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访王晶垚

9月16日，宋彬彬去世。次日，我急就一篇《一面之缘宋彬彬》，引起不少读者关注。有人认为澄清了真相。也有读者质疑，你只见过宋彬彬一面，就为宋彬彬辩白，是否轻率？其实，我不仅读过有关师大女附中85事件的三卷本文集，还认识好些相关当事人。只是一篇短文，不能尽述而已。比如，不接受宋彬彬道歉的王晶垚先生，我就有交往，且不止一面之缘，而是三面之缘。

认识王晶垚先生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了他的儿子王行。那是1965年，我和王行成为北京师大一附中初二二班的同学。一年以后，王行同学的母亲卞仲耘不幸遇难，我听说了。同学们和王行见面，不敢提及这件伤心事。后来上山下乡，各自西东，再见面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

2003年春天，李慎之先生去世，我和几个朋友编辑《怀念李慎之》文集，收入一百多篇怀念文章，手手相传。此书很快传到王晶垚先生手里。他和李慎之既是燕京大学校友，又是社科院同事。他虽然没写怀念文章，却是名副其实的生前友好。某日，我接到一个电话，自称王晶垚，约我到他家一叙。于是，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昌运宫社科院宿舍，进入王宅。

我和王先生初次见面，他已82岁，精神很好。我说，我和王行是同学，早就应该来看您。他对我说，《怀念李慎之》我看了，编得很好。请你来见一面，是因为我也有一本书，想请你编一下。我问什么书？他说，卞仲耘留下很多工作笔记，我计划编一本书。他怕我不了解卞仲耘的意义。告诉我，北京师大女附中不是一般的中学，而是一所“皇家女校”。卞仲耘之死也不是一般的事件，而是国家暴力。他当下点了师大女附中学生中几个国家领导人女儿的名字。

我说，愿意帮您编书，这些资料我要拿回家阅读整理。他说，东西你不能拿走，你要来我这里编。我说，我手里还有几件事正在做，不可能天天到您家里来，婉言谢绝了他的邀请。

听说，后来他又请徐晓帮他编书，没编成。

还有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学生，来到他家，帮助编书，付出了很多劳动，未能修成正果。

我恍然大悟，王先生心里有一张既定的蓝图，如果别人的操作不能适应他的预想，很难把事做成。

后来，中学同学聚会，我见到王行，提起此事，他对我说，你退出太对了！

大约过了一年，冯克力来北京，为《老照片》组稿，问我有什么好选题。我告诉他，认识了王晶垚先生，他手里有一些照片，意义非同寻常。卞仲耘1966年8月5日死于非命，王先生8月6日便买了一台照相机，拍摄了一些照片，有卞仲耘伤痕累累的尸体，有血衣，还有四个子女在母亲遗体前的合影。冯克力马上决定向王先生约稿。我们一起打的来到昌运宫，再次拜访王先生。

我开门见山，向王先生表明了约稿意向，并向他介绍了《老照片》的定位和影响。王先生拿出当年拍摄的照片，冯克力感到非常震撼，表示愿意发表，想请王先生写一篇相关文章，介绍照片的拍摄经过。冯克力说，您只要把文章寄来，我马上安排发表。王先生答应写。我们便告辞了。谁知，等了很久，王先生并未写出文章。这个选题，只好不了了之。

又过了一些时间，我突然接到胡杰电话，说他到了北京，让我马上来王晶垚先生家见面。我立即起身，赶到昌运宫王宅。原来，胡杰想给王先生拍纪录片。王先生与胡杰素昧平生，心存警觉，未能应允。我向王先生介绍了胡杰的情况，特别说明他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社会影响。王先生立即同意接受胡杰采访，并打开箱子，向胡杰展示了文革遗物，那些血衣、那些贴到家门口的大字报，已经保存了几十年，让我们看得触目惊心。胡杰是个果断的行动派，当下用摄像机拍下看到的一切，接着采访了王先生，很快剪辑出来，完成纪录片《我虽死去》，赢得盛誉。王晶垚先生的不凡形象，由此走出国门，迈向世界。

后来，我读到李慎之的口述史和杨天石的回忆文章，了解到王晶垚先生的更多往事。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共，发动学潮，李慎之先生有生动回忆。王晶垚后来到近代史所工作，1965年邀请在师大一附中教书的杨天石参加协作研究，在杨天石的学术轨迹上留下特殊的印记。

从1966年8月5日悲剧发生，到2021年8月29日以100周岁高龄辞世，王晶垚先生55年如一日，为亡妻追讨公平正义，其态度之执着，性格之坚韧，世上罕有其匹。

我尊敬王晶垚先生，不等于认同他的所有观点。比如，他认定1966年8月5日向卞仲耘施暴的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的女儿。我通过向多位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同学了解，这一判断与事实有距离。她们能够忆起的8月5日施暴女生，都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

我主张，历史研究宜细不宜粗。我当时是师大一附中学生。师大一附中的书记兼校长刘超和卞仲耘是很熟悉的同事，在1966年8月，他们有相似的遭遇。卞仲耘死于非命，刘超被打得奄奄一息。对师大一附中校领导施暴的组织者、实施者是刘平平。她和宋彬彬同为中央领导人的女儿，同为文革初期的中学临时机构负责人，80年代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我没听说刘平平生前有过道歉。相比之下，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只是劝阻不力，事后公开做出道歉，难道不应肯定吗？8月18日，宋彬彬上了天安门，举国瞩目。但是，“要武嘛”不是出自宋彬彬之口，署名“宋要武”文章不是出自宋彬彬之手。后果的确非常严重，难道应由宋彬彬承担吗？

宋彬彬去世后，有人在网上发文，说1947年卞仲耘曾在武安县土改中打死多名地主，1966年的悲剧是历史的“回旋镖”打到自己身上。如果王先生活着，对此会作何感想？我更赞同的是王明远、钱江等认真还原历史细节的学者。卞仲耘参加土改，是1948年。当时她做了些什么，没做什么，应以求实的态度认真还原，而不能捕风捉影，移花接木。

反思历史，只有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之上，才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