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对“六四”的反思 对未来有何意义？

在1989年6月4日镇压事件37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纪念“六四”，多国驻华使团和驻港总领事馆公开悼念“六四”，全球多个城市也发起举办各种纪念“六四”活动。37年了，中共试图让人们忘记“六四”，但是就像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两位主席所说，“中共可以占领广场，但无法支配人的良知；它可以审查历史，但无法抹杀记忆。”

“六四”在中国必然发生的原因

“八九六四”已经过去37年，被中共指控为“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的王军涛博士，做客新唐人电视台《时事纵横》表示，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邓小平在6月9日主持召开了一次参与镇压的军队干部的会议，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到来，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的。

王军涛，现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理学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比较政治专业博士。1989年“六四”事件后在国内逃亡，1989年12月4日被《人民日报》指称为“煽动、组织、指挥反革命暴乱的重要案犯”，1990年11月24日，王军涛被捕入狱，以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3年。

“六四”的发生离不开80年代的大环境。当时国际上，里根就任美国总统，自由民主世界开始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而国际共产运动开始面临困境，苏共败相已露，东欧国家就差最后临门一脚把共产主义政权推翻。在国内，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经历了一段解冻期，在民间有“民主墙”，官方有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在中共高层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进行所谓的经济改革，还有政治改革的尝试。知识份子开始接触西方的现代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

当西方思潮进来，富裕起来的人，获得了社会地位的人，就开始向政府要更多的权利和自由的空间。1989年那年有三个纪念日，一个是中共建政30周年，第二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还有中国的五四运动70周年。知识界年初就开始酝酿，准备大张旗鼓地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许多人觉得中国应该到了政治改革的关头了。

1989年胡耀邦逝世，点燃了期望政治改革的“六四”学运的导火索。胡耀邦对学生持同情与理解态度，1986年“八六学潮”，邓小平几次批评他，要他两手硬，让他镇压，胡耀邦没有镇压，他和他下面的人，通过各种努力，让学生回到了校园。最后胡耀邦被指责对学潮处理不力、姑息“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得不辞去总书记职务。

怀着悼念与认同，人们要求给予胡耀邦公正的评价。而且当时改革开放一度遇到一些挫折，导致抢购和挤兑风潮，也使得大学生觉得政治改革搞得不好，所以上街为民请命。1989年的“六四”学潮就这样起来了。

“六四”注定是悲剧性结局

胡耀邦4月15日去世，赵紫阳在4月23日离开北京去朝鲜访问，4月25日，李鹏就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结果就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接着是426社论发表，赵紫阳等到4月30日才从朝鲜回到北京。

很多人想，如果赵紫阳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开，而是留在北京主持政局，六四会不会是另一种局面，王军涛对此表示，赵紫阳那时没有决断与邓彻底决裂，他当时是与邓拉开了距离，不同意镇压，但是他并没有决定跟邓对抗。

王军涛说，学生还在悼念胡耀邦的时候，其实赵紫阳曾经考虑过走还是不走，但后来邓小平还是让他走。赵紫阳走的时候在机场还叮嘱李鹏，继续按照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对待学生，就是用怀柔方式，疏导方式。但是，他前脚走，后脚李鹏就和人去向邓小平汇报，就是第二天4月24日，接着邓小平发表强硬讲话，然后就是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

王军涛分析，实际上，当时不论是怀柔还是不怀柔，都没有办法阻止学潮的继续发展。当时学潮最初的要求，就是要给胡耀邦定论，实际上4月22日，中共中央隆重召开胡耀邦的追悼会，邓小平致词，其实就算是给了一个规格，但是学潮还在继续。这就说明，政治改革、建立民主制度是人心所向，人们实际上是借助悼念胡耀邦这个开明的中共领导人，在表达这种诉求。所以他们不会满足于只对胡耀邦有一个公正评价，而是需要全面的政治改革。

王军涛表示，这种情势即使赵紫阳在，他也得面对，他其实后来也面对了。这个学潮起来之后，他面对更大的局面的时候，他发表了五四讲话，说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句话其实还是很得人心。

王军涛通过与许家屯先生和一些回忆了解到，赵紫阳知道跟邓小平关系最密切的是杨尚昆，而许家屯跟杨尚昆关系不错，所以赵紫阳特意把许家屯从香港叫回来，让他去做工作。杨尚昆去见了邓小平，回来跟他说，那就先按赵紫阳的想法干，但实际上当时邓已经开始调兵了。

赵紫阳在做了工作，发表讲话之后，确实很多学生陆续回到学校上课。但是513发生了绝食，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全民爱国民主运动。天安门广场的运动一直持续，就使得中共5月15日接待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不能够在人民大会堂东侧举行，而是改到了首都机场举行了一个简单仪式。邓小平为此震怒，就开始真的调兵部署。

中共
最精锐的部队38军、39军、27军、54军，包括空降15军，全调来了。最终“六四”学潮以血腥镇压收场，中共党内开明派覆灭，80年代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也走到了尽头。

回顾这段历史，王军涛认为，因为六四学潮是要求政治改革，中共不答应，学生和老百姓就不干，学潮还是要持续发展，而赵紫阳又不愿意镇压，所以其实他在和不在，最后的这个悲剧性的结局都是注定的。赵紫阳其实花了很多工夫做邓小平的工作，但最后邓小平还是下决心镇压。

听从改革派领导人建议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有人反思，如果当时遵循改革派领导人的建议，结束街头运动，让社会回归平静，不给保守派以武力镇压的借口，从而让党内的改革派在中共的权力格局当中，能够继续保有实力，为未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储备力量。

王军涛表示，“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努力的，但是今天看来，我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说是错的，但是是不现实的。”出生在军队家庭，在军队大院长大的王军涛，知道共产党最后一定会暴力镇压，而真镇压，街上的老百姓是打不过正规军的。但是，他没想到，这次北京市老百姓真的很厉害，在街上堵军车，这在全世界也是很罕见的，就一寸一寸土地和共产党争。

他分析说，实际上胡耀邦的去世是个导火索，学生悼念他，原因是他因86学潮被逼下台。86学潮对中共来说并没有带来任何不良后果。86学潮后，共产党没有进行改革，没有停止报复，连胡耀邦都被搞下台，学潮中的领袖，也先后受到了不同的影响。

但1989年这次不同，戈尔巴乔夫来访，中苏和解这样的历史性会面，本来应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因为学潮改到了首都机场举行。发生这种情况，邓小平是震怒的。决定“八九六四”结局的关键人物是邓小平，学生就是接受改革派的建议回去，改革派也不能决定学生此后的命运。

“六四”镇压之后，邓小平总结也说，他们就是不听我的，不两手硬。王军涛分析指出，这就是说，一旦这个学潮真的压下去，达成了一个所谓的和平结果，随后一定是大清洗、大报复，就是要这种学潮永远不再发生。

“六四”杀人并不是邓小平变了 他本来就是两手硬

邓小平不是像苏联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派，他是主张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早在1979年邓小平要访美的时候，被问到为什么要到美国，国内有那么多事需要他处理。当时邓说，因为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王军涛说，那时候他就知道共产主义已经完了，他要考虑怎样用发展经济的方式，为共产党暴政续命。

王军涛表示，邓小平后来强调经济建设是硬道理，他甚至主张松绑，搞什么所谓的不争论，其实就是不想用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共产党理论，束缚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以，在六四镇压完之后，他又继续启动经济改革。

很多人因为他搞了改革开放，搞了一些经济改革，就以为他也要搞政治改革，王军涛认为，在政治方面，关乎共产党的权力、共产党的江山方面，邓小平从来是一步不让，从来都是下最狠的手。“六四”杀人并不是他变坏了，他从来就是这种人。八九开枪这事儿，共产党中的保守派都很震惊，所以他们很多人死了之后，不愿意埋葬在八宝山公墓，都要搞回家，就是对共产党江山没信心。

经济搞改革，政治搞维稳，这就是邓小平的两手硬，王军涛指出，他是决心不搞政治改革，不把权力还政于民的，只要犯这个忌，哪怕是总书记，他也要拿掉，他拿掉了两个总书记。

王军涛总结说，“六四”事业未竟，在“六四”学生的鲜血中可以看清一个道理，中共暴政不会因为人民跟他讲理就会让渡政权，就会改变暴政，暴政如果真的要讲理，也是因为面临覆没的命运。他说，真正纪念“六四”传承“六四”，就要行动起来，结束共产党的暴政。

参考视频【时事纵横】追思八九六四 有另一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