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郑小雪和工作人员一起整理会议室。她礼貌地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辛苦”。对方回她说：“累死了，周六还要工作。”

郑小雪恍惚了，她一直以为那天是周五。她猛地意识到，博士3年，自己总为论文焦虑，“已经没有假期，也没有周末休息日的概念”。

这个细微的瞬间，让她条件反射般地意识到：很多人和她一样无法休息——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处境。

她最先观照自己，3年间，心里的那根弦是怎样在无意识当中绷紧的，以至于失去对“休息日”的感知，被打乱了时间节序。

她对南风窗再次做了复盘。当时的辅导员曾透露，学院每年毕业的博士不超过5个，而她所在博士班里有20多人。即便同学之间并非竞争关系，但在毕业率上却像极了竞争式格局。又及为了博士毕业，她需要在僧多肉少的核心期刊上发论文，至少3篇，有时投稿出去的论文两年后才能被录用。此外，她还需要交出一篇约20万字的博士论文。完成考核的正常期限为3年，如果8年内仍无法完成，会被清退——每个博士都得为了“抢时间”拼尽全力。



《天才，女友》剧照

一条清晰的时间脉络就此浮出水面。

读博期间，“把自己作为方法”，郑小雪完成了三篇关于“时间焦虑”的核心期刊论文，拿到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的博士学位，之后也获得了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的教职。

焦虑并不是一个容易研究的课题，但她以“时间”为视角，展开了社会学的观察和思考，试图回应自己和许多同龄人乃至现代人的焦虑和疲倦。

过去的语言正在失去解释力，人们喜欢用新的语言向外界阐释自己，这是一种新的必要。但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描述这种集体感受：它不是极端投入竞争的“内卷”，也不是彻底退出竞争的“躺平”，大家东拼西凑之后，似乎只有“温热的尸体”勉强对得上号。

2025年，郑小雪第三篇关注时间焦虑的论文《当代青年为何“休而不息”——迈向关系时间的解释》见刊，为描述当代人的时间焦虑找到了新的说法和解释。

社交媒体上，这篇论文也引发了一小波阅读热潮，从中围观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失去了高质量的休息，把我们炮制成焦虑的“时间的穷人”。

01

休而不息的“无足鸟”

在论文标题里，“休而不息”成为抓人的题眼。“休和息本来都是停止的意思。现状却是你虽然看似休息，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停止。”郑小雪对南风窗解释。

更进一步地说，无暇休息、休息时间被切碎、身体停下但精神仍在工作，以及通过熬夜刷手机等方式报复性娱乐都是“休而不息”的表现。

倘若一个人已经下班，却不能真正离开工作，要留意手机上的消息，以备领导临时布置任务要你第一时间响应，自然难以开始一件无法随时中断的事。一句“晚点可能找你”，并不要求他立刻劳动，却足以改变他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安排。“等待”没有被计入工时，人的注意力和行动范围却已经被征用。



随时需要响应的工作将人捆绑/《危险关系》剧照

即便熬过了前一阶段，工作终于结束，人的思维却不一定像自动开关一样马上就脱离工作惯性。他可能会反复回想白天说错的一句话，担心没有回复的邮件，预演第二天的会议。身体躺在床上，大脑仍在处理那些没有明确完成标志的任务。

人不只是工作的动物，也是生活的动物。2024年，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平均每天用于个人自由支配活动的时间为3小时24分钟。但这3个多小时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真正拥有了它，它可能散落在上下班的地铁里、等外卖的十几分钟里，也可能和工作消息、家务以及照顾孩子同时发生。霍克希尔德在《时间困境：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中指出，双职工家庭中的情感劳动是一种隐形的“第三轮班”。因此，哪怕人们在钟表意义上存在空闲，但实际生活里却找不到一段能够完整休息的时间。

另一类正相反的现代症候是，人甚至把休息变成了任务。睡眠需要达到规定时长，运动要完成公里数，旅行最好增长见识，周末还应该读书、考证或者发展副业，每个动作、每件事都要产出特定的意义。如果只是躺着，浪费时间；如果休息之后没有变得更有精力，也会怀疑自己失去了“休息的能力”。休息不再因为人已经疲惫而正当，它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改善健康、提高效率，为下一轮劳动提供帮助。

睡前刷手机处在这几种状态的交界处。白天的时间属于公司、家庭和各种必须完成的任务，到了深夜，终于没有人直接安排自己，“报复性熬夜”是握有仅剩的时间自主权的表现。短视频不需要计划，也不要求持续投入，手指向上滑动，新的内容就会自动出现。人用它索回一点个人时间，却又在这个过程中把最后的睡眠交给了平台，看似在娱乐，实际上仍在接受信息刺激，看似在休息，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消耗注意力，根本停不下来。而这一刻，人的注意力再次成为平台贩卖的商品，每一个点击、往下滑的举动，都在为平台生产新的用户数据。



人们通过“报复性熬夜”索回个人时间/《骄阳似我》剧照

郑小雪将这种普遍存在的“人已经停下来，各种关系却仍在运行”的状态，放进“关系时间”的框架中理解。在她看来，时间并非一条均匀流过每个人的直线，我们的时间始终嵌在与领导、同事、客户、伴侣、父母、孩子、甚至和未来的自己的关系中，每一种关系都有自己的节奏和要求，而当下的自己需要不断地配合、等待和切换。

她认同约瑟夫·皮珀对于休息的界定：“当一个人和自己成为一体，和自己互相协调一致之时就是闲暇（休息）。”休息之难，不只是一天还剩多少小时，更在于这些时间能否由自己决定，能否有权不回应任何人，能否暂时从所承担的角色中退出，是否成了一只在多线程、无法中断的关系时间中无法驻足停歇的“无足鸟”。

02

时间道德化下的自我监控

时间焦虑是个问题吗？有时它会招致“脆弱或矫情”的批评。

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这不是个性问题。《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18—34岁的国民焦虑量表均值与抑郁量表均值都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龄阶段。《2020中国大学生健康调查报告》也显示，与“时间管理”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大学生最为关注的心理话题之一。



《2024年国民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与服务状况》显示，不同性别在各年龄组的抑郁平均水平

但不被理解的状态，本身也构成一种隐形压力。

对此，郑小雪在她的另一篇分析时间焦虑的论文里，找到了另一种解释：时间的过度道德化。“效率、进取、珍惜时间等都是一些时间道德，但是当这种道德已经异化成为一种道德枷锁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过度的自我压迫、自我剥削和自我异化。”郑小雪对南风窗说。

她亦深受勤奋、惜时、“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道德教化。高中时期，学校晚自习十点熄灯，但她总要再多学一会儿。研究生备考也是这样，哪怕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就是强撑着。现在回头去看，她自问自答：“那十几二十分钟能够学到什么吗？学不到什么。但是当时内心对时间非常焦虑，即使没有学到什么，只要不停下来就能让自己心里边有一种安慰。”这种心态也延续到读博期间。同学都在熬夜，可她一旦熬夜，连续几天头脑昏沉。她一度认为这是自己的一种缺陷，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博士”。

郑小雪回忆起调研过程中遇到的一名在读硕士生，在她看来，女孩已经比很多人都优秀了，却依然责备自己利用时间不够高效，并因此焦虑失眠。她把效率当成一种责任，否则对不起凌晨就要起床挣钱的母亲。



《不干了！我开除了黑心公司》剧照

小到一个自责的念头，大到因为滚雪球式的自我否定，都属于“时间过度道德化”的覆盖范畴。

郑小雪梳理发现，时间道德化有着漫长的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以“一寸光阴一寸金”等惜时观念鼓励勤勉进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又为人生规定了一条不断向前的轨道；在西方，新教伦理反对拖延和懒惰，将浪费时间视为罪过，“时间就是金钱”又把节约时间与职业劳动、财富积累联系起来。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进步主义、优绩主义和工作伦理继续强化这套观念：努力工作不只是谋生手段，也被视为个人品格和获得成功的证明；贫穷、失业或暂时落后，则容易被解释为不够努力。

真正的变化在于，过去主要来自外部的纪律，逐渐变成了个人内部的声音：哪怕没有人强迫他继续工作，没有人指责他浪费时间，他已经先一步审判自己。哲学家韩炳哲将其称为“暴力的内向化”，人为了成为勤奋、高效、自律的“道德主体”，主动压抑娱乐、休息和其他能够带来快乐的需要。

外部的控制因此不再需要以命令出现，而是转化为个人持续不断的自我审视。一个人既是被监督者，也是监督者；既承受时间压力，又成为向自己施加压力的人，制造了一座更难逃离的内部监狱。

03

时间的权力关系

这座内部监狱并不是青年人独自建造的。郑小雪认为，自我监控背后还存在一套更大、更隐蔽的时间秩序——社会时钟。

出生、上学、毕业、就业、买房、结婚、生育，这些原本因人而异的节点性事件，被默认排列成一张具有先后顺序和年龄刻度的人生时间表。社会时钟具有维持共同生活秩序的作用，但当这张时间表变成衡量人生是否“正常”的标准，它也获得了评价和惩罚个人的力量。

人在青年阶段尤其容易受到鞭策。毕业晚了，便担心就业晚；工作不稳定，又觉得买房、婚育都要推迟。一个环节的停顿，很容易被理解成整个人生正在脱离轨道。越努力跟随社会时钟的人，越容易陷入时间焦虑。因为他不仅要完成眼前的任务，还要不断确认自己与同龄人的距离，比如同学已经晋升，自己仍在原来的职位；朋友买了房，自己还在租房，复杂的人生被压缩成一条单向赛道，停下来不再只是休息，还意味着可能被别人超过。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在《逆社会时钟：一项时间自主性考察》里，郑小雪把能够主动调整人生时间表的人称为“逆社会时钟者”，他们可能工作多年后重新读书，也可能把婚姻、生育向后延迟。逆社会时钟的核心是时间自主性，即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停下、转弯或者延迟，也愿意承担选择的后果。

她访谈过的一名女孩，十几岁就一个人“北漂”。她住饼地下空间，在咖啡馆做过收银员，为了能靠教人跳舞维持生活，她到舞蹈室打扫卫生，一边工作，一边站在旁边看别人练舞，再用工资抵扣学费，最终顺利成为了代课老师。

不过，偏离社会时钟有其前提，人需要独立生活的能力、稳定的自我认同和承受外界负面评价的勇气。

郑小雪说：“社会时钟不是说你不在乎，它就不存在了。它可以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渗透在你的生活里。”它有可能通过家庭的催促、领导的评价、周围人的眼光等形式潜移默化地存在，有的时候它甚至只是一种迫切的期待，但这依然是一种社会时钟的“暴力”。



《人到30又如何》剧照

如果说人生事件构成社会时钟的“时针”，它的分针和秒针之间，也会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产生关于“时间”的权力关系。比如领导临时安排的任务，优先于计划好的休息；客户要求即时回复，乙方只能调整自己的节奏；家庭中，父母的需要也优先于自己的休息和娱乐。

责任不会按照明确的次序排队，一个人只能不断调整自己的时间去配合他人。谁有权让别人等待，谁必须随时响应，本身就是一种时间权力。“这里面既有权力关系，也有不平等关系，还有模糊化的关系，”郑小雪说，“不是快刀斩乱麻就能够处理的，而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人并非单纯没有时间，而是自己休息的时间总要让位给更紧急、更有权力或者更难拒绝的需要，并由此遭受时间贫困。

除了时间被他人支配，人也在不断把当下交给未来。郑小雪用了一个直观的比喻：“每个人每天辛辛苦苦工作，就像驴子拉磨一样，前面放着一根胡萝卜。胡萝卜就是你的未来，它牵引着你不断往前走。”人相信再努力一点就能够抵达理想生活，于是不断牺牲眼前的休息、陪伴和感受，但胡萝卜始终随着人的前进继续向前，“未来”没有真正到来，“当下”却长期处于悬浮状态。



《凡人歌》剧照

在“无法连接的当下”和“过度想象的未来”之间，人被外部任务和内部焦虑撕裂，于是休息时间成为了“献祭品”，“碎片化娱乐”就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了青年人的生活，作为一种看似与外力相区隔的自主。

但在娱乐被商业和流量深度包装的当下，它其实无法带领人进入深度专注，也难以抵达真正有质量、持久放松的休息。郑小雪说：“这不是一个自己和自己相互协调的状态，你是被数字媒体所牵引的，是无意识的。你想要抵达自己和自己协调的状态，应该是一个能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