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强奸杀害的女儿，救了很多女人”

近日，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对40岁的西蒙·利维作出判决。法官卢克拉夫特对其判处“终身监禁令”，意味着除极端特殊情形外，他终身不得假释。此前，陪审团已经认定，利维于2025年3月和8月先后杀害53岁的卡门萨·瓦伦西亚-特鲁希略和39岁的谢丽尔·威尔金斯，并强奸、重伤另一名女性。此外，他还在伦敦公共交通系统中性侵多名女性。

案件宣判后，英国警方和司法系统备受舆论质疑。利维早在2021年便因性侵被判刑，出狱后被列入性犯罪者登记册，此后数年又因不同案件多次进入警方视野。8月14日，英格兰及威尔士皇家检察署署长斯蒂芬·帕金森公开道歉，承认检方在利维案件的保释程序中存在失误，并表示，如果当时利维被还押候审，第二名被害者威尔金斯“可能今天仍然活着”。



AI插画/adan

一犯再犯

如果按照法院庭审披露的时间线回溯，利维最终走向杀人，并非毫无征兆。

他的性犯罪记录至少可以追溯到2018年。当年，他分别性侵两名女性，并因此获刑。2021年服刑期间，他又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性侵一名女狱警。这起案件长期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直到2025年才被正式起诉。出狱后，利维又把活动范围扩大到伦敦的地铁和铁路系统。从2023年10月至2025年5月，他在不同车站和列车上连续袭击女性，惯用方式是在拥挤车厢中靠近目标，用系在腰间的外套遮挡自己的手，然后实施猥亵。

2025年1月21日，一次更为严重的袭击发生在他住所附近、北伦敦托特纳姆一家B&M大型折扣商店后面的停车场。一名依法没有公开姓名的女性当时从事街头性交易。庭审披露，她曾被人贩运进入英国，同时有海洛因成瘾问题，有时以性行为换取金钱或毒品。她与利维来到停车场后，要求对方先付款，随即遭到袭击。利维将她压倒在地，造成锁骨骨折，随后捂住她的口鼻、扼住颈部并实施强奸。她不断挣扎，最终失去意识。检方后来告诉陪审团，她当时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

她最终活了下来，并在四天后向警方报告遭到强奸。由于当时正在经历海洛因戒断，她无法立即完成正式笔录。虽然她已经能够指出袭击者居住的大致位置，案件却没有迅速推进。直到数月后，她才完成详细陈述和辨认程序，并认出了利维。

就在这段时间里，第一起谋杀发生了。2025年3月17日，53岁的瓦伦西亚-特鲁希略被发现死于伦敦东南部艾尔斯伯里一座基本废弃的住宅楼内。她同样是一名处境脆弱的性工作者。警方调查发现，利维的DNA出现在死者身上，其血迹也出现在附近楼梯间。4月1日，利维因涉嫌谋杀被捕，但由于当时证据尚不足以提出谋杀指控，随后获释。

此后几个月，被释放的利维仍然不断出现在伦敦公共交通网络中。8月24日凌晨，监控录像拍到了威尔金斯人生最后的一段行程。她在托特纳姆的一条公路旁遇到利维，随后两人前往B&M商店后面的停车场——正是年初那名女性遭强奸的地点。数小时后，威尔金斯被发现死亡，身上有83处伤痕，第二天本应是她40岁生日。

警方最终将此前散落在不同案件中的DNA、手机记录、交通卡数据、监控录像和幸存者证词拼接在一起。2025年9月，利维再次被捕，此后再未获释。今年8月，陪审团认定针对他的两项谋杀、强奸及其他主要指控成立。

从性侵女性，到监狱中袭击女狱警，再到公共交通上的连续性侵、暴力强奸和最后的两起谋杀，利维的犯罪行为呈现出清楚的暴力升级轨迹。更具争议的是，在这条长达数年的轨迹中，他几乎一直没有脱离英国刑事司法体系的视野。

“灾难性的失败”

英国对高风险性犯罪者有一套颇为完整的制度设计。达到法定条件的性犯罪者出狱后需要登记，定期向警方报告姓名和住址等信息；警方和缓刑部门可以登门检查，并通过多机构公共保护机制（MAPPA）共享信息、评估风险。利维恰恰是这套制度理应重点管理的对象。

但调查显示，利维在不同部门之间留下了大量信息，却没有形成有效的风险预警。《泰晤士报》将此案形妊酞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英国交通警察、大都会警察局、皇家检察署以及其他司法机构分别掌握了利维犯罪历史的一部分，却在调查速度、风险评估、信息共享和保释程序中接连出现问题。

一个颇具象征性的细节发生在2024年。当时，大都会警察局将利维作为登记性犯罪者的风险等级从“高”调低至“中”。负责监督他的警员定期登门，利维告诉他们，自己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大部分时间待在家中看YouTube和电影。警方后来承认，他的视力问题也是风险评估考虑的因素之一。但现实却完全不同：这个所谓活动能力降低的犯罪者正在伦敦地铁和铁路网络中频繁移动，连续寻找女性实施性侵。

其他环节同样出现漏洞。利维涉嫌多起列车性侵后，英国交通警察的辨认程序和案件处理发生拖延，他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性侵女狱警的案件也迟迟没有转化为新的刑事指控。《卫报》梳理发现，从监狱性侵案发生到相关指控真正提出之间，利维又袭击了十余名女性。

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在保释环节。皇家检察署署长帕金森8月14日承认，在涉及利维的部分保释听证中，检方没有向法庭呈现有关他的全部重要信息。部分听证发生在繁忙的周六，办案人员未能从系统中发现其他正在进行的严重案件。于是，当法官判断利维究竟应该继续保释还是还押候审时，摆在法庭面前的人物风险画像并不完整。

案件宣判后，各机构间也出现了责任争论。伦敦大都会警察局长马克·罗利指出，警方曾经要求法院将利维还押，并质疑他在服刑期间性侵女狱警后为何仍然能够获释；政府方面则回应称，当时监狱管理部门没有继续关押他的法律依据。大都会警察也承认自身存在失误，目前至少两名警员因为对利维的风险管理问题受到调查。

英国刑事司法制度高度分工：警察负责调查，皇家检察署决定是否起诉并代表公诉方，法院独立决定保释，监狱和缓刑部门负责服刑及出狱后的管理；涉及高风险犯罪者时，又需要多个机构共同参与风险评估。每一道程序都有自己的法律边界。然而，当案件数量膨胀、人员不足、数据库割裂、信息传递迟缓时，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就会产生致命漏洞。

近年来，伦敦有超过万名登记性犯罪者需要警方持续监督。英格兰和威尔士皇家刑事法院案件积压长期处于历史高位，警察、检察机关和监狱系统也持续面临资源压力。

英国妇女司法中心称，利维案呈现出一份跨越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失败清单”。直到两名女性死亡以后，制度才完成了此前数年没有完成的事情：把散落在不同警察部门、不同案件和不同数据库中的信息放到了一起。



西蒙·利维 图/伦敦警察厅

“女儿救了很多女人”

利维选择什么样的受害者，是理解这起案件的另一把钥匙。

庭审中，检察官汤姆·利特尔特别强调了三名主要受害女性的共同特征：她们都在糟糕的民宅甚至是街头从事性工作，或者以性行为换取金钱和毒品。检方认为，利维之所以寻找这些女性，很可能正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逃脱惩罚。

其中，那位被隐去姓名的幸存强奸受害者处境尤其复杂。现有公开资料并没有说明她来自哪个国家、因何被贩运，也没有证据证明她遭袭时仍受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她的遭遇显示了传统刑事调查程序面对高度脆弱受害者时的困难。正常的刑事调查往往需要受害人及时报案、接受长时间讯问、持续与警方联系、完成辨认程序，并在可能长达数年的司法程序中不断配合。但人口贩运受害者、毒品依赖者、无家可归者和街头性工作者，往往最难满足这些条件。

这种错位长期困扰着英国司法系统：遭受暴力风险最高的人群，往往也是最难通过正常渠道获得保护的人群，也因此容易成为有经验掠夺型犯罪者的目标。利维选择隐蔽的停车场、拥挤的地铁车厢，也选择那些生活不稳定、存在毒品依赖或者以性交易为生的女性。检方所说的“他相信自己能够逃脱”，揭示了犯罪者利用社会边缘地带保护缺口的心理。

一个并不光彩的历史案例，也再度被提起。1975年至1980年间，“约克郡开膛手”彼得·萨特克利夫在英格兰北部连续杀害13名女性。当年的警方调查曾过度强调部分受害者从事性工作的身份，并在公开表达中将她们与所谓“无辜”女性区分开来。此后，这种隐含的受害者等级观长期被视为英国警务史上的一个教训：当社会默认某些女性因为职业和生活方式更加接近危险，针对她们的暴力也更容易被当作某种必然。

近半个世纪后，英国警察的工作方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然而，利维案仍然提出了相似的问题：刑事司法制度是否真正具备识别和保护社会边缘女性的能力？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恶性案件使这个问题日益凸显。2021年，33岁的萨拉·埃弗拉德被伦敦大都会警察韦恩·库曾斯绑架、强奸并杀害；2023年，另一名大都会警察戴维·卡里克因长期实施强奸和性暴力被判处终身监禁。萨拉事件后，针对舆论反应强烈、社会影响很大的事件，英国政府组建了名为“安吉奥里尼调查”的中立机制，并持续追问：警方应如何更早识别具有掠夺性倾向的男性，以及现有制度能否有效防止针对女性的暴力不断升级。

英国警方近年来已经把针对女性和女孩的暴力称为“全国性紧急状态”。截至2026年3月的一年内，英格兰和威尔士警方共记录超过21.7万起性犯罪，其中强奸案件超过7.4万起。不过，英国国家统计局也反复提醒，警方记录数量同时受到报案意愿提高和记录方式变化影响，不能简单等同于实际犯罪率同比上升。

因此，利维案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英国是否出现了更多性犯罪，而是一个已经被识别、登记、监督并多次进入调查程序的危险人物，为何仍能一步步从性侵走向谋杀；同时，那些最容易成为掠夺型犯罪者目标的女性，是否能够被刑事司法系统及时看见。

案件宣判后，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受害者事务官员和多个妇女权益组织都要求有关部门解释，为何如此多的预警信号没有被及时整合。威尔金斯的母亲则在法庭上说，她相信女儿的死亡最终阻止了利维继续伤害更多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儿“救了很多女人”。这句话在英国媒体的报道中被反复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