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沈奕斐，被一名小学生家长持续举报两个月。

与沈奕斐连线视频时，该家长称自家孩子在学校遭到“霸凌”。沈奕斐则指出，孩子之间的零食分享和轻微推攘，属于正常社交摩擦，“霸凌”一词太过严重，应当由更严肃、专业的标准来界定。

但家长认为沈奕斐分析不当，随后以“侵犯隐私”“影响教学”等理由，向复旦大学校方多次投诉。沈奕斐自称，这一系列程序，导致她不得不反复配合调查、撰写说明材料，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5月底，复旦大学发布了官方处理结果：沈奕斐教授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其所做的连麦内容直播并没有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也不存在所谓的“侵害第三方隐私权”等问题。

校方未给予沈奕斐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专业处置。



沈奕斐视频截图

调查过程中，因坚信自己的言行与判断，沈奕斐坚持不下架那条连线视频。而在相关视频评论区，无数自称中小学教师的网友纷纷哭诉自己也遭遇无理举报，有人留言说：“沈老师，您目前的负担，是中小学班主任与学科老师正在经历的，常常经历的，且有过之无不及。复旦会支持您，但经历过和正在经历这些事的其他中小学老师们，大概率不会这样幸运，被压着弯曲膝盖往往是最终结局。”

过去十几年来，我国基础教育的侧重点、准则逐渐发生改变，与之相伴的，是调整与适应阶段的家校矛盾。

沈奕斐在视频里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该小学生家长举报理由及过程的错愕。大型抱团取暖、互相倾诉的评论区，则让小学教育工作者的困境，以及藏于缝隙里的隐秘家校矛盾，被一个作为公共人物的高等教育从业者，看见了。

01

被滥用的举报

因为老师没能在深夜及时接到自己的电话，家长拨打了投诉热线，将对方投诉到了教育局。

这是北方某城市公立小学班主任夏星亲身经历的事。2026年5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十点半，夏星班上一个女孩的父亲在班级群里发消息，声称自己的女儿在体育课上被老师强迫运动，导致回家后受了风寒。他“”了夏星，要求作为班主任的她“出来解释一下”。

2分钟后，女孩父亲给夏星打来了电话。夏星没接到。十几分钟后，她给对方回去了电话，却得知，由于自己没能及时接电话，女孩父亲已经打了12345热线投诉她和体育老师。

后来，女孩父亲对夏星承认，举报有一时冲动的成分。“上火了，”他自称。而通过多方走访和询问，夏星也向学校领导了解到，当天的体育课上，老师并未强迫学生运动。

零门槛的举报，只需要一个电话。但冲动之下的投诉，依然导致夏星和学校领导不得不花时间作出解释和回复。夏星工作所在的学校还有明文规定，如果12345投诉核实属实，对老师的年度评奖和考核会存在一定影响。



冲动之下的投诉，依然导致老师和学校领导不得不花时间作出解释和回复/《最好的老师》剧照

2026年春季学期刚开学，四川一所公立小学的科学老师秦菲收到了任教两年以来的第一封举报信，举报理由包括过度体罚学生、言语侮辱学生等。

秦菲负责五年级7个班的科学课，科学属于“副科”，不被家长和学生重视，其中一个班有几个调皮捣蛋的男同学，常常肆无忌惮地破坏课堂纪律，跑来跑去、大喊大叫，甚至挑衅老师，秦菲提醒后仍不改正。一次课上，有学生忽然跑到教室后面，拿着拖布与同学打闹。两三个学生几乎全程在教室放纸飞机。

中午放学，秦菲将几个学生留了20分钟，让他们写下自己的错误言行及今后该怎么做。但就是这20分钟的留堂，为秦菲带来了麻烦——举报信上，出现了对她“过度体罚学生”的指控。

2021年开始执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明确，“学校、教师应当重视家校协作，积极与家长沟通，使家长理解、支持和配合实施教育惩戒”，但惩戒范围，仅限于点名批评、课后教导、一节课内的教室内站立等。秦菲的课本身不会超过一堂课，她要求顽皮捣蛋的孩子罚站，也最多不超过课间时长。

秦菲察觉到，对待年轻的女教师，尤其是副科老师，家长本能持有怀疑乃至不信任态度。一方面，家长不允许副科老师对学生释放威严。但另一方面，对待部分嚣张跋扈，不懂尊敬师长的孩子，的确只有足够严厉才能应对。在秦菲班里，这种严厉的“特权”，被家长集体交给了班主任一人。



《第9节课》剧照

举报信上还称，秦菲对学生进行了言语辱骂。秦菲仔细回忆了一下，自己最近一次当着全班同学说过的话，是鼓励优秀学生努力学习，“进入更好的环境去”。但在学生对家长的转述里，变成了“我骂学生是穷屌丝”“有娘生没娘养”。秦菲不知道，这些“我根本不可能说出口的话”，学生是从哪里学来的。

如今的小学生，普遍出生于2015年以后，成长于短视频和自媒体井喷的网络时代。相较于上一代人，他们普遍表现得更早熟，但也更加容易失控。与此同时，学生家长更容易全盘相信自家孩子的说辞，对待老师则持下意识怀疑和否定态度。

收到举报信后的一个小时内，校长找秦菲一共谈了三次话。随后，校长按照秦菲的回应及解释，替她一一写下了对举报信的说明，其中包括具体哪一天的哪一堂课，是否对学生作出体罚，等等。这个过程并不十分顺利，“老师站在讲台上，每天要讲这么多话，我真的记不清每一句说了什么。”

学校对老师大体持维护态度，但这让秦菲感到更加愧疚，“好像我给领导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她觉得自己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好好教学的热情也被浇灭了一半。

被举报之后，秦菲决定不在课堂上花时间维持纪律了，也不会对捣蛋的学生过度关注。学生们依旧不把她放在眼里，依旧吵闹，课堂依旧乌烟瘴气。

02

被冷水浇灭之后

秦菲毕业于上海一所“211”师范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秦菲对教师这份工作的期待，是“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入职后，虽然教副科，但她认为自己始终认真备课、上课。

但逐渐地，每次走进教室，秦菲就得不停地维护纪律，“最开始我可能是假装生气，但气着气着到最后就变成真的了。”秦菲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在歇斯底里，“我已经变得不像我了”。入职2年，她每个学期都要失声一周以上。

秦菲感到心力交瘁，这不是她做老师的初衷。

5月的某个周一，秦菲在C班上课时，被课堂吵到“快要晕倒了”，忍无可忍之下，她到教室外面站了几分钟。那几分钟内，她下定了辞职的决心。

入职时，秦菲与学校签了一费体年合约，如果提前离职，需要支付违约金。她计算过，如果在今年9月离职，她得赔给学校3万块。但为了早日脱离“苦海”，她愿意支付这3万元。



《女教师》剧照

杭州一所公立学校的数学老师王琳今年带五年级，2025年有一段时间，班上一个男同学小鹏持续一个月没交作业，也没写作业。王琳去找他要，得到的也只是搪塞和敷衍。

当时，王琳本不想多管，任教五年来，她意识到，“现在的教育形势，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好”，但她还是联系了小鹏的家长，本意不是告状，而是征求家长意见：此事需不需要老师介入？

看见王琳发来的信息后，小鹏的母亲立刻给王琳打来了电话。当时是周五晚上，小鹏妈妈在电话里劈头盖脸地责怪王琳：我家小孩不是一个多月没有写作业，而是你一个多月没有批改作业。

王琳觉得对方在颠倒黑白，小鹏的空白作业她是检查过的，可惜没有拍照存证。她只好耐着性子，让家长将孩子写好的作业发过来。小鹏妈妈拒绝了。

到了周一，小鹏妈妈带着作业来找王琳。王琳看出明显的赶作业痕迹，剩下的二十多页依然没有写，写的也是错误满篇，“正确率太低了”。

一个星期后，王琳在布置作业时随口对全班同学提了一句，“作业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不该是家长和老师三番五次提醒。”她没有提到小鹏的名字，但当天晚上回去后，小鹏告诉父母，说王琳针对她。

这次，小鹏妈妈直接联系了班主任，声称要将王琳投诉到教育局。



《小舍得》剧照

王琳记得，这个班念二年级的时候，小鹏还做了一件非常过分的事。一次集体活动上，他与另一个男孩往一个女孩的水杯里偷偷撒了尿，还将水杯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处，还被女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喝了。

为了找到肇事者，学校老师层层查了监控。小鹏的母亲也在现场，她似乎已经提前知道了什么，不断向身旁的儿子说：“你一定是被怂恿的吧！”

王琳觉得，小鹏成为各科老师公认的“问题学生”，与父母的溺爱分不开干系，“这孩子知道，他只要回去跟妈妈讲，无论事实如何，他妈妈一定会给他撑腰。”

可那个被欺负的小女孩是学校教师的女儿，在校领导“息事宁人”的劝说和请求下，那名老师也没有追究。其他两个涉事的男生，也没有受到其他任何惩罚。而那名小女孩的家长，也就是学校的老师，在不久后就主动请辞了。王琳听说，他主动去做了乡村支教老师。

这件事让王琳感受到，教师真的正在变成“弱势群体”。

03

变动的边界

家长正在变得敏感而多疑，学生则正在变得早熟且脆弱。任教五年来，王琳渐渐感受到这一点。

一次，王琳批评班上一个女孩完成作业不认真。放学后，女孩家长给王琳打来电话，责怪她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并称，由于王琳的批评，女孩在家哭泣不已，还出现了发烧、食欲不振等症状。后续整整一周，王琳不断收到那位家长的信息骚扰。后者对王琳放下狠话：如果我女儿今后出了什么心理问题，都是因为你。

“现在的一部分孩子非常善于利用规则把自己变成受害者。”王琳观察到。她班上有两个男孩经常互相打闹，一次，孩子身上出现了瘀青和刮伤。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找到她，坚称自己的儿子被霸凌了，提出让对方转学的诉求。但对方也觉得自家孩子被霸凌了，双方僵持不下。

但在王琳看来，对这个年龄的男孩来说，两人之间真的就是“小打小闹”。



《第9节课》剧照

脆弱的另一面，就是孩子的早熟，尤其体现在对抽象话语的熟练运用。王琳常在一些孩子口中听见诸如“人权”“主体性”等词语，最常见于当她对某个孩子作出了批评之后，有的孩子就会拿“权益侵犯”等概念来反诘王琳。王琳甚至听见过班里的男孩子聚在一起讨论“未成年犯罪”的刑法问题。

“95后”王琳在2000年代初念小学，她记得，自己小时候在学校被老师体罚，回家根本不敢告诉家长，学生大都认为家长是“站在老师那一边”的，只会责怪自己不听老师的话。

王琳与同龄人的父母，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这一代人深受“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影响，对学校与老师抱着“教书育人”的朴素期待和信任。受父母影响，他们的孩子也往往将老师的话视为权威。

而当“80后”至“90后”一代人做了父母，却可能选择无条件相信自己的孩子。

“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孩子对老师是怎样的态度，其实反映了家长是如何教育孩子的。”

王琳班上有个男孩，常常会主动对老师说“辛苦了”，她猜想这也许是家长教的。男孩的妈妈有时会做一些手工，托孩子转交给老师。这些让王琳感到心里一暖的瞬间，是支撑她继续从事这份职业的最重要动力。



《欢乐家长群》剧照

夏星做教师十几年了，她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是一所乡村小学。她还记得，那里的孩子和家长对老师几乎无条件信任，家长会对夏星说：“如果孩子有什么问题，老师你该打打该罚罚。”后来，夏星到一所城中村小学任教，家长的需求开始增加，也变得更细致，比如排座位、课桌的高矮、班费的用途等等。

有了微信群后，家校之间的接触变得更加直接和无孔不入。夏星遇到过深夜喝醉的家长，在班级群里用“非常肮脏的词汇”骂老师，夏星忍无可忍将对方暂时移出群聊，却反手被对方拨打了12345举报。

后来，夏星到城区公立小学教书，起初的几年里，老师尚且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学生上课不专心，老师可以专门花一节课来揪坐姿。没完成作业的学生会被罚抄写，计算题错一道罚做十道这类事情稀松平常。没按要求背完古诗词，可能会被老师在中午最后一堂课后留下来，占用一部分午饭时间。学校甚至会给老师们配备戒尺，用以管理和训诫。

对于这些方式，曾经的家长们也大多无异议。而如今，夏星“想都不敢想”。

她感受到，变化约是2020年前后开始发生的。夏星如今带的学生，大都经历了几年网课时光，也许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家长开始轻视教师乃至学习的重要性。夏星班上有位学生家长就直白地告诉她，他不指望孩子上大学，“能读到哪就算哪”。理由是，那名家长有个亲戚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却仍然找不到工作。

04

微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告诉南风窗，家校矛盾的增加，与教师权威性被消解的客观环境相关。如今，“伴随着家长自身的学历提高、媒体的发达、AI的出现，文化知识的获取变得便利，老师的权威性逐渐被消解。”

“现在很多家庭把问题绝对化了”，边玉芳提醒，不少家长希望孩子在学校里一点问题都遇不到，但这未必对孩子有利，“孩子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同学之间的一些冲突、摩擦、老师的批评，只要不是主观恶意和实力强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持续欺负，大多数孩子是可以自己处理好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学会处理人际冲突与人际交往能力。但如果我们的孩子被过度溺爱和保护，恰恰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问题。”

边玉芳强调，“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一定是在老师和家长的合作下才能完成的。而这些完成的基础，就是良好的家师关系。”家长与老师之间的协同，依靠彼此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

因此，边玉芳认为，学校应当通过更多家校活动和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开展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让家长进入校园，了解老师的工作，与老师成为孩子成长的教育合伙人。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确立教师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些问题，家长是可以有发言权的，比如校服、食堂等生活问题，但像老师和课程安排、作业等问题，就应当有一定边界感来保障教师的专业性。”



家校矛盾的增加，与教师权威性被消解的客观环境相关/《女教师》剧照

多年来，边玉芳持续呼吁建立一种家校矛盾的应对机制，比如建立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调解机构。如今，部分省份和学校已经设立了“家校冲突人民调解委员会”，一般由政府牵头，各级教育部门，教育领域专家、法律专家、心理专家以及街道社区干部组成，“主要职责是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家校关系。”

学生、家长与老师三方，唯有建立在真正的看见、理解与信任之上，真正的教育才会发生。

如今，协同机制的失调，部分家长的情绪性举报、教师专业权威性的缺乏确认，都让家校关系变得紧张。社交媒体上，不少中小学教师纷纷抱怨在教学工作之外的琐事，紧张的师生关系、家师关系，和为了自保和自证不得不愈加谨慎的教学态度，让老师们疲惫不堪。

对教师的监督，终究不能浇灭志于教育的年轻人真正的热情。

如夏星这样对教育事业始终饱含热情的教育者，留在这一行的根本动力，仍然在那些与孩子们真切交流的瞬间，在发生在教室里的，如浇花结果般清晰可见的希望和微光里。

今年春天，夏星在教室讲台上种了一盆铃兰花，后来，花朵垦坍，夏星换了一朵塑料花插进泥土里。春天来临后，孩子们悄悄把她的假花摘掉了，替换成了校园别处摘来的，每天不重样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