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负责斗法，下层负责受罪

西晋末年，匈奴人刘聪率军击败了西晋都城洛阳的守军，洛阳被攻占，当时的皇帝晋怀帝司马炽等一众王公大臣均被俘虏，之后西晋朝廷又历经五年多的垂死挣扎，终于在316年灭亡。

在公元307年到公元317年这十年里，匈奴人灭亡西晋的战争，称之为永嘉之乱。

司马睿 （276年－323年）

既提到永嘉之乱，就不得不再提到一个叫司马睿的人。

司马睿，晋朝宗室，祖父司马伷是西晋奠基人司马懿的儿子，但可惜是庶出，不过司马伷才干过人，在西晋平吴的过程中立有大功，因此他这一支还算兴旺，他父亲司马觐就能力平平了，一生并无突出事迹，只不过是袭爵琅邪王而已。

到司马睿再袭爵之时，正赶上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傻子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登基，因为皇帝无能，刚刚完成统一事业的西晋国家机器就轰隆隆的开进了八王之乱的泥潭。

学界对八王之乱骂声一片，但从现在的历史视角往回来，其实这场塌天大祸是必然会发生的。

西晋取代曹魏之后，武帝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曹魏之所以短命，很大的原因在于宗室到后来已无法掌握权力，导致皇帝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最终被奸臣篡位（当然武帝不会认为自己是奸臣），那么为了不重蹈曹魏的覆辙，他开始大量分封同姓王，而且积极的赋予他们军政大权，希望可以以亲戚们来建立起一道藩屏，护卫天子。

这个办法并非武帝首创，此前有人尝试，此后也有人步其后尘。

刘邦在击败异姓诸王后，大封刘氏子弟为王，并扬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他的目的和晋武帝是一致的，就是为了防范外人篡位，确保江山永远在自己的后代手里。

但很显然刘邦的安排并不够成熟，汉文帝时有济北王，淮南王起兵，汉景帝时更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声势浩大，还是窦婴和周亚夫站了出来才勉强平定，所以到汉武帝时期，逼得汉武帝不得不发布推恩令来收拾这些亲戚们。

而在晋武帝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也把自己的二十多个儿子在九边重镇分封开来，结果朱元璋尸骨未寒，建文帝意识到爷爷留给自己的藩屏其实更像是给自己挖坑，于是着手削藩，导致了靖难之役的爆发。

包括唐朝，唐朝虽然没有严格实行分封同姓王来掌握兵权，唐朝在边境设置了很多节度使，其实节度使制度就是藩王制度的变种，也是赋予他们军事，政治上的大权，结果我们都知道，节度使制度酿成了安史之乱。

（古代的藩屏）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历代皇帝们的愚蠢，而是因为他们几乎都面临一个几乎是无解的困境，朝廷里无非文官，武将，宦官，但这些人都不能使皇帝相信，皇帝唯一能稍微相信的，就是自己家的亲戚，但问题又来了，你不帮衬亲戚，亲戚就是穷亲戚，可要是帮衬了，亲戚也有权有势了，他还凭什么听你的？

晋武帝等人作为皇帝，轻易的进入了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他们天然的以为血缘关系就是情比金坚，可以抵消政治利益的分歧，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决定双方关系的根本就不是所谓你跟我是一家人，而是各自所掌握的权力。

当宗室藩王手握独立的军队，财政，行政大权，并且盘踞一方时，他和中央皇帝的关系就自动演变成为了政治实体之间的博弈，而非家庭内部的长幼尊卑。

司马炎给予这些宗室太多的东西，地盘，军队，诸王们不仅拥有封国，往往还兼任地方都督，刺史，掌握一方军权财权，又因为他们的宗室身份，他们就成为了兼具中央代表和地方割据双重身份的实权人物。

更糟糕的是，皇位继承人晋惠帝司马衷智力低下，根本没有办法独自处理政务，这说明西晋的皇权是完全真空的，谁掌握了这个真空，谁就能控制皇帝，谁控制了皇帝，谁就能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

变乱首先由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引发，她利用楚王司马玮，除掉了在朝廷里掌握辅政大权的外戚杨骏，杨骏死后，她又接连除掉司马玮和汝南王司马亮，最终得以独揽大权。

之后是赵王司马伦，他杀死贾南风，又废掉了晋惠帝自立，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控制皇帝了，而是藩王们直接争夺皇位。

这之后，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坐不住了，他们开始讨伐司马伦，战争从中央扩散到了地方，从宫廷政变转换为全面内战。

诸王交替控制洛阳，互相攻伐，而且他们的关系非常复杂，前一秒还是盟友，下一秒就翻脸，时局变化也很快，胜利者转眼就会成为被讨伐者，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相对阵，沿途烧杀掳掠，百姓流离失所。

如果仅此而已，八王之乱也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内斗而已，但内斗造成的不仅仅是社会失去秩序，统治体系也全面瘫痪了。

首先说，晋惠帝本来是法统的象征，但他沦为傀儡，被诸王反复劫持，废立，这不仅导致晋惠帝本人失去权威，也让西晋的政权合法性荡然无存。

晋惠帝 司马衷 小像（（259年－307年）

其次说，战乱，饥荒，瘟疫使大量百姓成为流民，一部分流民在巴蜀别开天地，另造乾坤，建立了和西晋分庭抗礼的成汉政权。

最后说，一个刚刚建立的政权赖以维持统一的是什么？

是军队。

但军队在这样的内战中损耗殆尽，朝廷已无力抵挡外患，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内迁民族也被卷入战争，并在八王之乱后建立政权，最终攻破洛阳，长安，西晋灭亡。

八王之乱开始前，西晋有一年闹饥荒，田地绝产，颗粒无收，很多百姓没饭吃，每天都有人饿死，有人把情况汇报给晋惠帝，晋惠帝说：

老百姓吃不上饭，可以喝肉粥啊。

八王之乱爆发之后，有段时间晋惠帝被成都王司马颖控制，一次司马颖吃了败仗，慌乱之中他顾不上别的，只好带着晋惠帝逃跑，他们乘坐一辆辎车，事出仓促，车里没有锦褥，没有帷幔，甚至连块像样的垫子都没有，因为跑的太急，所以什么都没带。

辎车飞驰，道路两旁的景象让久居深宫的惠帝感到陌生，根据推测，他当时大概是走在从获嘉到温县的道路上，此处为黄河冲积平原，土肥水足，是司隶校尉部最要紧的产粮区，晋武帝时曾在此设置常平仓，年储谷十万石，以备灾荒，这条路也是谒陵的必经之路，皇家每年祭祀先帝，仪仗浩浩荡荡，旌旗蔽日，沿途百姓跪拜如仪，山呼万岁，而现在官道两旁的田地里，麦茬早已枯黑，那不是收割后的痕迹，而是被大军践踏后倒伏腐烂的尸骸，沿途的驿亭门板歪斜，井边杂草丛生，早就无人再打理，数十里之内，惠帝竟看不到一个行人。

这当然不是没人，而是老百姓都躲了起来，兵过如篦，谁还敢在官道边露面？

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晋书》帝纪卷第四：有老父献蒸鸡，帝受之。

（史料原文 图片）

道路旁突然出现一个老者，认出这是皇帝的车驾，他跪倒在地，向早已饥肠辘辘的惠帝献上了一只蒸鸡。

有读者说，老者（老百姓）真善良，这个时候还给皇帝投喂零食，但作者感觉这似乎并非是单纯的善良和怜悯。

《孟子》说“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人类共通的自然情感，但老百姓面对的不是一个掉到井里的孩子，而是皇帝，是天子，这不是人性本善，这是儒家教化把这种朴素的情感，系统的导向并固化为了一套等级化的伦理义务。

在八王之乱前就有百姓饿死的情况出现，那在八王之乱爆发时，百姓的日子能有多好过？老百姓拿出的这只鸡，可能是他仅有的，仅存的食物，但在百姓的下意识里，君父蒙难，身为人臣，身为人子，奉献所有是一种本分，而不是施舍，这是一种内化了的自然行为。

汉时，儒学构建的就是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沉淀，到此时已经威力巨大，惠帝就算是一个毫不关心百姓的混蛋皇帝，痴呆皇帝，但他仍是皇帝，他的地位如同日月星辰一样，不以其个人智愚或道德为转移。

数百年来，哪怕是在如此艰难的境地中，百姓还在遵守儒家的教训，但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却暴露出了，最顶层的统治者已完全脱离了儒家对皇帝“体察民瘼”，“仁民爱物”的基本要求。

惠帝是否大快朵颐，填饱了肚子，无从得知，但在这片江北的荒野里，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老百姓，用他珍贵的粮食，为行将就木的西晋政权，完成了最后的祭祀。

献出食物的百姓，他们的不幸，是来自于被施舍者所代表的一切，但施舍者献出食物的驱动力，也同样来自于被施舍者所代表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