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路易斯号，到休达事件。

说个昨天的事情，最近睡不好，下午昏睡，傍晚起床，昨天傍晚点开手机，看到一位移民海外的朋友给我的留言，说他最近被所在国右转、出尔反尔的移民政策给整破防了，但自己身家都搬过来，问我应该怎么办，可预见的未来该国（更或者说全球）右转排外的趋势有没有可能回转？

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特别无力，也只能简单跟他说一句：我觉得不会，要准备好接受现实。

发出去后对方没回，我担心这条留言可能有点打击到对方了。所以想多写几个字。关于我们的人生，关于这个世界。

说实在的，我能理解这位朋友的焦虑和苦楚，人到中年，背着家产甚至全家的命运，想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平稳的度过后半生，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想法，所以最近几年世界范围内来来去去的迁徙潮挺多的。

但是实话实说，我们碰上了一个对移民并不那么友好的时代。而且这种时代在世界范围内是周期性发作的。

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众所周知，二战前纳粹德国开始排斥犹太人，其实不仅仅是德国，从十九世纪末到20世纪整个上半叶，排犹都是一种弥漫世界的风潮：

比如19世纪末，法国陆军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诬涎酞德国间谍。我在我之前的文章中讲过这个事情，面对这起赤裸裸的冤案，大作家左拉和克里蒙梭是少数派，全法则沉浸在一种反犹狂热中，作为“启蒙运动发源地”的法国，其民间和高层同样深埋着根深蒂固的排外与反犹情绪。

再比如1924年，作为传统移民国家的美国通过了《移民法》严格限制了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配额，这个法案在今天看来你可能觉得平平无奇，但在当时极大地堵死了当时急需逃离欧洲右转国家的犹太人的生路。

美国做出这种反向示范后，其他国家纷纷跟进，1939年，载有900多名犹太难民的德国“圣路易斯号”邮轮驶向美洲。你想那是1939年，德国已经在最黑暗的时刻了，犹太人在纳粹的统治下活的犹如地狱，很可能是倾家荡产才买到了这样一张船票，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维系在这最后拼死一搏的逃生机会上。



然而，圣路易斯到港后，古巴、美国和加拿大先后以移民政策和配额为由，拒绝让这批难民入境。邮轮在辗转美洲多个港口后，最终被迫返回欧洲，全船的难民哪里上船从哪里下，最终有近三分之一的乘客后来死于纳粹集中营里。这次事件，成了当时全球排外浪潮最冰冷的一个注脚。

今天人们谈起二战，本能反应总觉得的是同盟国战胜了法西斯、民主战胜了专制，开放包容的全球化和普世价值战胜了以邻为壑的种族主义。但回望历史，你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在双方的矛盾达到最高点之前，有大量像“圣路易斯号”邮轮上的犹太难民那样的企图逃生者，他们逃难到大洋彼岸，得到的却是最冰冷最无情的拒绝——你是死是活不关我们的事。

这就是当时和现在都依然称自己是自由灯塔的美国，曾经干出来的事，以及可能未来还会干出的事。

只不过这些可怜人，没有被时代记录下来，或者说刻意抹去了而已。人类的无情，就在于我们常常会忘记那些在历史长河拐角处被牺牲掉的群体，因为他们并不符合我们许多提炼这个世界“主旨”的宏大叙事，比如，二战是民主战胜了法西斯。

但一个有趣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二战或者说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全球会经历这样一场右转浪潮呢？回答其实恰恰是，民主的普及化。

其实一战前后，正是西方世界现代普选制最终确立的黄金期。

1918年，英国通过《人民代表法》，基本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并赋予了部分女性投票权；1919年，德国魏玛共和国成立，确立了当时世界上最进步、最激进的绝对普选制；法国和美国就不用多说了，通过修宪和法律废除了财产限制，真正将选票送到了每一个普通底层工人和农民的手中。

这本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高光时刻，对吧？底层民众终于有了发声的渠道。

但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刚刚拿到选票、获得了政治话语权的底层选民，在行使民主权利的第一时间，首先把矛头对准的，就是外来者和犹太人这样的非我族类。

在英国，选票的下放直接催生了民粹主义的抬头。上世纪20年代，随着普选选民的激增，英国底层劳工面对战后萧条和失业，最强烈的呼声不是如何改善经济结构，而是要求政府出台《外国人限制法》，严厉排斥外来移民。

在魏玛德国，情况则更加极端。那个拥有当时最完美民主宪政、全员普选的社会，非但没有变成包容开放的乐土，反而成了煽动仇恨的温床。底层选民在战败和恶性通胀中挣扎，他们手里有了选票，却缺乏长远的政治理性。希特勒和纳粹党正是精准地捕捉到了这股狂热的“底层民意”，通过将所有社会危机归咎于“犹太人在背后捅刀”、“外来资本吸血”，成功通过一张张合法的选票，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这就是历史最冰冷的一面：当民主真正下放到每一个升斗小民手中时，最先出现的并不是善意，人性中天然的、自私的族群防卫本能就被彻底激活了。

因为大众民主天然地具有排他性，它首先要确认的是“谁是我们”，然后就是“谁在抢夺我们的蛋糕”。

这就是历史的韵脚，而它在今天几乎是在一比一地重演。

欧洲我们就不用说了，就举例美日吧，川普前段时间试图取消在美国出生者自动获得美国国籍，还好被美国最高法以违宪为名叫停了，这似乎证明了美国制度在乱世摧折中还有一点刚性。但日本就没那么幸运了，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从就劳、经营管理、到永住政策，折腾外国人的“新政”几乎一个月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汇率、股票暴跌，许诺的减税遥遥无期。连日本人自己都说她“折腾外国人一门灵”，更有有识之士直言日本少子化都如此了，这样驱赶外国人是要闹哪样？但你有什么办法呢？在底层排外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搞这一套就是能弄来选票。

这就是那个朋友问我，十年之内会好转吗？我觉得好转不了的原因——政客的方针可能是以十年为周期，但民众的情绪要比这个周期长得多。你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的上一轮逆全球化周期走了多久的时间？整整三十年。更何况终结它的是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而这一次才刚起头，且因为原子弹的存在，压力没有办法通过世界大战那样的剧烈冲突来释放，只能“缓释”，这就将是一个更漫长、非理性且折磨人的过程，这才刚开始，哪儿到哪儿啊。

所以前两天，看到西班牙的休达遭遇北非难民闯关的事情。我觉得挺有寓意的——这个八万人口的小镇，一下子闯进来5万的非法难民，我想两边的人都有自己的道理：难民们想的是，我们日子活不下去了，你们不是民主自由么？给口饭吃。但镇上的居民觉得，这年头，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于是夹缝当中，无数人的身家性命被一批批的损耗。

很多人觉得，这些难民和我们距离很远，毕竟我们是“中产”么。但其实，乱世里，人和人的命运没有那么强的分野。

但等着看吧，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怕是要以此为契机，下更重的手赶人。

我们过去三十年所习惯的“买张机票、办个投资，就能在全球当个优雅世界公民”的黄金时代，已经彻底终结了。还没来得及从这种思维中撤出、又没有成功上岸的人损失巨大。而这是必须付出的摩擦成本。

那么该怎么办？想了又想，我不知怎么宽慰那位朋友——很多人可能觉得移民都是有钱人，其实这几年，大量的中产是抻着脚做到这一点的，这种趋势的反转对他们损失巨大，半生的积蓄，腰斩甚至大部分赔掉也不是没有。

但我只能拿出我自己遭遇挫折时经常宽慰自己的话，来安慰您：

“吾手尚在”。我的手还能工作，还能拼搏，去哪里，都能活人。

是的，吾手尚在。只要有能力，有才华，抛弃了家业，和之前走的那段弯路，回来或者去另一个地方重新干起，不愁养不活自己。我最喜欢的思想家之一，卡尔·波普尔，二战前的那个乱世，从德国到新西兰、从新西兰到英国，辗转漂泊了许多个地方，每一次莫不是重新适应、从头干起，你说他这辈子折不折腾？折腾？他没做出来么？做出来了。

乱世里的人就是不得不长出这种韧性，暴风雨毁灭了你的窝，清洗了你的家当，你甩甩头，重新开始，只要能力在，一切都还来得及。

就像我今天这篇稿子，本来都已经临近写完了，结果一个不小心，把文章全部删除了，折腾了好长时间，就是没办法恢复，不得不凭着记忆，重新写了一篇。

你写过文章的话，会知道这样对人的打击是很大的。我想没想过放弃，今天干脆就不更了呢？想过，不是总有同行对我日更嗤之以鼻么？但我停不下工作的心，我知道在这个时代里，想要逆流而上，想要终究不信邪，做出一点事情的人，没有从头再来的心是不行的。

朋友抛给了我这样一个其实没有解法的难题，我也只能用这样一篇文字回复他——无论在何方，去哪里，愿您挺住，别趴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