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刃，以血醒民

前言

庚兄一句话，定了这篇文章的魂。

他说：“邵、林、史、杨，个个都是站着死的。您看现在有些人，别说气节，脊梁骨是软的。这四位一列，就是一面照妖镜。”

痛快，也沉痛。

痛快的是，四个名字亮出来，不必多言，风骨自现。沉痛的是，他们被记住，恰恰因为他们死于非命——死于说真话，死于不低头，死于把笔杆子当枪杆子使的那份倔强。

四个人，生于同一个时代，死于同一个原因。

邵飘萍，中国第一个被公开枪决的新闻记者。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通讯社，教过毛泽东新闻学。军阀要杀他，朋友要赎他，他传出纸条，只有两个字：“不可。”1926年4月26日凌晨，北京天桥刑场，他整理好衣冠，对刽子手说：“你开枪吧。”

林白水，与邵飘萍同年遇害，相隔不过百日，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他用最粗的白话写最辣的评论，一篇讽刺军阀张宗昌的走狗，未经任何审判，数小时后便被拖出去枪毙。临刑前他说：“我生平不做亏心事，天必佑我。”

史量才，中国最有权势的报业大王，执掌《申报》二十余年。蒋介石当面警告他：“我有百万军队。”他回了一句：“我有百万读者。”不久后，沪杭公路上，军统特务截住他的座驾，乱枪将他打死。他死后，一个时代的报格也随之暗淡。

杨杏佛，哈佛经济学硕士，中央研究院的顶尖学者。他本可以安然坐在书斋里，却偏要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为政治犯奔走，为朋友挡子弹。1933年6月18日清晨，他在家门口被特务连开数枪，死在年幼的儿子面前。鲁迅为他写下挽诗：“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四个人，死法不同，风骨一致。

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会死。邵飘萍被抓前已有风声，朋友劝他暂避，他不走。林白水知道那篇文章出去是什么后果，他照写。史量才身家巨万，低头就能活，他不肯。杨杏佛每天活在暗杀名单上，门前的特务他是看见的，他照常出门。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不是莽撞，是选择。他们选择了站着说话，就准备好了站着死。

所以这四个人，是一面照妖镜。照出的，不只是那个时代的黑暗，更是后来者心里还剩多少骨头。

后续的四篇文章，分写邵、林、史、杨。不单写他们的死，更要写他们为何而死，死得值不值。答案不在别处，就在他们留下的每一个字里。那些字混着血，到今天还没干。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站着说话的人。也献给庚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