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戈壁，挖出一座一千年前的罗马式浴场

三个小时，长途汽车在G7京新高速上穿过准噶尔盆地南缘的灰黄戈壁。窗外的风景单调得近乎恒定，直到博格达峰的雪顶从车窗浮出，绿色的玉米地和树林才填补上灰黄。这条路，唐代属于“新北道”——丝绸之路在天山北麓最重要的一条支线，从巴里坤穿越天山到天山北麓的必经之地，全程数百里，骆驼背上颠簸几天。而奇台，正是这条道上一个必须到达的地方。

西汉时，这里属车师后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归西域都护府管辖。到唐代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在此设蒲类县，后归北庭都护府统辖，治所就在今天奇台县城东北角的那座土城——当地人世世代代叫它“唐朝墩”。城不大，东西宽三百余米，南北长四百余米，恰好是一个唐代“坊”的尺度。那时，它坐落于天山东段博格达山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的绿洲廊道中部，南倚雪山融水，北拒流沙侵袭，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至关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控扼着从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北麓的咽喉，往来使者、商旅、戍卒，都要在此歇脚、补给、换牒，再继续向西或北上。

2018年，考古队的探铲第一次落在这片台地上。此后数年，佛寺、景教寺院、带有地暖烟道的罗马式浴场，依次从黄土下浮现。泥土一层层剥开，翻动了这本被风沙掩埋的大书。

新疆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 图/新华

小城里的蒸汽浴场

在奇台县客运站点下了长途汽车，引擎熄火，戈壁的燥热一下子涌上来。沿着站前那条水泥路走出去，不过两百米，就到了县城的主干道，主干道一路向北，走到“古城北街”，就能找到唐朝墩古城遗址。《奇台县志》里记着：光绪十五年（1889年），奇台县城从老城“靖宁城”迁到现址，因境内有唐朝墩古城，复得名“古城子”。百余年过去，老城墙不复存在，可地名留了下来。

街巷两侧，裁缝铺、烤馕店等小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我小时候就知道这儿有一座废城，几千年了，以前土里还翻出来过碎陶片。”66岁的阿布力孜从小在遗址边的村子长大，小时候没少到遗址上玩，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古城遗址北有个大土墩子，所以当地人叫它“唐朝墩”，周围一直有人居住，老百姓和这座古城相伴生活在一起。正是这个原因，2018年，当任冠跟着他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的创始人魏坚来到古城遗址，正式开始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时，并没抱太大期望，因为古城规模不大，周边又建有民房，城内堆了不少生活垃圾，地表也有取土破坏，他们推断，很可能城内地下文物保存不会很好。但没想到，8年来，惊喜不断。

上图：浴场遗址西侧支撑柱结构 图/新华 下图：2022年10月7日，考古人员在唐朝墩古城遗址发掘现场。图/中新

第一年经费有限，考古队想先选一片“不那么重要”的角落摸一下基本情况。任冠带着学生，在城的东北边缘先挖了几个探方，出土了一些陶片，还有成串的开元通宝，能证明脚下是唐代的地面，却没有什么重要建筑遗迹。正有些心灰意冷，任冠突然想起来第一片发掘区南边还有一块地——地势略高，相对平整，那里紧邻着探方，却一直没被注意。抱着“最后试一下”的念头，他带着工人走过去，选了个点，将洛阳铲垂直打入地面。

还不到一米，铲头猛地一顿，像是撞上了什么硬物。工人把铲子拔出来，带出的土里夹杂着暗红色的碎末——是红砖残块。任冠心头一跳。他让工人在周围隔几米打一个孔，一连打了十来个，地下不到一米处，红砖的分布密集而规律。不是孤立的弃砖，是成片的结构。

他们当即在这片区域布下第二个发掘区。土层很浅，不到一米就开始露出砖面，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烧灰——灰烬层厚实，黑色与红色交织，说明这里经历过长时间用火。起初谁也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有人猜是烧砖或烧陶的窑，围观的老乡也凑过来，一位大爷指着灰烬层信誓旦旦地说，这里以前是制硝的作坊，硝厂就在这一片。可发掘出来的陶片和地层关系都指向更早的年代，制硝的说法显然对不上。

谜底是随着碎砖的清理一点一点揭开的。那些散乱的砖块被移开后，下面的结构逐渐清晰：砖砌的柱子，一根一根，方砖平砌，排列规整，一垛一垛地立着。整个布局呈现出一种秩序感——中心是一个八边形，边缘分出八个独立的房间。这显然不是窑址——窑是穹顶、火膛、烟道的构造，不会在里面砌这么规整的砖柱。这些柱子是人为精心砌筑，承载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功能。

这种建筑，在中国境内发掘过的遗址中，实在罕见，但事情偏偏就这么凑巧。唐朝墩遗址发掘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坚曾带学生远赴瑞士日内瓦进行考古交流，那时，他在罗马时期的古城遗址内看到一种奇特的建筑遗存：开阔的场地里，一排排砖垛规整地排列着，间隔均匀，像棋盘上的棋子。瑞士同行告诉他，那是“罗马时期的公共浴场”，砖垛架起挑空的地板，火在底下流动，热气顺着砖垛间的巷道烘烤地面，上面再封顶、起池子——热水池、温水池、冷水池，一应俱全。魏坚觉得有趣，接连跑了好几个类似的遗址，把这种挑空式地板结构的样貌记在了心里。

“实在有意思！在那儿看见啥，回来就挖了个啥。”魏坚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唐朝墩古城遗址里那些排列整齐的砖垛，跟他在瑞士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接下来的发掘印证了那份直觉。砖垛持续延伸，范围越来越大，布局也越发清晰——俨然一座完整的罗马式公共浴场下半部分。北端紧邻着灶膛，炉火就从那里燃起，烟火沿着砖垛间的巷道加热上面的地板。离火源最近的是蒸汽室，挨着的是主体洗浴室，西南角那个房间底部实心，没有砖垛，可能是休息室。整个平面呈九宫格布局，东北角发现排水井，排水的管道为木质，西北角对应着取水井，东侧留有门房，四周墙体上还有烟道。

《罗马建筑十书》里记载过这种结构。这座建筑的具体形制或许与地中海地区的标准样式有所不同，但基本构造和技术传统一致。一座罗马式浴场，就这样出现在天山北麓的唐代古城里。

浴场遗址发现后的几年，任冠和同事查阅了不少资料，并到中亚几个国家考察了一些浴场遗址以及15世纪建造、如今仍在使用的浴场，发现这种挑空式地热结构最早可以追溯到地中海地区，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发展成熟，随后沿着东西交通脉络，逐渐向东传播。2018年之前，这类浴场遗址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约旦、亚美尼亚一带——地中海以东、中亚以西，在中国境内还从未有过实证，这是在国内发现的第一座罗马式浴场遗址。

景教寺院北组中殿高台建筑（东—西）

然而，唐朝墩的这座浴场并非地中海那些宏大公共浴场的简单翻版。两者之间，隔着漫长的传播路线和数百年的演变：罗马时期的浴场，规模大，几十上百人同时泡在宽阔的池子里——这是电影里常见的画面，也是地中海式洗浴的典型场景。但当这种洗浴方式向东传至地中海以东、阿拉伯半岛北部的近东地区，气候变得干燥，水资源不再丰沛，浴场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大规模的浸浴被改良为蒸汽浴。

这是一种湿蒸，与今天常见的桑拿干蒸并不一样。桑拿依靠烧热的石头散发干热，而湿蒸依靠燃料在外部锅炉中烧出蒸汽，将水汽通过墙壁上预留的孔道送入室内，温热而湿润，对身体更为柔和。这种洗浴方式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逐渐定型，从近东慢慢传入中亚，最终翻越天山，在奇台这座小城里留下了一座砖垛和烟道保存完好的浴场。

景教寺院出土回鹘文“也里可温”

骑马的耶稣

浴场的发现，像一把钥匙，转动了整座城的锁孔。此前考古队对唐朝墩的认识还停留在碎片化的层面——中原风格的陶片、开元通宝、唐代地层堆积，这一切指向一个普通的边陲县城。但罗马式浴场的出现，忽然把视野拉远了：它有来自西方的建筑技术，那么大概率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中转站——不大不小，足够让东西方的人在这里歇脚、相遇、留下各自的痕迹。考古队获得了信心，城里面一定还藏着更多等待被揭开的遗迹。

2019年，考古队对城内进行了一次系统勘探，发现了几片建筑密集的区域，其中城址北部的一处尤其引人注意。几间规模较大的房址，紧贴着北墙——在唐代，北墙是军事防御的重心，墙外就是旷野和草原。他们推测，这或许是一处军政机关。

2021年，发掘区布下。起初只开了四个10米×10米的探方，不算大。按照前两年的经验，唐代地层埋藏较深，有些探方挖到三米多才触及唐代地面，所以谁也没对浅层抱太大期望。但清理表土不过十几二十厘米深，一个技工突然喊了一声：“有彩绘！”

景教寺院出土骨器组合 本版图/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队供

所有人都围过去。刚把浮土刮掉，色彩就露了出来，红、黑、白，线条依稀可辨。按常理，这么浅的地方出现的遗迹，往往年代较晚。但任冠心里打鼓，一时判断不了。彩绘脆弱，暴露在空气中容易褪色剥落，他让队员先用布盖住，暂不处理，把整座房址的轮廓先清理出来。房址远比勘探显示的更大，南北两堵东西向的墙延伸出十几米，远远超出了探方的边界。原本以为的几间方形房间，只是整座建筑的一角。结构也不像衙署或军营，那种规整中带着某种特殊的秩序感，让任冠隐隐觉得不对劲——这不太像住人的地方。

最终，他们还是决定揭开彩绘的一角看看内容。任冠和几个队员趴在地上，握着小毛刷和竹签，一点一点剔去附着在画面上的泥土。速度极慢，半小时不过清出巴掌大的一块。图像逐渐显现——一个人面部的轮廓，眉眼柔和，胸口以下有衣纹，线条间隐约可见某种对称的图案。一位博士后举着相机从上方拍照，取景框里的人像比近看更完整。他盯着屏幕愣了一下：“胸口是个十字架。”所有人放下刷子凑过去。画面上的人物穿着开襟长袍，胸口正中，一个宽端十字架纹样清晰地嵌在衣饰之间——答案几乎呼之欲出，这里与宗教有关。

又过了些日子，一位技工在清理建筑废土时忽然远远喊了一声。任冠赶过去，见他手里托着一块黄褐色的砖，翻过来，砖面隐约有黑色的痕迹，拿小毛刷轻轻刷去浮土，痕迹露了出来——是墨写的文字，但不是汉字，也不是阿拉伯字母，而是一种陌生的字母文字。

根据此前的地层和遗物判断，这座建筑的时代基本锁定在西州回鹘时期，最可能的文字自然是回鹘文。队员拍了照片，第一时间发给魏坚。魏坚没有耽搁，直接将照片转给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荣新江——国内西域研究领域最顶尖的学者之一。荣新江的回复来得很快。砖面上最左侧那一列文字，他辨认出来，是“也里可温”。这个词在元代汉语文献中指向一个明确的身份——景教徒。

此后，清理工作更加审慎。建筑内部有一座高台，是主持宗教活动、讲经布道的圣台。台子墙面上，隐约可见用泥条贴塑的文字和彩绘痕迹，但酥碱严重，轻轻一碰就掉粉。队员们蹲在台子前，用细竹签和软毛刷一点一点剔除覆土，进度慢到以毫米计。某天，一个刚露头的图形让任冠停下了手。线条极淡，弧度隐约，但他一眼认了出来——又是十字架，与之前彩绘人物胸前的那枚几乎一模一样。

一块刻着“也里可温”的砖，两处相互呼应的十字架彩绘，一座带有圣台的礼拜空间——证据链逐渐闭合——景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一支，现代官方名称为东方叙利亚基督教。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景教遗存数量有限，主要分布于叙利亚及以东的伊拉克、伊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这里是目前国内科学考古发掘清理出的第一处景教遗址。

随着圣台墙面壁画的清理面积扩大，一尊骑像的轮廓逐渐清晰。头戴宝冠，冠顶装饰着十字纹样，骑跨在一匹备有完整马具的坐骑上，线条流畅，姿态庄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任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过后期的比对研究，最终认为，这幅画面描绘的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场景——在景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这是耶稣受难前最重要的节点之一，许多教堂的壁画都以之为题材。

佛寺遗址，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至元代废弃。摄影/本刊记者 李静

然而画面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依照《圣经》记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骑的是一头驴驹，但唐朝墩的这幅壁画上，骑的却是一匹装饰齐备的马。“这是典型的在地化。”魏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中国文化里，驴显得市井且卑微，“中国人觉得骑上枣红马才得劲儿。”这一置换，看似细微，却透露出宗教图像在跨文化传播时的灵活调适。

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经波斯抵达长安，带来了景教经典。唐太宗对其礼遇有加，并于638年下诏准许建寺传教。根据目前的考古测年，唐朝墩的景教寺院约建于公元8世纪。仔细观察景教寺院里出土的圣像，可以看到多种文化元素的交融：中原的线条技法、波斯和粟特的纹饰母题、希腊的棕榈花瓣，几乎是一部浓缩的丝绸之路线路图——每一种风格都标记着景教在传播途中停留过的地方。从地中海东岸到中亚绿洲，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北麓，它一路汲取、转化、重塑，最终在奇台这座小城的寺院墙壁上，凝结为一幅独一无二的中国化圣像。

就在与景教寺院遗址的同一轴线的古城遗址居中位置，又发现了佛寺遗址，建造年代与古城几乎同时，二者遥遥相望。晚于佛教寺院修建约百年的景教寺院，明显受到佛教影响。“景教壁画中使用了莲花纹样，尤其是脚踏莲花的人像，明显借鉴了佛教壁画艺术元素；景教寺院内出土的镏金铜像造型与佛教僧人形象很接近，出土的拱形陶器外形类似佛教的擦擦（泥质的小型佛像或佛塔）。”任冠介绍说。他认为，在唐代至元代时期，景教在新疆曾与佛教有过密切的交流联系，佛教对景教的影响也加速了景教的中国化过程。

几处建筑，印证了人们对那个开放、包容的大唐的一贯想象。唐代崇信佛教，从长安到西域，寺院是国家意志的延伸，也是日常生活的轴心。所以城正中央，是佛寺，与小城几乎同时建造。但佛寺并非唯一的主角，晚于它100年建造的景教寺院同样规模宏大，能在城内的重要位置占据如此广阔的空间，足见这座边陲小城对不同信仰的接纳程度。随着宗教活动频繁，丝绸之路往来客旅需求增加，公元10世纪左右，公共浴场初建，西方文明的物质生活细节，也在这座城里落地生根。

唐廷在西域设北庭和安西，驻军屯田，推行律令，但对于各族群的信仰和生活，则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智慧。此前学界对丝绸之路的讨论，多集中于长安、高昌、交河、北庭这样的大型城址。但丝路之上，更多的是中小型节点城市——商旅日行数十里，总要歇脚。这些节点长什么样，考古工作却相对薄弱。“唐朝墩”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它不大，但位置关键，宗教多样，人群复杂，是丝路北道上一座极典型的中转之城。

翻越天山

7月的奇台，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工地刚刚迎来一个安静的开端——佛寺和浴场遗址上方，保护性棚屋已经落成，展示项目的建筑在黄土台地上投下斜长的影子。站在刚铺好的木栈道上，可以看到整座城的轮廓。

虽然再往北20到30公里就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但南倚天山，融雪水从山巅淌下，汇成水磨河、白杨河，一路向北冲刷了千百年，将这片土地浇灌得异常肥沃。山与沙之间，是绿洲，是良田。几年前，相熟的老乡到考古工地上来给队员们送瓜，和魏坚攀谈起来，魏坚看盛夏的奇台地表温度50多度，又长时间不下雨，担心他们的收成，老乡告诉他：“没问题，不下雨小麦亩产也有600公斤。”

奇台县所属的这片绿洲，是一片沿着山脚延展的带状沃土，今天称为天山廊道。唐代，这里是第四条丝绸之路，史称“新北道”。这条道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贯通东西，更在于它物产丰饶。汉代已经来到这里——奇台东南的半山坡上，发现过一座东汉的“石城子”遗址，那便是耿恭抵御过匈奴的疏勒城。但汉代止步于此，那是一个前哨，一座孤悬山腰的堡垒。

真正把整个天山北道纳入版图的，是唐。唐在天山北麓实行两套并行的管理体系。行政上，庭州下辖金满、蒲类、轮台三县。金满为附郭县——州治与县治同在一城；蒲类县即今天的奇台，居东，轮台县居西，一东一西拱卫庭州。

而在这套行政建制之外，还有一套独立的军事体系。军城、守捉城、镇戍、烽燧，沿着沙漠边缘、天山北麓和山谷通道层层布设，三条防线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网络，既控扼丝路要道，也抵御北方游牧势力的侵扰。

唐代对天山北麓的开发，深远地影响了这片土地的格局。当时设立的主要城址——北庭故城与今吉木萨尔县、蒲类县与今奇台县、昌吉古城与今昌吉市、玛纳斯古城与今玛纳斯县——位置几乎一一对应，与现代城镇紧密相邻。这与内地许多古城远离现代城市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天山北麓的绿洲带，依山傍水，既宜农耕，又便于通行，唐代的选择遵循了自然与交通的逻辑，而后来的西州回鹘乃至今日的城镇布局，皆是在这个基础上延续和发展。这条廊道在唐代第一次被完整地开辟为东西交通的大动脉，而唐代的城址规划，也奠定了天山北麓延续千年的城市化格局。

唐代始建蒲类县时，它只是庭州东侧的一座普通县城。但它控扼着从庭州向东的整片区域，屯田、户籍、交通，皆系于此。当官员、戍边军士、工匠和佛教僧侣随建制而来，这座小城开始兴盛。

根据目前唐朝墩古城遗址发现的唐代植物考古样本，证实了小麦、粟、黍的广泛种植。铁犁铧的出土，标记着农业化进程的起点。至今，奇台仍是小麦主产区。

工匠同样抵达了这里。唐代的陶器，器型与河西、中原如出一辙，材质却截然不同——没有高岭土和釉料，只能在本地用普通陶土烧制。说明器物是就地生产，而非千里迢迢从中原运来。汉传佛教的僧侣、景教教士等宗教人士也带着各自的经典，在这座边陲小城相邻而居，各自安顿。

唐代院落遗址F26出土陶器组合 本版图/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队供

一件出土的陶瓮残片很有意思，上书“白米”二字。任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地不种水稻，这白米要么来自南疆，要么来自中原。它提示着：尽管城内以麦作为主，不同的饮食需求已在悄然生长。这座新兴的边城，正从草原上的游牧之地，一步步蜕变为丝路北道上一处热闹的人烟辐辏之所。

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回鹘人西迁，建立西州回鹘政权，以高昌为冬都，北庭为夏都。唐朝墩正处于两都之间的核心地带，从此迎来了它最繁荣的时期。回鹘人善经商，丝绸之路天山北道在唐代基础上愈发通畅，人员货物往来不绝。城市功能也悄然转变——早年以军政管理为主的县城，到了西州回鹘时期，商贸色彩日渐浓厚。浴场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而10至13世纪的遗存也是整座遗址中最为丰富的一批，说明人口与经济活动达到了顶峰。

12世纪，西辽建立，西州回鹘成为其属国。大约13世纪前后，“唐朝墩”经历了一次较大的破坏，或源于战争，或源于自然灾害。交通枢纽的功能逐渐丧失，城内不再如先前规整，军政功能部分南移至约5公里外的新建城址。这里更多成为手工业者、居民和信众的聚集地，宗教建筑被修缮重建，但城市整体走向了衰落。

14世纪中叶，察合台汗国发动的战争席卷天山北麓，大量城市被毁，人口迁离。“唐朝墩”最终废弃，一座延续了700多年的古城归于沉寂。

然而在唐代到元代的数百年间，这座城经历了无数次破坏——唐安史之乱、回鹘与吐蕃的战争、自然灾害的侵袭——但它总能重建，一次次在废墟上站起来。在任冠看来，除了丝路节点的地理优势，更重要的或许是城内聚集的多种宗教遗存。佛寺、景教教堂、浴场，这片土地承载了太多人的信仰与记忆。当一个地方具备了超越实用层面的意义，人们便愿意反复归来，把它重新修好，继续生活。宗教赋予城市以生命力，而城市又为多种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容器——相辅相成，直到最后一页被风沙合上。

站在遗址的木栈道上，回望这座城的来路，700年就这样过去了。千年之后，天山廊道还在，绿洲还在，奇台的小麦还在以600公斤的亩产回报这片土地。只是那座城，从人来人往的驿站，变成了一座安静的遗址。好在考古人手中的手铲还在继续刮着土层，他们一直想找的官衙衙署还没有找到，每刮开一寸，这座城就将醒来一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