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外人员”——未定民族的由来

【一】

曾经，你出门住酒店，前台要你身份证。你递过去，对方盯着民族那一栏看了五秒，抬头看你一眼，又低头看身份证，再抬头看你一眼——仿佛你刚从上个世纪穿越过来。

那一栏写的是“其他”。

不是汉族，不是藏族，不是苗族，不是56个民族里的任何一个。是“其他”。

这是西藏僜人身上反复上演的经典桥段。僜人人大代表坦妮娅多次在人代会上讲述这样的场面：她身边的僜人老乡拿身份证坐飞机，安检口比同行人多滞留好几分钟；住宾馆被前台怀疑拿的是假身份证；生病住院办手续，工作人员一看民族栏写着“其他”，直接当“问题身份证”拒收。坦妮娅本人就是这一幕的亲历者——身份证上那两个字，成了她出门在外的第一道坎。

坦妮娅身上发生的一切，就是83.6万未定族称人口日常生活的缩影。836488人——这是七普给出的官方数字，其中男性439083人，女性397405人。什么概念？如果把这83.6万人当成一个整体，它的规模足以超过56个民族中不少“在编成员”。但他们没在名单上。他们用着一张写着“穿青人”“革家人”“僜人”的身份证，活在一个找不到自己民族选项的社会里。



【二】

事情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全国各族群众踊跃报民族——这份热情堪比现在的选秀海选，只是方向反了，不是参选，而是申报。400多个族称铺天盖地涌来，有的地方一寨一姓就敢自立门户。如果全认了，那张名单会长得吓人。

这就需要一个标准。当时的民族学家从斯大林那里借来了一套理论工具——“四个共同”：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理论很好，但一落地就尴尬了。这是欧洲经验的产物，硬套在中国土地上，很多族群压根儿凑不齐这“四件套”，典型的“车是好车，但路不行”。

但当时的学者并非教条主义者。费孝通后来就直言，实际工作中是把“共同文化特点”当作核心标准，走的是灵活路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多种，光云南就有260多种。经过几个阶段的筛选识别，到1979年基诺族被确认为第55个少数民族，56个民族的框架就此定型。

灵活归灵活，还是装不下现实中的全部复杂性。1964年“二普”时，未定族称的“民族”仍有80多个。80年代重启识别后，陆续归类了一批，但仍有相当数量被悬置，成为今天的未定民族。

这83.6万人，就是那场大规模筛选运动中被“搁置争议”的遗存——就像公司裁员，大部分人都安排了去向，剩下几个“暂缓处理”。



【三】

83.6万人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面貌千奇百怪。分布上基本遵循“西南为大本营，其他省份零星点缀”的格局：贵州最多，云南和西藏紧随其后，浙江、广东、广西、江苏各超过一千人。如果说未定民族是个编制外的“团队”，总部毫无疑问设在贵州。

团队里的“头号大哥”是穿青人。这场身份拉锯战旷日持久，堪称民族识别界的经典案例。

穿青人人口近70万，主要聚居在贵州毕节、安顺、六盘水。关于他们的来历，学术界有三套话术：土著说、分支说、混合群体说。比较流行的版本是：明朝征南将士与当地土族的后代，自认和汉人有区别，传统服饰尚青，说一口贵州官话。几百年来跟苗、彝等族群混居，既保留了明代的某些文化基因，又吸收了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融成了“中间群体”。

1953年“一普”，穿青人被当作独立民族登记。随后费孝通的调查组认为他们本质上是明朝汉人移民后代，所以不算独立民族。此后穿青人来了个“身份蹦极”——在“汉族”“少数民族”“待定”之间反复横跳。直到2003年，公安部出台折中方案：身份证上可写“穿青人”，但56个民族名单里依然没有你。相当于发了一张临时工卡，但没给你转正。据不完全统计，在67万穿青人中，只有1.2%的人愿意改为其他民族，其余全部选择维持现状。“穿青”两个字，在他们看来不只是一个称谓，是一种骨子里的归属。

还有一个让人头疼的因素是民族政策这把“双刃剑”——高考加分、公务员定向招录、计划生育放宽等政策好处是明摆着的。于是出现了典型的“身份博弈”：被划成汉族的群体拼命争取“正名”，被归入苗族彝族等大民族的群体又吵着要“分家单过”。民族身份从一个文化问题变成了利益问题。

未定民族中还有不少世居深山峡谷的人口极少的群体——达曼人只有200多人，西家人只有700多人。他们没有文字，没有系统的历史记录，组织化程度偏低。要让国家层面专为几百人启动一次民族识别程序，就像要求一场柄宴为一个人的口味专门设计菜单，客观上确实存在成本和可行性的挑战。

【四】

问题悬了几十年，学术界也一直在探讨中，关于“怎么办”的问题，目前大致形成了三派：

第一派：赶紧给名分。 这种观点认为，民族识别是一项未竟的历史任务，应该纳入法治化轨道，制定完善的认定标准。逻辑很清晰：身份不明，权利怎么保障？但难度在于——标准一旦松动，闸门一开，会迎来多少新申请，没人能打包票。

第二派：名分先放一边，权益先落实。 这派更务实，主张别等了，先解决实际困难。由于没有官方正式认定身份，未定民族群体中的个体在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的相应权利保护往往面临制度性盲区。说白了就是：先把住酒店别被拒、坐飞机别被多扣、生病住院别被当“问题身份证”挡在门外这些事给办了，至于民族名称的正式地位，那是更长远的事。

2017年，在坦妮娅的多年奔走推动下，国家公安部和国家民委下发文件，僜人身份证民族栏终于从“其他”改为了“僜人”。坦妮娅第一时间赶去换证，成了身份证上民族一栏登记为“僜人”的第一人。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道理：不少麻烦其实出在技术层面、制度接口上，未必非要等到“第57个民族”诞生才能解决。

第三派：跳出来，搞文化保护。 有学者提出另一个思路：与其在身份认定这条渐行渐远的窄路上死磕，不如转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通过生产性保护、文旅融合等方式抢救濒危文化。贵州麻塘革家寨就是一个鲜活案例。革家人把自己的传统服饰和蜡染技艺打造成了旅游名片，寨子现有105户人家，450余人，靠这个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日子先过得滋润了，身份的事反而没那么急迫了。文化的生命力，终归不在身份证上怎么写，而在年轻一代愿不愿意唱祖辈的歌、穿祖辈的衣裳。

【五】

未定民族的未来，有没有一个完美解决方案？短期看，很难。

但这不等于问题就该永远悬在那里。有三件事值得期待。

第一，公共服务终将走向“去身份化”。

数字化治理越推进，社会服务就越不该以“民族”为必要入口。身份证系统里少一个民族选项不该是过不去的坎——这不是修改民族分类体系的问题，只是系统设计能不能更灵活一点。坦妮娅他们用亲身经历证明了：这道技术之坎，跨过去就是海阔天空。

第二，文化的命脉在于活态传承。

不管穿青人最终被打上什么标签，他们的傩戏、山歌、青色服饰，本身就是中国多元文化版图上不该被抹掉的一块。让这些东西被看见、被记录、被年轻人演绎，远比争一个官方名分更要紧。费孝通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看见了这些族群的文化价值，今天的人更不该忘。

第三，也许包容比分类更高级。

国家追求清晰的治理边界，族群的文化属性却天然是流动交融的。这种“刚性框架”与“柔性现实”之间的张力，就是未定民族问题最深的那个病灶。不急于给一切贴标签，允许模糊地带存在，尊重一个群体“就这样、不想被归类”的自我感知——这种包容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成熟。

【六】

说到底，身份证上那一栏，承载着83.6万人的身份困境，也折射出了某种折中智慧——在最终答案到来之前，至少给了一个临时名称，让他们不必在56个民族的分类框架之外做出违心的选择。坦妮娅奔走多年，乡亲们身份证上的“其他”终于变成了“僜人”——虽然离“第57个民族”还有很远的路，但那小小的卡片上，每个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那个真正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还需要时间。也只有时间，能真正消融所有争议。融合，才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