002年《重庆商报》现场报道，尸检后，租冰柜存放遗体费用高昂，而一家人此前的抢救费多为借款，两个孩子今后的生活也没有着落。困境之下，有村民提出用白酒保存遗体。

村民买来棺材、塑料薄膜和白酒，将薄膜扎成袋子，装入遗体后放进棺材。王某当晚买来170多斤高度白酒，后来又补了160多斤。亲友每天从冰箱取冰放进棺材，直到立秋后。墓地虽早已选好，遗体却因案件没有进展，一直停在屋檐下。

▲何登介的母亲和一双儿女站在棺材前

这不是何家一户的决定。王某在当年采访中说，村民既害怕又愤怒：魏家村很久没发生过这样的投毒案，投毒者未落网，下一次可能落到任何一家。村里还安排专人守棺。

据当年报道，7月10日，奉节县公安局曾组织人员处理遗体。家属一度同意，现场村民却不答应，双方从上午僵持到下午，棺材最终没有被带走。何登介的新房紧邻进城主路，这场持续数月的“白酒泡尸”事件很快传遍县城。

在多方劝说和帮助下，何登介、杨大香于2002年11月8日合葬下葬。此前，奉节县公安局谢子荣接受《重庆商报》采访时说，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此类投毒案线索本就有限，村民又无人愿意站出来指认，毒源调查也未取得突破。

两次“锁定”嫌疑人

以及一些难以言说的往事

2026年7月中旬，何登芳爬上山，在弟弟、弟媳坟前烧纸、默默流泪。她绕着坟头来回走了几圈，看了很久，说坟比以前高了。再望向山下，少年时熟悉的村庄已被推土机推平，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谁投下毒鼠强，至今仍没有答案。

▲案发前的村庄如今已被城市覆盖

案发后不久，警方曾抓获第一个嫌疑人——何木匠的弟弟何登某。杨大香常到何登某家打麻将，何登某丢过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何登某因此怀疑在场的人，尤其怀疑杨大香，双方发生争吵。案发两天后，何登某被警方带走调查，多日后因证据不足获释。

何登某获释后，死者家属一度仍怀疑他。朱淑琼、杨大香的父亲和何登芳反复前往当地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询问案件进展，递交或邮寄材料，希望真凶尽早落网。

这些年，何登芳手中积攒了厚厚一摞案件材料。搬家时，她丢过一大叠邮寄材料的票根，如今手上仍留着几十张。

何登介夫妻去世后，小何由祖母和亲友照看；案发一年后，小洋受资助到外地求学。小何记得，大姑一直为父母的事奔波，也曾带着他到不同部门拜访、询问，只希望案件尽快水落石出。有时，大姑还会遇到骗子。一次，有人开口索要数万元“代理费”，小何一听电话便觉得不靠谱。成年后，兄妹能力有限，只能承担少量相关开支。

2011年，案发九年后，警方再次进村集中走访。何登芳从办案人员处得知，那轮排查挨家挨户进行，春节期间也没有停止。

同年3月初，何登芳被叫到公安局。民警询问她与李某的关系，以及她对李某的看法。在何登芳印象中，比自己大几岁的李某平日为人还不错。她后来才知道，李某已成为嫌疑人，与其丈夫何木匠一同被抓。

何登芳说，她从律师和办案人员处得知，李某到案后曾称自己怀疑丈夫与杨大香存在不正当关系。不过，李某的供述有过反复，既有承认，也有否认。因始终未找到毒鼠强来源等关键证据，警方最终将李某和何木匠释放。

那几年，县城快速扩张。拆迁开始后，何登介夫妇租住的水泥板房、没来得及入住的新房，陆续从地图上消失。

何登芳说，李某获释后很少与村民往来，没有住进村里安排的还建房，连婆婆去世也未参加葬礼。这些举动加深了何登芳对李某的怀疑。

小何也认定李某是凶手。多年后，小何在村民聚集处见过李某。她被抓后头发白了许多，显得十分苍老；看见小何后，她一直低着头。小何说：“她最开始承认了，后来又翻供。其实她就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做了一件蠢事，但是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李某被调查后，何登介的亲人才陆续说起一些此前难以对外启齿的往事。

何登芳说，母亲朱淑琼曾提到：杨大香租房前，她上二楼找杨大香，撞见何木匠只穿一条内裤，杨大香躺在床上。“我妈妈还在想，他作为一个大伯子哥哥，怎么还这样呢？”

如今，朱淑琼已八十多岁，听力和表达能力都明显衰退。何登芳再次询问，她已无法复述当时情形。

小何记得，母亲长期身体不好；一家人尚住老屋时，何木匠常在深夜敲门，从窗户给母谴柠东西。

何登芳说，杨大香曾提出让婆婆搬来同住，朱淑琼因还要看守其他房屋，没有答应。弟弟、弟媳去世后，她常反复想，如果母亲当时住进租屋，家里多一个人看着，后来的事情是否会不同。

何登介此前在福建打工，何登芳也常把重庆的水果运到福建售卖。临近春节，杨大香把做好的腊肉交给大姑子，说年后也想去福建打工。何登芳带走腊肉后，何登介却决定春节前回家建新房，杨大香也就没有成行。

高速路下的木屋

曾经的嫌疑人首次接受采访

红星新闻记者找到何木匠和李某时，两人住在高速路下搭起的临时木屋里。何木匠拄着双拐，在门外给庄稼浇水。听说记者要问何登介夫妇遇害案，他让记者进屋。

▲何木匠和李某

何木匠的儿媳说，公婆在2011年被调查、羁押后，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受到影响。家人担心李某独自在还建房使用电器发生意外，何木匠才在高速路下搭起木屋，与她同住。

不久，满头白发的李某背着背篓回到木屋。得知来意，她立即喊冤，说案子根本不是自己做的，随后又走出客厅。何木匠则说，他们也想知道凶手是谁，自己被抓后是被迫承认犯罪。

李某随后回到客厅。她说，案发当天一早便和长期在家帮工的人下地，先在很远的河坝挖洋芋，再栽红苕，直到太阳很大的中午时分才回家。“我那会儿都没在屋头……我人都不在屋头，我啷个整他？”她反复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夫妻俩说，案发当天有两名亲友在村医处看病，何木匠曾邀请他们到家吃饭。

李某称，自己从130多斤瘦至60多斤，“牙齿也被打掉”，如今只能戴假牙，因此所谓口供并非事实。何木匠也否认与杨大香有不正当关系，称一直把她当“亲姊妹”。他说，杨大香家用水不便时，他还从自家井里接出水管供其使用。

坐在一旁的儿媳说，如果老人真犯了错，“枪毙都可以”；但她坚信两人没有作案，称“全家同样想知道真凶是谁”。

据何登芳转述，目前负责案件的民警称，李某共有7次笔录，4次承认、3次否认，讯问过程全程录像，不存在刑讯逼供；李某被抓后确因精神压力明显消瘦，但被抓时已经戴假牙，并非牙齿在羁押中被打掉。

始终放不下

“又不是鸡啊狈啊，这是两条人命”

多年后，小何才把自己最先吃下的那几片肉说清。家属早年对外多称，他从锅里夹了肉，或先喝了肉片汤。小何告诉红星新闻，中午放学回家时家里没人，肉当时尚未下锅；他用母亲织毛衣的签子戳了几片生肉，在蜂窝煤灶上烤熟后吃掉。因为觉得偷吃肉不好意思，他一直没有完整讲述这段经过。

父母去世后，朱淑琼很长时间不敢像从前那样出门。何登芳说，母亲每次进出都要锁门，担心有人再次闯入。

小何说，小时候身边有人照顾，他不总觉得生活苦，也不懂失去父母意味着什么；长大后看到经历相似的孩子，才会突然难受。小洋离乡后与家人联系渐少，最初以为第一个嫌疑人被带走，案件便有了结果，后来才从姑姑和材料中得知，事情从未结束。

何登芳始终没有放下。她记得与弟弟最后一次在福建见面，两人各点一份饭，各有一个鸡腿。她心疼弟弟在外做苦力，把自己的鸡腿夹给他。弟弟说，春节要回老家建新房。她没想到，那会是姐弟最后一面。

何登芳常梦见弟弟、弟媳。梦里，两个人不说话，村子仍是拆迁前的样子。现实中，旧屋、码头早已改变，原来的地方被楼房覆盖。她如今仍在给各个相关部门交资料、问进展，办案人员对她的称呼也从“何家妹儿”，变成了如今的“何大姐”。

二十多年来，何登芳常去弟弟、弟媳合葬的坟前烧纸祭奠。近日，她围着坟来回走了走，上下打量了一下，觉得坟头比从前高了，按当地说法，这是好兆头。她希望两人在地下安稳，也希望活着的人等到一个经得起证据检验的结果。她的身边不断有人劝她放弃。“又不是鸡啊狈啊，”她说，“这是两条人命。”

8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当地警方处了解到，此案仍在侦办中。何登芳出具的一份名为《奉节县公安局关于何登芳反映问题的回复》也显示，目前该案仍在持续侦办中，公安局将穷尽一切措施，全力侦办该案。

▲奉节县公安局关于何登芳反映问题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