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少奇平反到“反党集团”？五中全会与习近平“甩锅术”

10月五中全会若成为又一次政治清洗的舞台吗？（图片来源：Feng Li/Getty Images）

所谓“五中全会”，就是“中共历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按照近数十年的惯例，五中全会通常以经济与五年规划为主题。从十四届五中全会开始，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的建议，几乎成为五中全会的固定议程。

但众所周知，中共政治的特点在于，政策议题与权力斗争交错。会议可以公开讨论规划、改革与党建，真正牵动高层神经的，却可能是人事调整、政治责任被追究等等。所以说五中全会也是观察中共政治气候的窗口。

回看中共历史，若干五中全会在若干历史转折关头，往往也是高层权力重新洗牌、政治旧帐集中清算的舞台。

十一届五中全会：“平反”刘少奇与改革派重组权力核心

1980年2月举行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就是五中全会兼具制度调整与权力重组功能的典型案例。彼时距离文革结束仅三年多，中共虽声称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把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但文革留下的人事格局、政治冤案与组织运作方式，仍未真正清理完毕。华国锋名义上仍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则已在党内取得日益突出的影响力；改革派与旧体制人物之间的消长，仍在持续进行。

会议公开的主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但其处理的其实是一整套政治秩序重建工程。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十二大，通过党章草案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重新设立在文革期间被撤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这一安排并非单纯恢复机构，而是重建日常党务运作与干部管理的中枢。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与胡耀邦同时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彭冲等人进入书记处，意味着一批被视为改革派或务实派的人物，开始在党内核心机构取得更稳固的位置。

与此同时，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人在会上提出辞职，获全会批准或提请免除其党和国家领导职务。这几人都与文革后期、华国锋时期的权力结构有密切关联。他们退出中枢，意味着文革结束初期形成的过渡性领导班底进一步瓦解。

十一届五中全会还有一个历史象征性的决定，是彻底为刘少奇平反。尽管刘少奇早已惨死，全会撤销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于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罪名，以及“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决议还要求，因刘少奇案而受株连的冤假错案，应由有关部门重新复查和平反。过去以最高权力意志制造的罪名，现在同样可以由新的最高权力以“集体决议”形式予以推翻。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一面批判文革式的无序政治，一面也显示中共并未放弃对政治表达的严密控制。全会除处理人事与平反问题外，还建议修改宪法，取消民众享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所谓“四大自由”。这一安排透露出“改革”初期的隐晦逻辑，中共需要纠正文革、恢复秩序和重建官僚体系，但不会容许政治开放超出党所能掌控的范围。

因而，十一届五中全会同时完成了三件事：以平反刘少奇否定文革政治遗产；以撤换旧人、拔擢新人改组权力核心；以重设书记处和制定党内准则，重建改革年代的组织规则。

十三届五中全会：六四后的军权交接江泽民上位

邓小平。（图片来源：JOHN GIANNINI/AFP/Getty Images）

九年后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发生在截然不同、也更为紧绷的政治气氛中。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运与六四事件，令中共高层经历了一场深刻震荡。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以武力处理北京局势而失势，并在6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撤去总书记职务；原本长期在上海任职、在中央政治舞台上资历较浅的江泽民，随即被推上总书记位置。

江泽民接任总书记，但权力交接并非已经完成。当时的邓小平虽已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却仍保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这一职务意味着对解放军的最终领导权。在中共体制下，党的总书记可以主持政治局与书记处工作，国家主席可以代表国家出席外交场合，但军委主席掌握的军权，才是最高权力的关键。

因此，1989年下半年出现了一种微妙的过渡格局：江泽民名义上已是党的最高负责人，但邓小平仍是党内最具份量的元老，也是军队最终听命的对象。六四镇压刚刚结束，军队在维持政权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在这种背景下，江急迫想获得军方承认。

1989年11月6日至9日，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公开议程是审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当时中国大陆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社会不安与改革放缓的压力，“治理整顿”成为官方主调，意味着在政治风暴后，当局准备以加强控制、维持稳定为优先。

这次会议通过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并任命江泽民接任军委主席；杨尚昆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任副主席，杨白冰任军委秘书长。这套安排并非单纯的退休人事，而是将军队指挥体系、元老政治与新领导核心之间的关系，透过全会程序重新固定下来。

中共官方将这次交接描述为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替”，并赞扬邓小平以实际行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但若从权力政治角度看，这也是一次危机后的权力加固。江泽民在六四后突然进京，既没有长期经营中央党务的资历，也缺乏直接统率军队的背景；只有在接掌军委主席后，他才从一名被元老推举的总书记，取得了名义上完整的党、政、军核心地位。

当然，名义上的交班不代表邓小平立即失去影响力。邓虽辞去职务，仍是党内最有份量的政治元老，对重大路线与高层人事保有强大影响，直到1992年南巡后仍能左右中国政治方向。江泽民接掌军委，首先得到的是制度上的名分；他对军队与党内权力的实质掌控，并非一步到位。

2026年习近平会在五中全会抛出“反党集团”吗？

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于10月召开二十届五中全会，会议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这是否意味着这次会议期间，会议之前及之后，又会有一场加强版的整党运动呢？是一次普通的整党会议？还是一次藉“全面从严治党”之名重新界定责任、处置异己、巩固最高权力的政治会议？

若二十届五中全会确实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轴，它所处理的恐怕不只是反腐问题，而是习近平在大批亲信、军方将领接连出事后，如何向党内重新解释其用人失败与统治危机。

习近平需要的，或许不是一次普通的整党会议，而是一套足以把责任转移出去的政治叙事。所谓“反党集团”，正可能成为这套叙事中最具震撼力的一张牌。

海外作者岳山在文章《五中全会演甩锅大戏抛出反党集团？》中指出：

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亲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大面积落马。本届中央委员会成员，至少有70人左右出事，占比近两成。这是中共“文化大革命”1976年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情况。

岳山认为，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通稿中，一面宣称“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一面又称党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实际是在为用人失察和官场持续震荡预先卸责。

他指出，五中全会将是习近平不得不面对党内质疑的场合。尽管中央全会在现行体制下多属程序性表决，但政治局仍须名义上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尤其2016年中办曾规定，对大面积“带病提拔”造成恶劣影响者，应追究党委主要负责人责任；依此逻辑，最高层同样难以完全置身事外。岳山认为，习或将继续以“世情国情党情变化”及“新问题”作为说辞，将其任内的用人与吏治危机，归因于客观环境和个别官员问题，而非自身决策失误，如此进行政治甩锅。

岳山认为，习近平若要淡化外界对其用人失察、官场隘败的追问，可能需要把责任转移到更具政治性的案件上。张又侠与刘振立今年1月被立案调查后，军方曾以“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等罕见重话批评两人，但官方迄今未公布具体案情与最终处理结果。

海外评论人士蔡慎坤、陈破空等人推测，当局或在五中全会前后进一步升高定性，甚至把张又侠、刘振立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相关传闻目前难以独立核实；但若官方最终采用这一政治标签，意义将远超一般贪腐案。

在中共政治史中，“反党集团”“野心家”“阴谋家”等措辞，往往用于将权力斗争包装成对“篡党夺权”的清算。习近平时期，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孙政才等人亦曾被官方指涉政治野心或阴谋活动。若张又侠被套上同类定性，目的不仅是处置个人，更是对军中、红二代及党内高层发出警告：任何可能挑战军委主席权威、阻碍习近平延续权力的人，都可能被视为政治敌人。

总之，对习近平而言，制造更大的敌人，或可暂时转移外界对其用人失败的追问；但整肃越扩大，也越说明中共高层的互信与制度运作已经严重受损。10月五中全会若成为又一次政治清洗的舞台，将成为最高权力对不安全感的进一步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