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能不能拿ADHD玩梗？

最近这两年，ADHD不断走进大众视野。社交媒体上，和ADHD相关的网络热梗频出，网友们纷纷开始自我确诊ADHD，也有脱口秀演员以此为素材写下脍炙人口的段子……面对这样的流行现象，在感到新奇的同时，我们也怀有深深的忧虑和困惑。

到底什么是ADHD？除了大众所熟知的多动和注意力不集中，ADHD患者还会遇到怎样的障碍与困境？在实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社会给予了这一群体足够的支持和理解吗？而玩梗，究竟是打破了大众对ADHD的认知空白，还是加深了刻板印象和ADHD患者自身的病耻感？

《雷诺阿》

不久前，理想国推出了《无处安心的女孩》一书，作者卡拉·齐格内以亲身经历写下了身为一名ADHD女性在日常中的困境、遭受的误解和大大小小的痛苦，以细腻、清晰的讲述打破了大众对ADHD的污名或浪漫化想象。

本书出版后，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ADHD确诊人士、精神健康社工、《纷乱的心灵》译者隋真和神经科学博士、“青衫neuro”创始人青衫一起就ADHD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深入的对谈。

从如何为ADHD确诊、实施干预，到ADHD人士当下的困境、大众对ADHD的关注带来的影响，随着对话的不断深入，我们将会重新看见ADHD人士真实的生活。

当ADHD成为“口头禅”：流行背后的真实与误解

01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是ADHD？

理想国：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可能得了ADHD，因为符合ADHD的很多症状，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多动。但是在医学上，到底怎么判断我们的一些特质是否构成ADHD？ADHD作为一种疾病，它的症状和网上大家说的又有什么不一样？

青衫：首先，我一般比较喜欢用“障碍”这个词来形容ADHD。虽然在医学上对“疾病”和“障碍”没有很严格的界定，但我还是遵循英语“disorder”的翻译，一贯称ADHD以及相关的各类精神类障碍为“障碍”，而非使用很医学化的“病症”词汇。我认为在中文语境中，“障碍”更多强调的不仅仅是存在一些病理因素，或者说生理方面的异常，还更加强调在生活中所能导致的困境。

其次，大众有一个很常见的误解：既然分心是很多人在人生中某个阶段都会经历的，多动也很常见，比如抖腿、转笔等等，那究竟什么能把ADHD的诊断和我们所说的neurotypical——即神经典型者，也就是普通的表现——区分开呢？

这种误解其实可以理解，但从临床角度看，它有一个很严格的界定。虽然ADHD的诊断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表现和发育史，尤其是对ADHD来说，需要看他在12岁以前生活中的各种表现，但对这些表现的界定是由受过发育障碍相关训练的医生来进行的。

如果我们看临床指南，比如DSM-5（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它在注意力问题和多动冲动行为部分，各列出了9个行为特征。

成人需要至少满足5条（每个部分各5条）才符合ADHD的诊断；一般小朋友则需要各部分症状至少满足6条及以上。它其实是有这样一个门槛，并不是说只有分心或者只有多动就能满足诊断，而是要同时满足每个类别的条目数才能达到标准。类似的，国际临床诊断指南ICD（《国际疾病分类》）也有一系列条目，不过ICD不像DSM那样要求符合多少条目才能确诊。

但总而言之，孤证不立。只满足一个条目肯定无法确诊，通常要从生活的不同场景来评估，比如小时候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在和父母外出等业余场合，分别有什么表现。因为ADHD的表现会跨越生活中很多方面，不仅会在学校这类有挑战性的环境中出现，一般来说在家里和其他地方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对成人的诊断，不仅包括对12岁以前发育史的追溯，也包括对至少近半年内生活中的各种表现的追溯。对于成人的诊断，一般还会做鉴别诊断，看成人中常见的焦虑症、抑郁症等在表现中占多大比例。

《这里是亚美子》

理想国：隋真老师，您能否从患者视角，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诊断ADHD的过程？

隋真：我确实从小就丢三落四得很厉害，天天被家里人打，但就是改不过来。不过因为成绩还不错，家里人也没觉得需要干预。后来我开始工作，一开始的工作对专注度和精细度要求没那么高，但老板总问我：“你能立刻给我98%的成果，为什么就差那2%？你就是不能认真把它做好？”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后来参加一个定量分析的统计项目，涉及大量数据清理和分析，问题就大了，我要每天跟上级领导反复修改定稿。持续一段时间后，我吃不下也睡不着，压力很大。在这种无法承受的妨碍下，我才考虑去就诊。

诊断分初诊和复诊。初诊不会立刻下诊断，会先问主诉。确定主诉后会开一系列检查，不只有用于ADHD诊断的结构化访谈，还包括很多鉴别诊断，比如血检排除甲状腺功能引起的精神表现，以及抑郁、焦虑量表等。

但在开检查之前，医生先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想就诊，怀疑自己有ADHD。他看我快30岁了，就说：“啊，又一个上网上多的。”

我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但我不想表现得太激动，免得影响他对我的判断。医生看我没什么反应，就继续问我在生活里有什么表现？

我说我在注意力调节上有困难，不仅是做细致数据工作时容易分心出错，也包括一旦开始做很感兴趣的事，就会高度集中。初诊医生回答我：“是个人不都这样吗？”

我很震惊。因为这位医生是权威人物，而我说的情况，其实在专业量表上也有描述。作为权威医生，他应该知道注意力障碍不只是长期分心或拖延，更是一种调节上的困难：该专注时专注不了，该切换任务时切换不了。这是公认的精准表述，但他却说每个人都这样。

不过最后他还是给我开了检查和结构化访谈。访谈是由受过训练的访谈医生来做。不同医院的要求不同，有的要求带家长来，把我和家长的话做交叉对比；有的则理解患者可能和家里关系不好，或家长照顾疏忽，注意不到情况，所以允许带长期同住的伴侣来提供另一份证词。

他们联系了我伴侣，从我的小时候开始，问各个情境下的表现，再和我伴侣的话对比。这里会出现一些有意思的情况。比如医生问我“你会经常迟到吗？”，我说我完全不迟到；然后医生问我伴侣，ta的回答是我一直迟到。医生就在记录上打叉打勾、写备注。最后把血检、鉴别诊断条目和结构化访谈结果一起交给初诊医生。初诊医生一边说“啊，原来真的有（ADHD）”，一边下了诊断。

青衫：隋老师的就诊经历挺典型的，是我们常听到的就诊困境，尤其是和医生的互动。遇到困难却被医生评判甚至负面对待，是比较常见的困境。我们在做ADHD就诊困境那期文章时，很多朋友分享了类似的经历。

理想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ADHD诊断标准比较模糊，还是流程不够规范健全导致？

青衫：我觉得这是个人的原因，当然也和专业训练程度有关。但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首先是个人的选择。我也收到过很多问题，比如大家很关心ADHD诊断到底是不是主观的。我们说主观，更多是希望有仪器能测出某人有ADHD。实际上ADHD患者的脑电很可能没有明显异常，却在行为上有ADHD表现。即使没有这样的仪器，也不代表ADHD诊断是主观的。根据临床指南，它有很多客观标准需要逐条符合，才能构成诊断。

理想国：那在诊断之后，治疗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是消除症状，还是提升患者与社会功能的匹配？

隋真：从我自己的工作和相关文献来看，ADHD的干预目标不是要把人变成一个所谓“没有ADHD”的人——这不现实也不可能。它非常具体。

首先是降低ADHD表现对生活的妨害。很多ADHD特质长期存在，治疗目标不是清零，而是让这些特质不再拖垮他们。

其次是提升所谓的功能，比如时间管理、任务启动、情绪调节、工作学习的可持续性，让ADHD人士不用每天逆风走路、对抗生活。

第三是帮助个体更好地与自身情况共处。尤其对成人，治疗中一个重要过程是帮对方从“我怎么这么没用”等道德性自我评判，转向“是我大脑工作方式不同，但可以学习如何和它合作”。当各种表现得到支持、功能开始改善，接纳和共处才可能发生。

所以常说药物干预和行为干预最好共同使用。因为药物如果起效，改善会比较明显，功能提升后，生活中的困难降低，也更容易调整自我评价。但行为干预有时只靠自己很难实现，可能需要通过心理咨询或ADHD教练的帮助，去改善自我认知并学习具体操作方法，有时候哪怕只是调整物品的摆放都可能带来帮助。

此外，除了医生、教练、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如果患者生活中能获得亲友的理解、不被歧视、拥有愿意配合共同生活的人，对患者的改善也会非常大。比如我自己有时会疏漏、迟到或忘记吃饭喝水，伴侣在旁边的小小提醒都对我有很大帮助。

青衫：我非常赞同隋老师说的。我比较喜欢说，如果你有ADHD，但生活中自洽，就完全没必要干预。只有当你需要付出额外很多努力才能和别人差不多，甚至仍有很多挑战难以应付的时候，才是很好的干预契机。

02

ADHD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理想国：现在很多人随口就说自己有ADHD，真正的ADHD症状和自以为的差别在哪儿？刚才青衫老师提到，当个人生活受阻碍时应该去寻求帮助，那有没有更明确的标准作为指引？

青衫：我建议，如果有自我怀疑和生活困难，就去找有资质的专业人士进行诊断。自我筛查有用，能帮自己了解自己；但生活中如果确实有很多相关的挣扎，就需要专业人士介入。有了专业诊断，才能获得药物支持。对于考虑药物干预的朋友，去医院确诊是必经之路。

隋真：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筛查量表被放在了过于重要的位置。从我的经历和青衫老师的话也能看出，怀疑自己有问题去就诊，往往要过五关斩六将，还要和医生battle。在资源有限、信息碎片化的情况下，通过他人自述和量表了解自己是第一步，很常见。问题是，如果你确实受到很多困难，我们鼓励你不要只停在这里。如果确实想获得药物或更多知识，可以寻求诊断。

但目前能为成人确诊的医生和科室其实仍然很稀缺，跨市开药也很难，这种情况下，我会建议在网上搜索ADHD相关的小贴士，先在生活中尝试调整、改善。等有条件有资源了以后，再考虑正式去医院做诊断。

理想国：这两年ADHD经常在社交平台上被提起，大家对ADHD的认知一般都是多动、注意力不集中，那真正的ADHD患者会达到怎样的程度？

隋真：真正ADHD肯定不止分心和拖延。诊断标准上，DSM-5分为注意缺涎酞主、多动冲动为主和混合型三类。现在较权威的框架认为ADHD本质是执行功能层面存在障碍，包括工作记忆——短时间记忆容易遗忘，说话说到一半忘记要说什么；排优先级——比如出门要做很多事，一下子不知道先做哪件；整理东西——不知道先放什么；还有抢话、打断别人等等。确诊的ADHD人士在生活中很多方面都会出现超出拖延和分心的情况。

《这里是亚美子》

青衫：我可以把DSM-5列出来，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什么叫诊断的标准。首先，分心部分需要在过去6个月里符合至少6条（成人或更大的青少年需要符合至少5条），且表现与发育水平不符，并对学业、社交、生活造成负面影响。

1.经常无法注意细节，或犯粗心错误。

2.经常难以维持注意力。

3.经常看起来没在听别人讲话，或走神，即使周围没有明显的分心物。

4.很难完成学校作业或遵循指令完成家务、工作任务。

5.很难做整理工作，比如管理任务、规整物品，工作无条理，时间管理差，难赶上截止日期。

6.经常忽视、不喜欢或不愿做需要脑力的工作。

7.经常丢重要的东西。

8.经常因外界刺激（比如声音）而分心。

9.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忘事。

以上9条，成人满足5条以上，孩子满足6条以上，才能认定存在临床显著的分心并影响生活。

接下来是多动和冲动控制障碍部分，也是过去6个月有表现，与发育水平不符，对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1.经常玩东西，比如转笔、手或脚有小动作，或坐着时扭动、坐立不安。

2.在被期待坐在座位上的时候，经常需要站起来。

3、经常在不适当的场合跑来跑去或者爬上爬下。

4、经常无法安静地玩耍或享受业余活动。

5、经常忙个不停，很难保持安静。

6、经常说话太多。

7、经常在问题未问完时就抢答问题。

8、难以等待，比如排长队时会抓狂。

9、经常打扰或打断别人，比如插话、插队、未经同意用别人东西、干扰他人工作。

成人需满足5条以上才能被认为是ADHD。此外还有重要标准：症状需在12岁前就存在，且表现在至少两个或以上的场景中，并严重影响学业、社交、职业等功能。同时需排除其他精神障碍可完全解释的情况。

03

被忽视的ADHD女性

理想国：《无处安心的女孩》里也提到，ADHD诊断和治疗早期多以男性为样本，女性患者经常被忽视。现在的情况有好转吗？

青衫：现在的诊断标准没有完全按性别区分，但有越来越多针对女性ADHD表现的临床共识，不过具体落实到医学训练中，也需要时间去更新。经过几十年研究，我们已经发现女性中ADHD表现以分心型更多，男性尤其是小孩，多动的表现更多，所以很多女性ADHD被忽视。

另外，ADHD是一个发育性障碍，女孩发育通常比男孩早大概两年。有ADHD的女孩，其日常表现与没有ADHD的男孩相当，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排序的话，没有ADHD的女孩表现最好，有ADHD的女孩与没有ADHD的男孩相当，有ADHD的男孩表现最差。所以如果把所有孩子放在一起评估，ADHD男孩最容易被筛选出来；而有ADHD的女孩仍属于一个所谓“正常”的表现范围内，虽然比同龄女孩落后，但和同龄男孩相当，所以放在所有孩子中并不明显。这是历史上研究主要依据小男孩、标准偏向男性的原因。

但现在有越来越多针对女性特殊表现（结合青春期、激素周期、更年期等）的研究，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些成果，也希望它们能尽快被临床医生学习和应用，来帮助更多ADHD女性。

隋真：《无处安心的女孩》里，作者也提到她的学习成绩其实不错，但性别规范给她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因为女孩总被要求文静、贴心，所以她只能努力压抑自己，即使感受到痛苦也无法讲述。

《看见她们》里也提到，老师和家长其实也存在刻板印象。比如同样是妨害纪律的行为，老师可能会让男孩的家长带孩子去看医生，但却把女孩的这类行为归类为道德问题。很多女孩甚至没被发现有ADHD问题，就更别提去医院就诊。

社会对女孩行为的要求——比如打骂、伤害自尊心等方式——构成了一种压抑式的行为干预，让她们看起来较为“正常”，各个层面的忽视和误解导致了很多女性直到成年后才意识到自己是ADHD。

《这该死的一见钟情》

理想国：那么青少年阶段确诊和成年后确诊，对干预和治疗会有什么不同影响？

隋真：我曾经和一个有ADHD的朋友聊天，她的孩子也有ADHD。她说，她小时候因为不守纪律而过得很痛苦，虽然一直跳级，但和老师的关系非常差，并且在工作以后，和领导以及各种处于权威状态下的人的关系也很差。

她后来带着孩子去了加拿大生活，孩子也是在加拿大确诊了ADHD和阅读障碍，但那边就配有更完整的应对机制，比如学校的老师明白什么是ADHD，所以一旦孩子坐立不安的时候，就会让他去操场跑两圈再回来，运动对ADHD的一些表现也有改善作用；同时，针对阅读障碍的问题，那边的学校也有专门的软件能把题目、材料念给这些孩子听，考试的时候也有软件能让阅读障碍的学生边听题目边做题。

如果没有被诊断出是阅读障碍，孩子很有可能会被家长误以为是不爱学习、不上进。所以早发现就能早干预，不管是在学业上还是自我认知上都会有帮助。

我在确诊后查看相关资料，进一步了解自己除了分心还有听觉处理困难、抢话等很多问题，就像拿到一张地图一样，生活有了更多的调节，人际关系和工作表现都得到了改善。所以如果更早发现，可能我会更注意如何与别人相处，有些友谊也不会因此而终结。总之，越早发现、越早获得支持性干预，应该能让孩子更好地成长，并且提升孩子的幸福度。

青衫：隋老师说得很对，尽早确诊、给予支持，能让孩子不那么费力地开展人生。我还想从创伤的角度补充一点。ADHD的非药物干预，比如心理干预，强调的第一步是建立自信心。因为成年后才确诊ADHD的人，过去很多年可能一直背负着“我是个失败者”的负面观念，因为没有支持和理解，他们自己背负了所有后果，把ADHD带来的种种障碍内化成“我这个人很差、我完不成任务、不能守时、生活一团糟”等等观念。所以在确诊后，很多ADHD患者的反馈是他们终于为自己的过去找到了出口——原来不是我糟糕和不努力，而是我真的很努力，但是我跟不上其他人的步伐，也做不到这些事。

所以我很强调，即使一个孩子成长中没有其他负面事件，但未被识别的发育障碍本身就可以造成严重创伤，更不用说还容易遭受额外的语言羞辱、体罚或霸凌，让情况雪上加霜。

而在结构化的学习过程中，很多工具书都会强调要慢慢开始改变和调整。如果刚开始我们做不到，千万不要太急，可以分步骤一点点进行。比如一个人经常容易迟到，他刚开始只迟到5分钟可能就已经很好了，后面再慢慢让自己能够准时，最后进阶到更好的时间管理技能。所有的改变都是一步一步进行的，这个过程相当于慢慢去除对自己的负面印象，并给自己积累成功的经验。

04

我们到底能不能拿ADHD玩梗？

理想国：虽然现在很多心理疾病的认知度在提高，但我们可能仍然害怕被贴上一些标签，所以一直犹豫不敢去确诊。

隋真：如果有人说怕被贴标签，一定是社会和生活中仍存在很多污名，而他内化了这些污名，这种担心完全可以被理解。对于有病耻感的人来说，一方面我们可以做相关的教育，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和对方一起想更切实的办法帮助对方打消顾虑和害怕。

但诊断的目的一定不是贴标签，而是指明方向、明确自己该寻求什么帮助。我自己拿到诊断时，第一反应是终于可以拿到药了。因为我当时工作压力大到快活不下去。第一任务是吃药，让大脑冷静下来，不再焦虑。

获得诊断后，我找了更针对ADHD的干预贴士，确诊也让我不再苛求自己，不再死磕不适合自己的努力方向，而是转换方向，找更适合的方法，节省精力。同时确诊后伴侣也更能理解我，知道之前一些让他无法理解的行为是因为ADHD，而不是我的恶意。

理想国：两位老师怎么看待大众把ADHD变成一种娱乐梗和时髦病的现象？这种讨论对真正患者是好的社会环境变化，还是恶化了他们的处境？

隋真：我觉得“时髦病”这个说法和大家对抑郁症的一些观点很像，一方面反映出了公众对ADHD讨论度的上升，但另一方面，冠以“时髦”更多是由于社会对精神障碍话题进入主流的不适应，本质上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些精神障碍不该频繁出现在公众文化中，那我对此表示不认同。

至于梗化和娱乐化，其实我们社群里的伙伴有时也参与ADHD梗的创作，因为幽默是一种策略。困难真实存在，但用轻松的方式会更容易说出口，也能降低孤独感，让彼此理解。但问题是，这种表达进入传播后可能会降低大家对ADHD复杂性的了解，比如我们会更容易强调ADHD有分心和拖延的表现，但时间管理、执行功能、排序等深层问题被隐藏在这些梗的背后。所以很难说只有好处或只有坏处。

我更为担心的其实是幽默成为了这一切的终点。无论是主观上哈哈一笑不再深入，还是客观上就医遇到挫折、资源不够、医生偏见、药物短缺等，都会给有需要的人带来伤害。梗的流行也可能配合先入为主的污名，加剧“上网上多了”“为了开药才来”的看法，而医疗系统里的人也会受污名影响，增加就诊者的障碍。所以希望通过公众教育和科普降低污名，让有需要的人更容易获得帮助。

《这里是亚美子》

青衫：我们社群反响很大，大家常分享看到的各种污名化言论。比如认为ADHD是偷懒或给自己找借口；也有浪漫化的，觉得ADHD都是天才。这些论调消解了患者多年的痛苦，所以我个人很反对用任何医学状况玩梗。

理想国：两位老师对关注ADHD、关心这个话题的朋友，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青衫：我会建议不管是医学状况还是非医学的生活困难，都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遭遇，在每个人身上都是独特的。如果感兴趣可以从生活中做起，观察身边有没有类似现象或群体。所有公众讨论，都应该落到具体的个人身上，因为那才是对每个人最重要的，才是每个人实际日常所经受的东西。

隋真：我完全同意。因为我做互助社群和工作都习惯个案处理。如果有人有诉求，我们会坐下来具体问：你担心什么？造成了什么影响？最想改善哪部分？有哪些资源可以下一步行动？哪些部分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微调？

即使你不是亲历者、没有ADHD，关心别人时也建议像青衫老师说的，关注身边具体的情况。当有人跟你聊到自己的困难时，可以保持倾听和开放的态度，自己多做科普，但不要拿科普的症状去套用在每个人身上。我们知道ADHD的共性是为了不对此感到陌生，但遇到具体的人时，不要先入为主，而是去听对方想说什么。如果不确定怎么做，可以问对方：“你希望我做什么？”生活要回到个体，我们的讨论也要回到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