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经历过多次亲友的离去，对此本应见惯不怪，然而得知高善文辞世的消息，还是令我悲从中来。其时正值欢宴，但我面对满桌的珍馐美味，难以下咽。

我失去了一个挚友，一个遇事不决可以咨询和信赖的兄长；人间则自此失去一个求真、勇敢而睿智的灵魂。

昨晚至今，朋友圈被刷屏，网上满溢痛惜之情，整个金融圈、媒体圈都在深切悼念他。对于一个券商首席经济学家而言，这种关注和怀念，其实颇为罕见。

然而，他绝对值得。

财新的老领导胡舒立约我给高善文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义不容辞。不过，我虽然和他相识相知二十多年，但一个人的视角和接触总是有限，我需要了解得更多一点，所以我给老朋友们打了一圈电话。原本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却不料第一个打给庞青的电话刚接通，我竟然情不自禁哽咽起来。

三十多年前，我和高善文在北京大学有过重叠的求学经历。他比我高几个年级，那时候我们互相还不认识，但应该都知道，当时有一篇老校友写的《魂去来兮》的文章，对北大发出灵魂拷问：勇敢、自由、独立的北大精神，哪里去了？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持续的深思。

在我看来，多年之后，在高善文身上，那种精神闪闪发光。许许多多的人也都看到了那种光芒。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深切悼念他的缘故吧？

作为老朋友，我没能送他一程，无疑是一个遗憾。我、庞青和他从去年年初就约好相聚，时间一改再改，到2025年底，又到2026年春节……最终，这成了一个美好而残酷的愿望——直到他辞世，我们都没能再聚首。

2025年底相约次年春节相聚时，他的病情其实已经开始恶化，后来确诊T型淋巴癌，只是一直没有告知大家。我们获悉之后，都动过去看望他的念头，却总是担心自己身上或有的病毒可能伤害他本已脆弱的身体，所以一直没有成行。

上个月，收到他的一条信息，叙述自己的病情、治疗经历以及前景，安慰亲友“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从其中读到了乐观的前景，颇为兴奋，马上和庞青分享了这个信息。我们都很是替他高兴，却在短短一个月后惊闻噩耗，自然难免震撼和痛惜。

在那一刻，我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原来，这就是“英年早逝”，这就是“天妒英才”。

高善文确诊后曾说：“关于此病，我多有反思：平心而论，作为寒门小户人家的子弟，求学，可游于京师，跻身清北。做事，可搅动风云，两惊天下。工作，则收放由心，行止自由，所到皆多有礼遇。交友，则高朋雅士，声气相和，遇事皆倾力相助。收入宽裕，生活优渥，悠游岁月。之前人生，并非劳累艰辛，所可虑者，唯善业不足，而福报太过。今有此劫，恐亦命数使然。上天或以此渡我，以全家人及后世子孙之福，亦未可知，思及此节，顿觉释然。今当努力自爱，积极治疗，多行善业，必有果报！”

对此，朋友们看法不一。

文勇说：“肃然起敬，了不起的人物。可以粪土当今万户侯。”

相春则说：“这种说法太玄乎。不能因为相信命数，却忽视了对身体的锻炼、对健康的重视。”

伟大的灵魂，曾经住在一个虚弱的身体里。

二十多年前，高善文曾经有过一段新闻从业经历。当时他就显露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求真守正的勇敢品行，以及稍稍爬山就会喘气、需要同事方玄昌帮他“推”上山顶的体质。

因此，很多年来，方玄昌等人都特别关心高善文的身体健康。在他们看来，高善文的品行让他卓然于世，而体质令他无法继续前行。

很难确证患癌之事与基础体质有多大关系，但至少，好的身体在对抗病魔的过程中更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提到高善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券商首席”、“宏观经济意见领袖”。 虎嗅APP一篇文章《高善文为何让人如此怀念？》评论道，他之所以受到业界如此高度的认同、如此多的人怀念，是因为“他将学者的独立求真与市场的务实研判融为一体”，“在卖方研究中逐步搭建起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分析框架”。

2006年前后，他率先系统提出“资产重估”理论，将贸易顺差、外汇占款、流动性扩张、信贷周期与股票、房地产等大类资产价格联系起来，尝试回答中国资产价格为何能够持续上涨这一核心问题。此后，他又围绕工业产能周期、刘易斯拐点、潜在经济增速、房地产周期等问题不断完善这一框架，逐渐形成了一套解释中国经济运行和资产定价的本土化分析体系。后来出版的《经济运行的逻辑》，是这套研究框架的集中体现。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许多券商研究员、基金经理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参考书。

这篇文章总结：预测可以让一位分析师声名鹊起，而方法论才能让一位经济学家被长期记住。

但在朋友“阿家”的回忆里，这些都只是高善文的外在表象。骨子里，他更是那个多年前就做好选择的理想主义者，是明知有巨大风险，也要背负着重重压力，把真相说给大众听的读书人。

那便包括高善文自己所说的“搅动风云”，“两惊天下”。那是两次振聋发聩的研判，对中国彼时的经济环境与政策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影响极大，争议也极大。

不管他自己或者旁人对此如何评论，在我看来，从本质上来说，那就是研究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体现。他不仅是那么想的，而且也是那么说、那么做的。

他的勇敢，在于明知此举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却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做了，原因只在于他相信这样是正确的。

我经常想起导师周其仁教授的教诲：“我们应该坚持将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注入社会，同时也不要太自负，认为自己的东西就一定对。”

我认为，高善文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他的坚持不用赘述，早已有目共睹了。他的包容，他的谦和，则体现在和风细雨般的娓娓道来，从不高声宣扬，从不哗众取宠，却有理有据，旁征博引，令人信服。

这个风格数十年如一日，自我在联合大厦渝乡人家和他认识的第一天起便是这样，从未变过。

那时候，严格说来他还未“出道”，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谋职。此后才开始进入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开启他此后二十多年中国宏观经济界“意见领袖”的历程。

他一直是他，不管地位卑微还是尊崇，不管是默默无闻还是天下皆知，始终满怀赤子之心，坚持着理想主义的正直、善良和勇敢。那个时候，从那个低调、朴实的人口中，说出来的是对中国经济极具洞察力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我当时正在做一篇封面报道《央行之忧》，受益良多。我们从此成为知交，我在许多重要事件上往往要咨询他的意见，惭愧的是，相比之下，我对他的帮助不值一提。

在我十余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和许多所谓精英人士打过交道，包括各国领导人、经济政策制定者和顶级学者，高善文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杰出之处不在于身份，而在于思想，在于灵魂。

他有追求，建立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他不迎合，听从自己的内心。正由于此，当他“两惊天下”之时，朋友问我“高博似乎在放飞自我？”，我却知道那就是他真正的自己。正如庞青所说：我们是懂他的朋友。

他的老同学罗斌说：“说起国计民生，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然而说起身边的事，却往往沉默寡言。”这是一种浓厚的家国情怀。这是他有别于众人的古士人之风，也源自他对这片土地真诚的热爱。

《高善文为何让人如此怀念？》一文做了很好的概括：“高善文的独特，在于他在高度商业化、短期功利的资本市场里，完成了知识分子‘立言’的理想；同时跳出书斋空谈，让经济学理论真正拥有解释现实、指导配置的实践力量，是行业里难得兼具学术高度、市场温度与人格风骨的稀缺范本。”

但我总觉得，高善文的独特不止于此。他的睿智、勇敢和正直，完美地阐释了北大之魂。他身上有那种老派读书人的风骨，不迎合、不媚俗，只服从事实和逻辑。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更是早已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范畴，是一个时代稀缺的精神样本，是民族精神的精华。

善文兄，一路走好！

只是从此，再没人会因为我一句“你名善文，其实并不善文”的戏言，在电话那头沉默半晌，而后耿耿于怀多年。老友，你素来文笔过人，原谅我当时的年少轻狂。天堂无俗务，愿你的思想在那里更加自由地驰骋，下笔如有神，字字皆如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