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华人性侵案受害者首度发声:想问问他 为什么

近来，一个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Telegram群组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该群组成员多为居住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在群组内交流迷药使用方式与性侵手段，并传播犯罪影像。受害者大多是在德华人女性。

本文聚焦系列案件中的Tong Z.案，他是 Telegram 群组的八名成员之一。德国法庭认定，他从2019年起约五年间共犯下13项偷拍罪和3项强奸和性侵犯罪。2025年8月，柏林法院判处Tong Z.监禁5年9个月。

我们联系到了Tong Z.案的其中一位受害者，这是国内外报道中首次有受害者公开发声。在充分保护受害人隐私与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本文将呈现受害人的亲历视角。作者同时访问了长期支援性暴力幸存者的社会工作者，剖析受害人在司法程序进行期间及案件公开曝光后所承受的心理压力。

应柏林法院的要求，本文对涉案被告的姓名采取部分隐去的呈现方式，仅以“Tong Z.”指代，不显示其全名。作者通过访谈加害者Tong Z.的同学与熟人，引述法庭的判决书内容，并咨询犯罪心理学专家，尝试还原Tong Z.在德国的生活轨迹，并探讨其潜在犯罪动机。

内容提示：本文涉及性暴力与性犯罪的相关内容，可能引起读者不适，敬请斟酌阅读。

在照片里我更像一个“猎物”

去年初，当中国留学生Ivy接到德国警方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时，她一度以为是电信诈骗。办案的女警告诉Ivy，有案件涉及一个曾经与她有过交集的人，请她到警局一趟，协助调查。

“我听得一头雾水，”今年27岁的Ivy回忆说，“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跟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有交集。”

随后的几周内，Ivy与警方多次通信、确认对方身份，并收到一份没有提及案情的传唤通知书。当Ivy步入她所在城市的警察局时，她仍以为只是小事一桩。然而，警察递给她一费棠件，让她顿觉天旋地转。

文件上说明，她多年前交往的前男友Tong Z.，因涉嫌性侵、偷拍等罪行，已被德国警方拘押调查。直到此刻，Ivy才明白她被传唤的真正原因。

“我当时非常地震惊，”Ivy说。在数年前，Ivy经女性朋友介绍，与同为在德留学生的Tong Z.相识，之后两人交往了约半年。分手后，两人鲜少联系。“如果不是警察跟我提起这个人，我快要把他忘记掉了，说真的，”Ivy说。

更让她感觉五雷轰顶的是，警方随后向她展示了她在熟睡时被Tong Z.偷拍的裸露照片。她马上认出了当中的自己，但不知照片是何时拍摄的。

“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真是说不出话来，然后觉得呼吸非常困难，”她说，“这些照片跟美、记录都是没有关系的，在照片里我更像一个‘猎物’。”

“白天的上帝，夜晚的恶魔”

现年26岁的Tong Z.来自四川成都，他是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 Telegram 群组的八名成员之一，成员中除一人之外皆为中国籍人士。在这个群组中，成员长期以“开车”、“满油”等隐语，交流如何对女性下药、实施性侵、偷拍并传播相关影像。受害者多为在德华人女性。

自2024年以来，德国多地司法机构已陆续审理四名中国籍被告。上述Telegram群的群主张大鹏因多重强奸、谋杀未遂、非法流通管制药品等罪名，被判处14年监禁，且附加预防性羁押，即若他刑期结束后仍被认定存在社会危险性，他将被继续关押。另一名身在德国的嫌疑人在调查期间自杀身亡。同时，美国执法机关通过来自德国的线索，指控南加州大学一名中国籍博士生多项性侵重罪。

在Tong Z.案件的审理中，德国法庭认定，他从2019年起约五年间共犯下13项偷拍罪和3项强奸和性侵犯罪。2025年8月，柏林法院判处Tong Z.监禁5年9个月。

经法庭确认的第一项犯罪发生在2019年，Tong Z.强奸了一名明确表示不愿与他发生关系的女性，当时他年仅20岁。随后几年，他偷拍了多名女友、网友、邻居等社交圈中的熟人。他最后一项确认的罪行，也是最严重的犯罪，发生在2024年7月，受害者是一名身体与精神有轻度障碍的女性，他使用镇静药品将其迷晕后进行性侵。

根据判决书，Tong Z.曾在Telegram群中发布他拍摄的性侵影像，提供关于使用迷药和性侵的建议。除了上述八人群之外，他还参与了大量群组聊天，群组名称包含“荡妇共享”和“迷奸”等词语。Tong Z.在聊天中称，女性在被迷晕状态下的挣扎令他感到兴奋，反抗越强烈，他就越兴奋。

在Telegram上，Tong Z.的昵称是“白天的上帝，夜晚的恶魔”。正如昵称所指，他在公开的社交媒体和朋友、熟人心目中的形象，与判决书中他的犯罪行为存在极大的反差。

在社交媒体上，Tong Z.表现出热爱健身、露营、旅游、下厨的一面，还曾宣传开车接送服务，在柏林周边为华人旅客导游。在熟人指认为Tong Z.小号的小红书账号里，他又自称是一名受过专业培训的“华人健身私教”。这个账号的最近两则笔记发布在2024年10月，即他被捕前两个月，内容都是关于“避雷”某个据称有多名男友的“渣女”。



据称是Tong Z.的小红书主页

在Ivy的记忆中，Tong Z.曾是一个体贴的男友。他爱干净，有求必应，主动包办家务，尤其擅长做川菜。在两人的朋友眼中，他的形象也是个“标准好男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做过一顿饭，基本上也没有洗过一次碗。给他发信息，他也是句句有回应。他也天天标榜，四川男人‘耙耳朵’（在四川话中意为‘妻管严’），”Ivy说。

他在生活中的一些行为，曾让Ivy认为他是一个富有同理心的人。Tong Z.曾经在中餐馆打工，两人外出到餐厅吃饭的时候，他会大方地留下小费。“他跟我说，自己也做过这个工作，觉得服务员很辛苦，”Ivy说。两人还曾经讨论过艾滋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歧视、产生自卑的处境，Tong Z.当时跟她说，如果他得了艾滋病的话，他会放弃找伴侣，因为他不想祸害别人。

自从得知Tong Z.的性侵罪行之后，Ivy的世界仿佛有一部分瞬间崩塌了，她对两人以往关系的认知被完全颠覆。他过往的贴心行为，到底是真情实感还是有意伪装，甚至是犯罪的预谋，Ivy也难以分辨。

接受警方问询时，她提到Tong Z.曾多次为她下厨做饭，警察追问道：“做饭时他是独自操作吗？”Ivy心中不禁忐忑：“他当时给我做饭是为了给我下药吗？我以前从来没往这个方向想过，这突然让我心生后怕。”由于时隔多年，她也记不起当年身体是否出现过异样。

得知案情后，Ivy一直经历内心煎熬，持续寻求专业心理疏导。“这件事给我的身体上、心理上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打击，”她说，“我一直在反问自己：我有错过什么东西吗？我怎么会跟这个糟糕的人去交往？”

留学生涯

根据判决书记录，在2015年，当时15岁的Tong Z.通过一项国际交流项目来到德国学习。他先在德国北部城市什未林（Schwerin）的寄宿学校落脚，初到德国的这段时间对他来说颇为艰难，学业也并不顺利。他一度辍学，返回中国半年后再度赴德，这次他在罗斯托克（Rostock）完成了十年级学业。之后他再次更换居住地，前往居斯特罗（Güstrow）完成高中学业。由于成绩欠佳，他未参加德国高考，而是在斯图加特某技术学校学习自动化技术专业，两个学期后便放弃该专业。他在2022年搬到柏林，转而在另一所学校攻读机械工程专业。直到2024年年底被捕时，他仍是学生身份。

从Tong Z.的生活轨迹可见，在德国的近十年间，他多次搬家，学业跌跌撞撞。他被捕时25岁，仍未完成大学学业。根据判决书记录，Tong Z.的母亲一直承担他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同时，他被捕前在一家中餐馆打工，每月收入约300欧元。

26岁的在德留学生陈鸣是Tong Z.的高中同学，在其第一次到达德国留学时，两人就在语言学校相识了。据陈鸣所知，Tong Z.的家境不错，由母亲一人抚养长大，他与母亲的感情融洽。

陈鸣对Tong Z.的初印象是为人和善友好，他身边的中国留学生朋友并不少。两人年龄相仿，一起打游戏、旅游，用陈鸣的话说，他们曾是“搭伙过日子”的好友关系。“他会做饭，有的时候就他做饭，我负责收拾厨房。”

从陈鸣的视角，又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Tong Z.，与他短短几年内的嬗变。

陈鸣记得，在德国入学后不久，Tong Z.曾在宿舍楼下摆满了蜡烛和玫瑰花，高调告白一名中国女同学，即便两人此前关系并不密切。“整得轰轰烈烈，那个女生觉得很尴尬，就没有下来。”表白失败后，Tong Z.没有表现得很失落，只显得无所谓。

在高中时期，Tong Z.曾经因为德语和英语考试不过关而两度留级、三次转校，也因此与陈鸣不再同在一个校区。当陈鸣再与他深入交谈，是在2019年。当时Tong Z.正深陷一桩校园丑闻中：据称他偷窃了女同学的内裤，事件在该校中国留学生的圈子中迅速传开了。

陈鸣听说之后感到震惊，专门到Tong Z.所在的校区关心他。“我问他，偷内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找各种借口，说别人都误会他了，这碰巧就在他柜子里，他是受害者。”陈鸣认为，Tong Z.出于自尊心，向他撒了谎，并再次展现出无所谓的态度。中国同学们为了给Tong Z.留点面子，没有向学校和家长报告此事，但自此开始与他保持距离。最近，在系列性侵案件受到广泛关注后，Tong Z.的另一名高中同学也发文提到同一件事，情节与陈鸣描述的吻合。

该事件之后，在两人的交流中，陈鸣感受到，与初相识时比较，Tong Z.的个性发生了重大改变，变得傲慢自大，言语尖酸刻薄。有一回，陈鸣考试成绩不理想，Tong Z.非但没有安慰好友，反而落井下石，贬低他的学习能力，此后陈鸣开始疏远Tong Z.。

“我觉得他自尊心太强，然后自尊心一直受挫，他其实特别希望别人去肯定他，”陈鸣说，由于曾两次留级，Tong Z.比同龄人晚毕业。“看到学习成绩更风光的同学，心里会嫉妒。”Ivy也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她的学业优秀，Tong Z.曾因此讽刺她是精英。“我隐隐地觉得，他好像有些嫉妒我，”她说。

陈鸣与Tong Z.在2019年再次在同一校区学习，陈鸣多次目睹Tong Z.带不同的女性回到他独自居住的宿舍。Tong Z.曾对他说过，很多女生都是“公交车”。“就是谁都能上。我听了其实挺不舒服，”陈鸣说。

根据法庭判决书，Tong Z.犯下的第一起性侵罪行，正是发生在2019年。他在住处里实施强奸并录下过程，期间受害者一直明确表示拒绝性行为。由于Tong Z.不愿向执法机关透露该名受害人的姓名，她的身份并未得到确认。从2021年到2024年，他偷拍了多名女友和熟人，包括拍摄亲密关系伴侣的裸照，潜入邻居家的浴室安装偷拍镜头，以及在旅途中偷拍旅伴淋浴和换衣服等。

“狩猎”

据Tong Z.的熟人称，他在2022年9月搬到柏林之后，频繁通过社交媒体和约会软件交友，例如在小红书上提供接机和包车服务、私信正在柏林寻找合租的女性，或在微信朋友圈寻找一起看流星雨、极光的旅伴。

2022年10月，中国留学生王琳在一场朋友饭局中认识了Tong Z.。她刚落座，Tong Z.就赞美她“真漂亮”。双方做自我介绍时，Tong Z.言语躲闪，不想介绍自己，“他就说‘哎呀没什么好问的，反正成绩也不好’，然后就糊弄过去了，”王琳回忆说。



饭局中，Tong Z.坐在王琳对面

当时王琳正准备到另一个国家交换学习，有行李需要寄存，Tong Z.自告奋勇帮忙。交换期间，尽管王琳多次明确表示拒绝交往，Tong Z.仍频频通过信息向她示好。有一回，他通过王琳的微信朋友圈判断出她的飞机抵达柏林的时间。王琳到达机场时发现，Tong Z.手里拿着一支玫瑰花在出口处蹲守她，她当下十分震惊。“当时我想拎着我的箱子就跑，但是他就厚脸皮地追过来，问我‘惊不惊喜啊，意不意外啊’。”

当王琳结束交换学习、向Tong Z.索要她寄存的行李时，他再次开车到机场接机，并突然提出，回程时他需要中途到老板家一趟，让王琳在车上等他。她如果累了，“可以在车上好好睡一觉”。王琳顿觉事有蹊跷，最后独自打车离开。

从2023年11月起到2024年9月，Tong Z.与张大鹏在Telegram上交换了逾2000条信息。Tong Z.声称，他通常给受害女性服用“底料”（镇静药品），她们在20分钟内就会睡着。他还指导张大鹏如何偷拍性侵过程："你可以带一台GoPro和一部手机，以备腾不出手的情况下使用。"

Tong Z.在两人的聊天过程中透露，他偷拍女性之后，会把视频放一两年，再拿出来威胁受害人。"（她们）哭着哀求我删掉，但从没想到要报警，"他说，某个被他威胁的女孩曾在被迫与他发生关系时痛哭，而她的哭声让他感到“非常兴奋”。

2024年11月，德国警方逮捕了张大鹏，并在他的电子设备中发现了Telegram群组，识别出Tong Z.等多名身在德国的嫌疑人。次月，德国警方对Tong Z.实施抓捕，在他的住处搜出了避孕套、女性内衣、注射器与放置在床箱里的处方镇静药品，以及资料总量超过2TB的硬盘。警方搜查硬盘后发现，他为每名受害者建立了文件夹。除了在德国多处住所偷拍、在邻居家浴室安装隐藏镜头之外，他在波兰和丹麦旅行期间偷拍了旅伴的私密照片，还曾在中国拍摄了一名熟人的淋浴视频，并在Telegram上传播。Tong Z.曾在群组中声称自己共侵犯了18名女性，德国当局调查核实了11名偷拍与性侵受害者。

德国法庭认定，Tong Z.作案的动机来源自其“蔑视女性人格尊严的心态”。

“他这个蔑视女性人格的特点，可能是藏得很深的，”Ivy说，“我肯定是没有感受到。如果我感受到这个就不会跟他交往了。”在交往过程中，Ivy曾多次与Tong Z.讨论女性主义话题。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话不投机，但Ivy当时以为，Tong Z.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不过是“平均男人的水平”。

两人分手的导火索，也正是在性别意识上的分歧。当时Ivy与Tong Z.一起看中国电视剧《亲爱的小孩》，讨论了女主角在怀孕、生产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的情节。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中国生育率已经这么低了，为什么这种片子还能放出来，然后我一下就火了，”Ivy回忆说，“他这句话给我的感受是，他关注宏大叙事大于个人痛苦。在他这个宏大叙事里面，女性的痛苦是不被看见的。”

案情公开后，Ivy在新闻报道当中读到，Tong Z.曾对张大鹏说“80%的女性在被强奸后不会声张”，她感到不寒而栗：“哪怕我让他一起去跟我读一些女性主义内容，他看到的东西，跟我是不一样的东西。他在利用这些知识去犯罪。”正是Tong Z.的这番言论，令她下定决心接受访问，以受害者的身份公开发声，希望唤起公众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和思考。

在Ivy的心头，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挥之不去：“我真的很想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做这些事呢？”

权力型性侵者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格罗斯（A. Nicholas Groth）在197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强奸犯的心理》中，剖析了性侵者的心理特征与犯罪动机。格罗斯认为，性侵害主要有三大动机，即权力、愤怒与性。他从而将性侵成人的加害者分成三类，权力型、愤怒型和虐待型。

台湾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教授林明杰对作者表示，德国华人性侵系列案件中的加害者或属于权力型的性侵者。这类人视性侵为一种对受害者实行支配、征服、控制的方法。他们在生活中性与非性方面常有不够格感，而人际沟通能力通常又较差、少有表达个人情绪的渠道，性变成了自我认知和自尊的核心议题。权力型性侵者的犯罪通常是有预谋的，不过加害者很少过度使用暴力，他们幻想受害者最初虽会抵抗，但最终仍会感谢和欣赏。他们通过犯罪来追求性能力的重新肯定，以此寻回权力感。

权力型性侵者又可细分为权力再肯定型（power reassurance）与权力断言型（power assertiveness）。前者主要以性侵行为来减轻内在的性不够格感，从被害人身上寻求自己的男子气概，犯罪时或多或少处在焦虑的状态中。后者则主要以性侵行为来表现其力量、控制和支配，认为有权在性上让受害人“乖乖听话”，此类加害人往往带有更严重的暴力攻击性和反社会人格，也不畏惧与受害人发生搏斗。

林明杰分析，使用迷药进行性侵的施害者，应是属于权力再肯定型。“他避开了需要跟她们（受害者）打肉搏战。他本身是很没有自信的人，然后想要操弄成有自信（的样子）。” 而施害者组成网络群组，互相分享技巧和偷拍影像，则又是一个权力采集的过程。他们通过获得其他“同好”的肯定来彼此取暖，累积自信。

在张大鹏案中，法院认定他有自恋型人格特征，他自视甚高，尤其认为自己比警察更高明。林明杰指出，这可能是心理学上的“反向作用”。个体为了克服内心无法承受的自卑、无能与羞耻感，会在外在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浮夸、傲慢与自大。“就是说他其实是很自卑，但是他为了要克服自己的自卑，他表现出自恋。”

在格罗斯的分析框架中，权力型性侵者通常是在13岁以后，在跟成年妇女交往的过程中曾感觉受挫、被欺压。“他（在少年期后）跟成年妇女的交互是输的，然后他有一个想法，他希望能够把女性赢回来，”林明杰说。在台湾，性侵加害者需要接受强制的身心治疗和辅导教育，以认知行为治疗为核心方法，直到其再犯危险被认定显著降低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格罗斯对性侵施害者的分析框架强调创伤引起的心理病理，虽深刻塑造了治疗实践和执法培训，但也被批评为过于简化，缺乏实证支持。用病理化解释性侵犯罪，仍存有大量争议。批评者指出，这种分析方法掩盖了性别权力不平等、强奸文化、男性社会化模式等性侵的社会根基；强调加害者的心理创伤，也可能转移了对其道德责任的追究，或被用于减轻刑责。

庭审现场

2025年7月，Tong Z.的庭审在柏林西边的第一州法院举行。这所刑事法院坐落在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中，庄严宏伟。

23岁的中国留学生慧倩是Ivy的朋友，在庭审当天特地赶来旁听。

在德国，性侵案受害者可以选择两种法律角色。一是雇用律师，成为刑事案件的共同原告。二是作为证人，配合警方和检方的工作。Ivy选择了后者。而由于Tong Z.的认罪态度良好，检方没有传唤她和其他证人到场，而未被传唤的证人需要回避庭审。

受Ivy之托，慧倩前来旁听庭审，此前她与Tong Z.从未谋面。慧倩走进法庭时，他已坐在被告席上了。庭审房间并不大，慧倩与Tong Z.只相隔约五米，能清楚看到他的侧脸，“白白净净的，戴着眼镜，看着非常斯文，眼睛不是很大。在他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波动，就是比较淡然。”当日Tong Z.穿着素色T恤，戴着耳机聆听翻译内容，全程沉默不语，佝偻着背坐在辩护律师身后的被告席上。



法庭外的楼梯

那场庭审中共有五名法官、三名检方律师、两名被告辩护律师和两名记录员出席。当时，德国华人性侵系列案仍未被广泛报道，包括慧倩在内仅有四名公众旁听，她是其中唯一的华人。除了两名法官和被告之外，其他在场人士都是女性。

当日的庭审主要由检方陈述Tong Z.的犯罪细节，期间检方提交证据册，在法官面前展示相关图片证据并逐个加以详细说明。

当展示到与Ivy相关的证据时，慧倩心中无比沉重，感到快要被隐形的负担压得窒息。“我虽然看不到那个照片，但是我一想到他们现在展示我的好朋友受到侵害的证据，我就特别的难受，”慧倩说，“我觉得很绝望、屈辱。”

庭审期间，慧倩心中百感交集，愤怒、伤心与无力感交错。她不知道旁听者在庭审期间不能使用手机的法庭规则，便随手拿起手机给男友发信息抒发心情，被Tong Z.的辩护律师发现。律师以避免泄露案情为由，要求法庭确认慧倩的身份，她在不得已之下，承认自己是Ivy的朋友。

那一刻，她下意识望向Tong Z.的方向，想观察他听到Ivy的名字时的反应，正好Tong Z.也看向她。“我当时很期待他有什么反应，但他并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Tong Z.首次犯罪时未满21岁，他的审判是在青少年法庭进行的。比起系列案件中的其他被告，法庭对Tong Z.的隐私保护更为严格。慧倩随后获准继续旁听庭审，但她与其他旁听者的笔记都被收走，以免案情在Tong Z.尚未被定罪时就遭到泄露。

根据判决书的记录，检方就13项案件起诉Tong Z.，指控他秘密拍摄了多名年龄与他相仿的年轻中国女性的照片和视频，拍摄均未经当事人同意，事后亦未获其认可。所有受害人均来自Tong Z.的社交圈。他始终以友好的姿态接近受害者，给人留下无害的印象。受害人都在涉及自己的影像中辨认出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受害人在警方问询前并不知晓相关影像的存在，还有受害者在拍摄期间曾用手遮挡镜头阻止拍摄，并要求被告删除视频。除了偷拍外，Tong Z.还对多名受害人实施了三起性犯罪。

根据判决书的记录，Tong Z.承认了检方的全部指控。“我对所有犯罪行为深感悔恨，并真诚地道歉。在主审期间观看这些视频对我来说非常煎熬。我感到无比羞耻，”Tong Z.在提交给法庭的个人陈述中说。

据他自述，他的父母在他婴儿时期就分开了。年幼时，他曾经辗转寄住在多个亲属家，遭受过来自亲戚和老师的身体暴力。“我很早就学会了，我不能依靠任何人，必须在情感上保护自己。这使我极度受压抑并充满不信任。”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依靠对象，从未感受过情感上的安全感。

根据Tong Z.的自述，15岁时，母亲将他送往德国留学，刚到德国时，他不会说德语，缺乏情感支撑，突然要在异乡开始独立生活。一直以来，他极难建立社交关系，尤其是与德国人。他没有亲密的朋友，大部分闲暇时间都在电脑前度过，这种孤立状态随着时间愈发加剧。他通过在网上结识旅伴、一同旅行来尝试逃离孤独。

“回顾来看，我意识到自己在此过程中常常将情感亲密与控制或记录混为一谈。我沉溺于数字图像、视频和幻想之中，而未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伤害真实的人。”

Tong Z.提到，羁押期间他承受极大压力。由于罪名的性质，他面临其他羁押人员的敌意，在看守所曾遭遇人身攻击，因此在牢房外活动时必须全程由狱警陪同。目前他定期参加团体治疗，并在监狱图书馆工作。

由于Tong Z.承认了所有控罪，Ivy等本案的证人无需出庭作证。他在自述中写道：“我知道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我希望，至少能够通过使证人免于再次在庭审中陈述那些对她们而言令人震惊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一些过失。”

然而，对于受害者来说，她们的痛苦不会只因无需出庭作证而就轻易抹除。

恐惧、羞耻、失控

根据Tong Z.的判决书，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是在侦讯期间才得知上述拍摄行为，并在影像中认出自己。有的受害者立即表现出惊讶和不安，并哭泣起来。还有一名受害者开始颤抖，处在极度恐惧和震惊之中。

位于香港的性暴力危机支援中心“风雨兰”的服务经理曾秋娜（Florence Tsang）对作者说，曾被药品迷晕、偷拍和性影像遭传播的受害者，往往面对十分复杂的心理创伤。风雨兰是香港首家服务性暴力幸存者的危机支援中心，为其提供陪同报案、法律和心理咨询上的支援。曾秋娜说，被药品迷昏的受害者对于性侵过程的记忆可能缺失，因而产生巨大的无力感。被偷拍和散播的受害者则会产生羞耻感，内心感到退缩。“广东话叫‘唔敢见人’，很怕被人看到，”曾秋娜说。

如果被偷拍的性影像曾在网络上传播，受害者难以确认它们已被彻底抹除，随之而来的恐惧也无法被完全消灭。“有时她们上街，会担心人们的眼神。对人际关系和外出露面的安全感跌到谷底。”曾秋娜曾接触过一位性暴力幸存者，每天起床时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网上的群组里还有没有她的照片，检查完之后才能稍微安心地开始一天的生活。

有的受害者通过电话热线联系风雨兰时，刚刚得知自己被偷拍性影像在网上散播，处于极其紧张和混乱的应激状态。曾秋娜说，受害者的第一个念头通常是尽快设法下架影像，大多数人在一年之后，才逐渐意识到自己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她们的焦虑和不安其实会累积，然后被生活中不同的事情触动，例如街上陌生人的一个眼神或表达，就会令她们惊恐发作。”



而其中遭遇亲密关系伴侣性侵的受害者，往往感受到强烈的背叛感，甚至陷入自责。当风雨兰的社工与她们深度交流时，很多时候会发现，那些亲密关系中原来早已隐藏许多高压的控制。当长期身处操控状态中，女性难以意识到她们正被利用或侵害。

针对受害者在得知性侵害后产生的强烈失控感，风雨兰社工在心理辅导上着重赋权，鼓励其在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中找回掌控感。例如，曾有一名女性被丈夫散播性影像，她被迫更改电话号码、搬进过渡性房屋居住。在生活常规被颠覆之时，她却坚持徒步的爱好，还在山上找回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和内心平静。

然而，性侵受害者在侦讯和庭审过程当中，又可能遭遇二次伤害。在香港，通常由女警处理涉及影像的性暴力案件。当受害者作为证人出庭时，可申请设置屏风，遮挡来自被告、公众和媒体的视线。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曾秋娜说，司法程序对许多女性受害者来说仍是一大挑战。受害者不得不反复观看和确认涉案影像，仔细回忆和描述与案情相关的细节，许多受害人都感觉辛苦，需要多次停下休息。

在德国的警局，与Ivy打交道的也是两位女警。警察在展示她的照片之前告知她，接下来看到的图片可能会让她感到不适。谈话期间，当她因感到遇人不淑而出现自责情绪时，警察安慰她说，这不是她的问题，案件中几乎所有的女性受害者都说，Tong Z.在她们面前表现得有礼貌和分寸。问询过程中，警察也反复问她：“我们要不要先喝点东西？”，提醒她如果感到不舒服，可以随时暂停。

然而，警察那天也向Ivy提出了一个让她感到不适的请求：为她拍摄全身的裸体照片，以便识别出更多可能涉及她的影像。因为刚刚获知案情，Ivy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当即拒绝了这一请求。警察对此表示尊重和理解，接着询问她身上是否有明显的胎记，并拍下该部位的照片。离开警局时，警察交给Ivy一张宣传单，上面是妇女咨询和救助组织的联系方式。警察还问她，是否需要陪同她回家。

虽然德国警方采取了保护受害人免受二次伤害的一系列措施，但问询仍然对Ivy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步出警局后，她大病一场，流感拖了一个月才康复。之后她更出现睡眠障碍、闪回、精神不集中、神经衰弱等症状，需要服用抗抑郁药物。目前，Ivy在精神科医生的帮助下，正在逐渐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她说，接受访问去诉说自己的经历，也是重新获得控制的过程。

在张大鹏案中，受害者遭受的严重心理后果是法庭决定加重刑罚的考虑因素之一。多名受害者一直饱受严重失眠和强烈焦虑的折磨。至少有两人至今不敢向任何人透露受到侵犯一事，甚至不敢告诉自己的伴侣。有受害者越来越感到与世隔绝，至今仍有严重的自杀念头。另一名受害者完全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每到夜间就担心有人会闯入她的公寓。还有一人在案发后因急性精神失调需要住院治疗，虽然她克服了自杀的想法，但至今在日常生活中仍然非常恐惧和多疑，尤其是对男性。

张大鹏案中有一名受害者是一位育有年幼女儿的母亲。由于药物造成的记忆丧失，她对侵犯毫无察觉，直到收到警方联系。她对此事感到极度羞耻和自责，认为自己未能充分保护当时仍是婴孩的女儿，担心张也曾对女婴实施麻醉，从而焦虑德国少年福利署会将女儿从她身边“带走”。

这名受害人产生了严重的睡眠障碍，时刻担心她的影像已在网上传播。她已有一年多不敢拆开任何一封寄给她的信件，只是任由其原封不动地堆放着。由于担心这成堆的信件中有未付账单，并可能累积了利息和罚金，她也不敢动用自己的积蓄去度假，导致无法放松身心。

她说，她确信自己的生活再也回不到案发前的状态了。

13项偷拍罪，3项强奸和性侵罪 刑期5年9个月

2025年8月，柏林法院青少年审判庭认定Tong Z.犯下强奸罪、加重强奸罪、性侵犯罪，以及13起未经同意拍摄他人最私密生活领域、侵犯其人格权的影像犯罪，判处他监禁5年9个月。

在德国华人性侵案的系列案件中，Tong Z.是第一名被宣判的被告。截至目前，他是已被判决的三名被告中刑期最短的，并且未实施预防性羁押，意味着法庭不认为他对社会有极高危险性。

从判决书可见，法庭逐一认定了每项控罪，并由经验丰富的青少年精神病学医生评估Tong Z.的精神状况，并未发现被告患有精神疾病与童年创伤后遗症，因此不构成限制责任能力的依据。法庭决定不实施预防性羁押，是经过全面审视他的情况后，认为他尚不存在根深蒂固的犯罪模式。他虽在聊天内容中展现对女性的蔑视，但未在实际犯罪行为中体现施虐狂的人格障碍。

尽管Tong Z.最早的两项犯罪在21岁前实施、其审判在青少年法庭进行，法官认定，案件适用普通刑法，而不是青少年法。法官与精神科医生在考量他的人格和初次犯罪时的环境条件后认为，Tong Z.当年的道德和智识发育，“不再可与青少年相提并论”。法官的判词写道，尽管他是应母亲的安排从中国迁居德国，但多年来他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立。在2019年，他最早的犯罪发生时，他已与女性建立了恋爱关系，也有其他华人朋友和熟人。他几乎不与德国人建立联系、只在华人社区中活动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对其在犯罪时已心智成熟的认定。

Tong Z.最终被判监禁5年9个月，是法官考量多个因素后的量刑决定。判决书指出，Tong Z.的多项犯罪手段对他尤其不利。他预谋了犯罪，不仅备有处方安眠药，还用手机摄影了犯罪行为。给受害者带来沉重心理压力的传播因素，也被纳入考虑。法官在判词中写道，被告曾在网上传播犯罪影像，导致受害人将持续担心自己的影像将不受控制地被散播。而且，在其中一项犯罪中，被告曾在酒精中混合大剂量安眠药让受害者饮用，行为存有危险性。而另一方面，法官也列举了支持从轻判决的因素。被告在审判中作出全面、坦率的认罪供述，期间表现出悔恨，这作为显著从轻情节加以考量。同时，被告无犯罪前科亦对他有利。

判决之后，Tong Z.一方曾上诉，但上诉已被驳回。

距离旁听Tong Z.的庭审已经过去近一年，慧倩如今每次路过那座柏林法院，甚至只是看见附近的地名，心头都会觉得压抑。在新闻报道中读到相关案件的犯罪细节时，她也会不由自主地心生恐惧。“他们就是很普通的中国留学生，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交往中，无法识别出这种人的存在。 ”

判决生效后，Ivy得知了Tong Z.上呈法庭的部分自述内容，感慨万千。从她的角度看，在Tong Z.的人生中，他并不缺乏来自母亲、伴侣、朋友等女性的情感支持，这些温暖却似乎没有得到他的珍视。

“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一辈子都非常孤独，那我觉得他没有真正投入过自己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