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书、枪眼、坐牢 专访六四亲历者北大学子李英之

六四亲历者、北大历史系学生李英之参加六四37周年纪念活动（李英之提供）

37年前的那个春天，20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李英之，在天安门广场的大轿子车上痛哭失声；37年后，他坐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家中，重新翻开了自己尘封已久的日记。近日，《看中国》记者对李英之进行了专访。他的叙述，是八九民运历史的一块拼图。

李英之于1987年以乌鲁木齐市高考第十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历史系。他不是那个年代站在台面上的风云人物，没有振臂一呼的历史镜头，也没有被全球媒体追访的传奇光环。当年他担任北大绝食团第17分队队长，扛过五天粒米未进，在5月13日凌晨写下视死如归的遗书，在6月4日凌晨站在纪念碑上亲眼目睹刺刀与枪眼，然后在逃亡途中被捕，在北京的看守所里度过了半年牢狱生活。

二十岁的赤子之心：“我已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气氛，在随后几天迅速变化。李英之清楚地记得，4月17日晚上，北大三角地就已有了游行。

4月18日深夜，他借了一位学弟的运动鞋——自己的运动鞋洗了还没干——骑自行车去了新华门。

那一夜，新华门前聚集了数千名学生。李英之冲到了前排，喊过口号，与警察对峙，彻夜未归。次日清晨回到学校，他立即写了一份大字报，把新华门发生的事记录下来贴出去，到中午又补了一张。那份大字报，是他最早留给历史的文字证据。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去了；4月27日的百万人大游行，他没有参加；5月12日夜，北大二十八楼前三角地数千人集会商议绝食，他上台慷慨陈词，台下掌声雷动。他说，那一刻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5月13日绝食开始。李英之担任北大绝食团第十七分队队长，是班上三名绝食学生中唯一的男生。

就在绝食开始前的那个凌晨六点半，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篇遗书式的文字。37年后，他在采访中亲口诵读：

“北大有许多志士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当我们将生命置之度外的时候，才是我们最勇敢的时候。我已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我给自己的遗言是没有对话，我绝不进食。我个人的生命实在微不足道，我实在感到祖国的生命与命运是多么大了。”

“为了祖国，为了民主自由在中国推进，我愿献出我年轻而微不足道的生命。他将倒下去，绝不回头。”

“那是真实的，毋庸置疑，”他说，“年轻人冲动起来，可以不管不顾。那时候，就是真的觉得要去牺牲，也就去牺牲了。”

这份遗书，至今保存在那本辗转未失的日记本里。李英之说，那本日记本还在国内，他出国时误带了一本样子相似的本子。“也许有一天，我能把它整理出来，捐给六四纪念馆。”

广场上的五天：“人家一动，我就哭了”

绝食的五天，是20岁的李英之一生中身体与意志同时到达极限的时刻。

他向记者解释，绝食并非完全不进任何东西，喝水是允许的，但一切固体食物都不能碰。“绝食就是绝食，大多数人是认真的，说话算话的，”他说，“我相信他们。”

广场上的日日夜夜，他目睹了国政系学生吴冲猝然晕倒在自己对面的场景；他的被褥再也没有拿回来，老家叔叔从江苏涟水重新寄来了新的。

到了第五天，身体已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北京朝阳医院的护士登上大轿子车来做检查，说他“不行了，要送医院”。就在那一刻，他突然嚎啕大哭。

“你要说精神崩溃，我觉得倒也不一定准确，”他向记者解释，“是身体到了边缘状态，人家稍微一动你就哭了。意志上还是想坚持，但身体已经到了那个地步。”

他最终被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接受救治，随后返回北大。

李英之说，绝食之所以在全国引发如此巨大的情感共鸣，正是因为它击中了每一个父母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孩子们在用他们的身体付出。每个大学生都是他父母家庭最宝贝的。谁家的孩子让他身体这样受损害？所以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大量声援的人走上街头。”

六月四日凌晨：纪念碑浮雕上的枪眼

6月3日中午，李英之在北大三角地听人说，防暴警察打了学生和市民。他当即决定：“我一定要去广场。”

下午六点，他骑上自行车出发。晚上九点，抵达复兴门，向东望去，人潮涌动。他绕到南边，路经人民大会堂，见到门前有军人驻守。

夜深后，他骑车往永定门方向去。黑暗中，忽然有人拿大棒打灭了一辆军车的两盏车灯，军人随即排队从永定门南边向天安门方向冲去，朝天开枪。冲过去后，后面的群众又合拢追上，拿砖头猛砸。一个士兵被打倒在地。

“那个士兵据说才十八岁，江苏东海人，我是江苏涟水人，同省，”李英之说，“他眼睛肿得像鸡蛋一样。我哥哥正在当兵，看到这个场景，我就想起了他。”

他与一个北京高三学生一起，把那名受伤的士兵抬上板车送往医院。“我们那时候，就算对他们有再多愤恨，还是非常单纯、非常善良的——看到一个受伤的人，还是要去救。”

从医院折返广场，路上已有人说：“当兵的开了枪，有人死了。”

回到广场，李英之找到北大历史系的旗子，在上面写字留念，与几个研究生短暂聚合，再度分散。他最终独自回到纪念碑处。

四点多，军队开始向纪念碑合围。李英之说，他清楚地看到：端着刺刀的士兵就在纪念碑台阶下面，而学生们站在上面。“如果他们端着刺刀往上冲，那就会把人杀了。”

还有一个细节，他说三十七年来从未忘记：纪念碑浮雕上，有子弹打进去的枪眼。而且，那不仅是过去时——他们走的时候，枪还在往浮雕上打。

“六四以后，他们很快把那些痕迹都抹平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五点钟，撤离开始。学生们排成队伍，从纪念碑正西面，绕经人民大会堂南侧撤出广场。路边的市民夹道相送，没有掌声，只有悲哀。“天是阴霾的，”他说，“大家都很沉默。”

走在长安街上，他听到了三十八军的军歌——他们八七级曾在正定随三十八军军训，所以认出了那个旋律。坦克在路面上碾过，水泥地被轧碎翻起。路边，他看到至少两具士兵的焦尸，有的躺在路上，有的挂在桥上。

早晨十点左右，他回到北大。食堂里，人们默默打饭，脸上是同一种神情：漠然，沉默，有人戴上了黑纱，把那天当成了国难日。

“我心里想：终于回来了。如果没回来，没准命就丢在那儿了。”

被捕半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6月8日晚，李英之骑自行车前往北京东站，准备回老家。老家叔叔从江苏涟水发来电报，说奶奶病危。那时候，北大宿舍楼一楼放邮件的地方，全国各地来的电报堆成了一座小山，“有一米多高”，各家各户都在设法把孩子从北京叫离。

他没有走成。在西直门福绥境派出所附近，他被军人拦截，包里随身携带的广场笔记成了证据。

“我当时非常气愤，竟然跟他们呛呛起来，”他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跟他们吵。大兵一想，这个时候你还跟我们顶嘴，就把我带到派出所去了。”

在派出所里，一个北京口音的警察叫他招认，说他在通缉名单上。“我当然不是，我只是绝食团十七分队的队长，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普通学生，”他说，语气里至今带着一丝愤慨，“我就是马前卒。”

随后，他遭到殴打。警察抓住他的头发将头磕向墙壁，再正面一掌劈来，从鼻子打过，牙齿当场松动。“那是我第一次挨铁拳，二十岁，”他平静地说。事后他大姐告诉他，他的鼻子本来很正，那一掌之后有些变了形。

以“收容审查”名义，他先被关入二龙路看守所——就在民族文化宫背后——三四个月后，因关押人数过多，转往海淀清河看守所。直到十二月初，整整半年，他才被放出。

“在里面的时候，我很多次想起母亲，想着想着就掉眼泪。20岁的人，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陷入那样的处境，从小生长在爱和真诚的环境里，忽然就关在那里了。”

出来以后，档案里被记了一条：免于处分。这是最轻的处分，但足以改变一生。他本来是乌鲁木齐市高考第十名，回去原可分配到乌鲁木齐市委，一查档案，那条路就此断绝。

“这两件事——六四那个晚上，和随后的半年——其实就决定了我一生，”他说，“打击落在一个20岁的娃娃身上，那种印痕是非常深的。”

他做过一个比喻：“当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被人强暴了，她一生能忘掉吗？中共用坦克、用军队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就是一场对这个民族的强暴。这个伤害，直到今天37年，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国家已经烂成了什么样子。”

对中共本质的反思：从专制集团到黑帮式腐烂

采访中，李英之对记者坦言，二十岁时的自己，并没有对中共有深刻的政治认识。“我们受的教育、受的薰陶，不是反共的，”他说，“20岁的娃娃，在共产党的教育环境里长大，不可能认识到它是一个独裁专制。”

但37年的人生阅历，让他的判断变得清晰而坚定。

他认为，八九年的关键在于最终拍板的是邓小平一人，“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没有人能对他提出异议，这就是独裁”。他也承认，彼时的中共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胡耀邦、赵紫阳乃至一批地方官员，“他们在为人方面还是非常正派的”。

“但是八九年清洗以后，”他说，“共产党日益腐烂，越到后面越变成今天这样——像黑帮一样。老人倒地没人敢扶。当一个国家的正义被打倒，结果就是普遍的腐烂败坏。赵紫阳那些人在的时候，周围的人比较正派，社会风气是正的。你现在再看看习近平身边那些人——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这个代价太大了。”

中国的出路：民间、国际与内部撕裂的三重合力

当记者问到中国的出路时，李英之沉默了片刻，说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他首先承认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不改变现状，这个现状就维持下去。已经维持了三十七年，这是大概率的事情。”

但他并不悲观。他从三条路径分析了变局的可能性。

第一，中共内部的撕裂与军头博弈。他指出，习近平这几年大规模清理军头，包括前军委主席张又侠等人。“这些军头中间很多人肯定是有二心的”。他认为，如果内部博弈到达临界点，局面可能翻转，“政治博弈在于你要坚持，没准哪天就翻转了”。

第二，国内民间力量的坚守。他自2012年起参与维权，亲历了民间力量从兴起到被压制的全过程。“民间力量还在，但衰弱得比较厉害，”他说，“铁链女那件事在国内搞得非常大，当时把中共弄得非常被动，那是民间博弈的力量。”他认为，“唤起民众”依然是改变中国的根本前提，“没有大规模的群众上街，不能撼动中共”。

第三，国际压力。他警告，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绥靖，从来都是以被压迫者付出血的代价为代价——正如1989年镇压之后，中共内部的改革力量被全面清洗。

他特别提到，在六四37周年前夕，他正积极推动“八九一代再集结”，呼吁亲历者在四十周年到来之前有所作为。“你要去做，如果你不做，改变不了；但你去做了，也很难讲就一定不能改变，”他说，“曾国藩屡败屡战，最后还是翻盘了。”

历史的劫余者

“我一直说，我是历史的劫余者。那一夜，如果枪打着了，或者被坦克，也许就永远离开了。但我活着，37年以后来到了美国。”

他现在用的名字“李英之”，是1998年以后才启用的，距今已有二十八年；他在维权圈子里用这个名字，国内的同道都认识。本名之外，“李英之”是那个二十岁的北大学生留在历史里的另一个轮廓。

那本日记，还在国内。那份遗书，还在等待一个可以公开的时机。

他说，他只是想把这些说出来，留下来。“让大家知道，那时候，有这样一个北大的普通学生，经历了这些事情。”

八九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一名20岁的男生，在广场上绝食，在纪念碑上看过枪眼，在长安街上走过坦克碾碎的路面，在看守所里想起母亲。作为那场血腥屠杀的幸存者，他口中的历史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