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言论自由在专制制度里打进一个楔子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图片来源：本人提供）

我是1947年8月5日出生于北京，当时叫北平，所以我的名字“平”是从这儿来的。我上头有一个姐姐，下头一个妹妹。我父亲原来是河南许昌一个农家子弟，因为小时候比较聪明好学，家里送他念书，后来念了免费的中央政治大学。出来之后在国民党政府的时代，做过一些什么县长、专员，诸如此类的。后来在48年的时候，他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可是这个军队在49年初，所谓起义,就成了共产党的军队了，成了解放军了，所以他也就成了解放军了，是个团级、营级军官，部队一度驻扎在湖北的大冶。那时候我妈妈因为怀上了我妹妹，那是50年，就带着我们回到北京，因为北京买的有房子，就回到北京去了。可是到了1952年，共产党搞镇反，我父亲就因为所谓历史问题，原来是国民党的军官，就被判处死刑。

那样一来当然我妈妈生活就非常困难了。我妈妈原来学过统计，没结婚之前已及结婚后一段时间，还做了很长时间的统计工作，一般在什么各地的包括什么陕西省的财政厅这些地方做统计。后来怀了我之后就没有工作了。父亲死后在北京这个日子就比较困难，所以在55年母亲就带着我和我妹妹去了四川成都，投奔她的大哥或者大舅。

大舅当时在四川成都京剧团当导演。原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二舅住在一起，二舅一家人。

在50年代的时候和后来气氛不一样，50年代不是那么特别强调所谓家庭出身的问题，在学校里你好学生、听话的孩子，那总还是受老师受各方面的肯定的。所以当时我们并没有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黑五类的问题而感到什么压力。我小时候，从上幼儿园起，到上中学都是好学生，评三好学生、评优秀学生每次都拉不下。我们小时候都挺老实的，我记得最清楚的，你看我念的幼儿园，那时候在北京是很有名的幼儿园，府学胡同幼儿园，就是因为我们家住在那。府学胡同幼儿园，文天祥祠堂就在那儿，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幼儿园。念到大班毕业的时候，全园评比什么模范儿童，那时候兴模范，评了九个，其中就一个是男孩子，人家全是女孩子。就说明我们挺老实的，那时候。

整个小学初中中学都过得应该说是相当的顺利。所谓顺利，就是你自己很努力，周围人也都给你很多的肯定。一直到了我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1963年了，那时候要争取入团了，写入团申请书，就是说第二天团支部要开会讨论是不是批准我入团的事了，结果头一天，我的入团介绍人，一个老师，就跑来跟我说，说决定要把这个事搁下来，说他们调查我们家里，有这样这样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给耽误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比较清楚的知道我父亲的情况。当然那个时候我当然很不高兴了，就觉得你看我的表现这么好，你们也都知道的是吧？怎么会因为一个家庭问题再考验呢？理由就是要再考验、考验。当然我就非常不高兴。觉得不公平嘛。

这次是事情还小，就到年考高中。考高中，后来狙桃的老师说，我考的成绩在全市都是名列前茅的，可是成都那些好学校、重点中学，我填表都填的这些好学校，一个都没有录取我，而把我分到一个离我们住家非常远的一个很差劲的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在成都的完中，就是有高中的中学中间，排名是垫底的。

把我分到那个学校，我非常生气生气，气得不得了，因为以前都是一帆风顺的，觉得得了这样、得了那样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自己很努力，是吧。结果那次让我非常气愤，就觉得太不公平。我觉得太不公平。当然你后来没有办法，只有去啊。最初去的时候还好，因为你是好学生，所以一去学校班上老师还是非常重视，推举我去做什么学生会的干部等等。可是紧接着到64年，那么所谓阶级斗争就越讲越凶，在学校里头所谓讲究家庭出身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搞什么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候我们学校也是搞什么阶级路线辩论会，辩论会上结果三天半的辩论会，两天半是在批判我，后来当然我当时就很不服气，我上台都去就去据理力争。

后来我在一个同学那儿，看到北京市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当然感到这就引起很强烈的共鸣，觉得他所文章所谈到的那些原来我想的。

当然只是我很清楚，以我当时那种表达能力肯定写不了那么好，但这个文章本身，确确实实观点跟我原来思考是完全一致。所以当时读这篇文章就像在读自己的思想，有那么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在办了一个小报，就转载遇罗克的文章。这个事情后来到了文革后期也遇到一些麻烦。那么这个问题对我早年的生活经历影响是比较大的。

文革发生那一年，我们正好高中毕业，1966年。当时我们已经结束了毕业考试，准备考大学，所以教室里已经贴满了各个高校的招生广告。我们在选学哪个专业、考哪个学校。正在琢磨这些事。但其实我对考上大学觉得希望很渺茫，因为当时非常讲究出身，我们同学都很清楚。我们班一个同学就讲，他说以胡平的成绩，全国哪个大学都考得上；但是以胡平的家庭出身，没有一个大学会收他。当然情况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学校高年级有一个同学，他是他们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他的父母不过是右派而已，按性质，比我们家还要轻一点，结果居然把他分为一个什么农机学院去了。另外还有几个同学家庭出身比他更糟一点的，根本就不被录取。

文革期间，一开始我们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响应号召，因为当时，第一你在那种环境之下，你接受的都是官方意识形态，你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另外像这种出身不好的人，参加运动的时候尤其还想证明，其实我们也是革命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有一些疑惑，比如说你看到报纸上批判这个毒草那个毒草，但发现毒草都是自己原来比较喜欢的东西，是吧？你心里当然会觉得这是自己思想不对，你看居然对那些不好的东西有共鸣。所以当时大家都是这种思想，都是这种想法，批判的东西都知道是自己原来比较喜欢的东西，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但是正因为这样想，反而觉得自己思想有问题，是应该通过运动，参加革命，改造自己。就抱这么个目的。

一开始我和大家一样也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老师，可是后来很快我就对这种对那些老师、学校的什么主任、校长，他们遭受的那种很严厉的很残暴的那种对待感到不满。当时很多学校都是学生自发的，或者是在工作组的某种暗示、鼓励之下，把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关入牛棚，也就是不让他们回家，叫他们居住到一个专门的地方，叫他们去劳改，做些扫厕所这种最脏、最烂的活，而且还对他们放肆的打骂侮辱。对这个事情我就有些不满了，因为从理论上我们认为这些老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是应该的，我们也去批判，但是对人的这种折磨，我看不下去。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政策，党的政策也没说要这么做。所以当时，你像当时那个情况下，你要反对一个东西，你总需要一定的思想资源，你凭什么去反对他是吧？我们觉得这个不符合党的政策，因为你不可能有自己单独的标准。那么你还是根据党的那套标准。问题是，你就发现，按照党的标准，你这么做也也是胡来，也讲不过去。所以最初是从这儿反对的，按照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的标准，然后看你生活中很多具体做法不符合标准，这样子才有底气去反对，因为你开始不可能站在一种连这个标准本身都加以反对，不可能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当时就对学校这些老师遭到这种粗暴对待很不满，对这种残暴性很不满。

后来到了秋天,不是中央、也就上面毛泽东变了政策，是吧，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突然反过来了，居然号召大家对前阶段工作组领导做的那些事情加以批判。文革中的最大一个特点，以前搞运动都是领导整大家，而文革中间居然出现这么一个插曲，毛泽东居然号召群众去批判领导。所以这么一来，像我们这些原来就受压的、前段时间受压抑的，当然就觉得很受鼓舞。

所以那时候我在学校里我们就贴大字报呼吁，所谓造反的大字报。就是要求把被关进牛棚的老师统统解放出来，给他们平反。所以我在我们学校文革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带头把这些关到牛棚的老师都解放出来了；第二就是反对血统论，就办小报批判这个东西。

那是1968年年底，那个时候学校已经所谓走上正轨，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要是工宣队、解放军军宣队进来,实际上接管了学校。然后开始搞什么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因为在运动前期曾经一度把那些所谓有问题的老师都解放了，都从牛棚放出来了，可是到了运动后期又来算账了，又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很多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又重新关进牛棚，打入另册。另外也开始清理学生中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成了清理的对象。学校办一个学习班，美其名叫学习班，其实等于强迫你天天去叫你去检讨。当然我们不检讨，就僵持在那。后来我同学告诉我们，把我送去学习班的就是两条。一条说是我为牛鬼蛇神翻案，就是总是为老师打抱不平，把老师解放出来了。当时解放出来了，后头有些老师又被当成牛鬼蛇神又抓进去了，所以就说我们挺牛鬼蛇神。另外我办小报登遇罗克的文章。当时曾经一度遇罗克的文章很流行，可是后来很快中央文革小组讲话，说遇罗克的文章是大毒草，受到批判。因此在工宣队、解放军那里，肯定我们办的小报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又调查了一下，同学也告诉军宣队说，胡平跟北京那些人办遇罗克小报的人，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因为我根本没有去北京，属于单独的行为。所以就没有特别当个事来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