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的“第三种路径”假说被提出

近日，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等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在《当代生物学》发表研究成果。研究团队通过对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古人类遗存的古基因组与稳定同位素综合分析，提出了农业起源的“第三种路径”假说，为全球农业起源理论提供了来自东亚的关键实证。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农业起源与传播主要存在两类经典模型：一类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外来人群迁徙替换”模式，农业扩散伴随大规模人口更替；另一类是以西南亚为代表的“本地采集群内部剧烈分化与空间重组”模式。中国北方作为粟、黍旱作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其人群动态与生业转型之间的关系始终缺乏直接的生物考古证据，致使东亚案例长期游离于全球比较视野之外。

研究团队聚焦位于蒙古高原东南缘的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对距今约9000至5500年的11例人骨遗存开展了高通量古基因组测序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古基因组结果显示，跨越约1500年的兴隆蚌体在遗传结构上高度一致，代表一支全新世早期持续延续的本地祖源基因池，未发现外来人群大规模替换的迹象。同位素食谱重建则清晰呈现了生业模式的显著转折——距今约9000年时，先民食物来源以C?类野生植物为主；至距今约7500年时，已明确转向大量消费粟、黍等C?作物，这一结果与遗址中直接测年约7500年前的小米遗存完全吻合。两项证据共同表明，中国北方早期粟作农业的兴起，是在本地人群长期延续的遗传背景下独立完成的经济形态跨越，而非外来人口迁入所致。

这一路径的核心可概括为“人群连续性”与“生业本地转型”并行。欧洲模式以大规模人口替换为特征，农业扩散伴随外来人群对本地居民的更替；西南亚模式则呈现“定居先行、农业滞后”的序列——纳吐夫时期已出现大规模定居聚落，但全面驯化滞后数千年。兴隆遗址则截然不同，定居强化与粟作农业大体同步，人群在遗传连续与文化延续的框架下平稳过渡，既无人口替换，也无社会结构的剧烈重组。研究首次从直接古DNA证据层面证实，农业转型并非必然伴随大规模人口替换或社会结构剧变，修正了长期流行的学术假说。

研究还从古DNA数据中揭示了早期定居社会的组织结构与人口动态。亲缘关系分析显示，兴隆遗址同穴或同房址合葬的个体普遍存在密切血缘关系，可识别出母亲与子女、父母与儿子等核心家庭单元，表明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结构已成为当时社会组织的重要基础。连续性纯合片段分析和有效群体大小崩算则表明，该人群未出现近期近亲婚配现象，且在农业出现后约1500年间人口规模总体较低，并未立即爆发式增长，提示食物生产、定居生活与人口扩张之间并非简单同步。

在区域文化互动层面，研究发现兴隆人群与同时期黄河中游仰韶—龙山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及西辽河红山文化人群之间存在明显的遗传差异性，表明中国北方农业的形成并非由单一中心辐射扩散，而是多个生态区内本地采集人群各自独立走向农业化进程。随着粟作农业的发展，这些原本分立的区域人群之间发生了长期、持续且平和的基因交流，仰韶与红山文化人群中均逐步融入了兴隆相关的祖源成分。

这一互动模式未引发人群间的替代或冲突，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来自遗传学的新线索。该成果填补了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与扩散过程的关键科学证据空白，也为全球范围内理解早期定居社会、食物结构转变与人口动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比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