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宰相称谓考

唐朝的宰相制度， 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界对此多有论述。先贤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中辟有专门章节“宰相制度之屡变”， 对其加以研究；今人张国刚、王素、袁刚、王颖楼等先生亦有专著予以深入探讨。近二十年来，更有数十篇论文专门讨论唐朝的宰相制度，大家各抒己见， 见仁见智，将该问题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笔者仔细研读了这些专著和论文，总觉得尚有一个问题未完全解决，即唐朝的宰相究竟有多少种称谓，其名称的变化有无规律可循。以下不揣浅陋， 试就这个问题略抒管见， 以求正于学界同仁及读者。

一

唐朝宰相的称谓问题，是研究唐朝宰相制度时必须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最早统计唐朝宰相称谓的当属唐人杜佑，他在《通典》卷二十一《职官三·宰相》中指出：

大唐侍中、中书令是真宰相，其余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参预朝政) 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 并为宰相。亦汉行丞相事之例也。

这里指出了唐朝宰相的7种称谓。五代、宋初著名学者王溥在《唐会要》卷五一《官号·名称》中更进一步指出了唐朝宰相的 14 种称谓， 比杜佑所述增加了“参议朝政”、“专典机密”、“平章政事” “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参议机务”等7种称谓。

南宋学者王应麟也统计出唐朝宰相的13种称谓，与此情况大致相同。《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在论及“唐世宰相，名尤不正”时，只列举了三省长官、“参议朝政”、“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平章(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8种称谓， 远不及《唐会要》所述全面。后世学者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多以《新唐书》所述为据，并没有超出《唐会要》涉及的内容，其中以元人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最为典型。今人岑仲勉先生、张国刚先生也深入研究了唐朝宰相的称谓变化问题，但都只举出了其7-8 种称谓；刘希为先生则专门研究了唐代宰相名称的变化，举出了其13种称谓，与《唐会要》所述大致相当。

不过，以上著述均未详列每种称谓的具体设置情况，而且还遗漏了一些称谓。据笔者所见，唐朝宰相大概有22种称谓。为研究问题方便起见，以下就不厌其烦，将这些称谓及其具体设置情况详列如次：

(一)三省长宫，即尚书省的尚书令(或尚书左、右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正如《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所云：“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

尚书令为相者仅见秦王李世民一人，时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唐代宗时雍王李适(唐德宗)、中兴名臣郭子仪二人也曾任过尚书令，但都是荣衔，与宰相无涉。

尚书左右仆射为相的时间一直持续到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神龙元年(705年)五月，豆卢钦望升任尚书左仆射，“既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他才真正履行宰相之责。此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即单任仆射而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者，便不再是正式宰相了。有唐一代，以此称谓直接为相者计有 26 人次，其中高祖朝5人次，太宗朝7人， 高宗朝6人，武则天朝8人次。在这 26 人次中，有10人次还加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其中高宗朝有4人，武则天朝有6人次。

中书令和侍中为相的时间要长一些，一直持续到唐末。不过，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十一月，中书令、侍中的品秩均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此后，这两种称谓便演变成一种荣衔， 多用来优宠那些勋臣或藩镇节帅；而其作为两省长官的地位反而被其副职中书侍郎、门下侍郎所取代。

有唐一代，任中书令者计有91人次， 其中高祖朝7人 ，太宗朝9人次，高宗朝 16人次，武则天朝14人次， 中宗朝11人次， 睿宗朝7人次，玄宗朝9人次，肃宗朝3人，代宗朝1人，德宗朝4人，宪宗朝1人，文宗朝1人，懿宗朝2人次，僖宗朝1人，昭宗朝5人次。任侍中者计有89人次，其中高祖朝8人，太宗朝8人，高宗朝13人，武则天朝18人次， 中宗朝10人次，睿宗朝6人，玄宗朝10人，肃宗朝4人次，代宗朝1人，德宗朝2人，宪宗朝 1人，文宗朝1人，僖宗朝4人次，昭宗朝3人。

(二) 知政事 有如下两例：

1.武德元年 (618年)六月，唐高祖李渊即位，以原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

2.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带方州刺史刘仁轨为大司宪，兼知政事。

(三) 参豫(预)朝政 有如下六例：

1.贞观元年(627年)九月， 御史大夫杜淹检校吏部尚书、参豫朝政。“他官参豫政事自此始”。

2.贞观三年(629年)二月，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豫朝政。

3.贞观四年(630年)二月，民部尚书戴胄检校吏部尚书，参豫朝政。

4.贞观九年(635年)十一月，光禄大夫萧瑀为特进，参豫朝政。

5.贞观十七年(643年)八月， 工部尚书张亮为刑部尚书，参豫朝政。

6.贞观十八年 (644年)九月，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四) 参议朝政 有如下两例：

1.贞观四年(630年)二月，太常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

2.贞观四年(630年)十一月，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

(五) 平章政事 仅见一例：

贞观八年(634年)十一月，尚书右仆射李靖以疾辞官，诏授特进，“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平章事’之名盖起于此”。

(六) 参议得失 仅见一例：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侍中魏徵罢为特进，仍知门下省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

(七)参知政事 有如下三例：

1.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一月，尚书左丞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

2.永徽六年(655年)七月，中书舍人李义府守中书侍郎，参知政事。

3.显庆四年(659年)五月，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参知政事。

(八)专知 (典)机密 仅见一例：

贞观十六年(642年)正月，中书舍人兼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知(典)机密。

(九) 同掌机务 仅见一例：

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诏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一称左庶子)高季辅五人同掌机务。

(十) 参知(豫)机务 有以下四例：

1.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2.景云元年(710年)六月，朝邑尉刘幽求为中书舍人，苑总监钟绍京为中书侍郎，并参知机务(一称参豫机务)。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一称参豫机务)。

3.同年七月，兵部侍郎崔日用行黄门侍郎，参知机务。

4.天復元年(901年)十一月，兵部侍郎、权勾当中书事卢光启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机务。

(十一) 参掌机密 仅见一例：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六月，检校洛州刺史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参掌机密。

(十二)知中书(西台)事 有如下两例：

1.龙朔二年(662年)八月，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仍知西台事。

2.乾宁二年(895年)七月，嗣薛王李知柔权知中书事及随驾置顿使。

(十三) 同知政事(同知军国政事) 仅见一例：

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并同知政事(一称同知军国政事)。

(十四) 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 仅见一例：

永淳元年(682年)四月，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在增置这一称号后，高宗对中书令崔知温说：“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即与卿等同名称。”按崔知温在任中书令前曾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这里所说的“同名称”， 不大可能指崔知温现任的中书令， 当指他前任的同中书门下三品而言，因为中书令为正式宰相，按制仅设二人，不可能一下子提升四个人同时担任。自此之后，“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为名”。

(十五)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平章 仅见一例：

神龙元年(705年)六月， 尚书左仆射(一称尚书右仆射)豆卢钦望，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平章。

(十六) 平章军国重事 有以下三例：

1.神龙二年(706年)十二月， 特进、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为开府仪同三司，依旧平章军国重事。

2.先天元年(712年)七月，窦怀贞为尚书右仆射，平章军国重事。

3.大和四年(830年)六月，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

(十七) 参谋政事 仅见一例：

景云元年 (710 年)六月，相王李旦参谋政事。

(十八)知军国重事 仅见一例：

开元元年(713年)八月，刘幽求为尚书左仆射，知军国重事(一称知军国大事)。

(十九)知门下省事 有以下三例：

1.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侍中魏徵屡以眼病求为散职，太宗不得己，将他罢为特进，仍知门下省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

2.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二月，牛仙客知门下省事。

3.大历四年(769年)十一月，元载权知门下省事。

(二十)勾当中书事 仅见一例：

天復元年(901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卢光启权勾当中书事。

(二十一)同中书门下三品 (同三品)

这是唐朝宰相名号中应用较多的一种，仅次于后文要述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这一称谓始设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特进萧瑀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李勣为太子詹事，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此始。”按当时中书、门下两省的三品官只有中书令和侍中，他们都是正式宰相。所以这一名称的含义是指可同中书令、侍中一样， 参决军国大事。

最后一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的是宗室宰相李麟，他于至德二载(757年)十二月加金紫光禄大夫、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乾元元年(758年)五月罢为太子少傅。此后便不再有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设了。可见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名在历史上行用了 116 年 (643-758年)之久。据统计，加过这一名号的宰相达 128 人次之多，其中太宗朝3人，高宗朝 42人次，武后朝30人次，中宗朝28人次，睿宗朝17人次，玄宗朝7人，肃宗朝1人。

(二十二)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同平章事)

这一称谓是由永淳元年(682年)四月所设的，由“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简化而来，是唐朝宰相名号中应用最多的一种。它始设于永淳元年 (682年)十月，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后便逐渐应用开来，“终唐之世不能改”。由此可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在唐朝历史上行用了226年(682-907年)之久。据统计，冠以这一名称的宰相达 310 人次之多，其中高宗朝3人，武后朝62人次，中宗朝6人，睿宗朝9人次，玄宗朝18人，肃宗朝 10人，代宗朝9人，德宗朝34人次，顺宗朝3人，宪宗朝23人次，穆宗朝9人，敬宗朝3人，文宗朝20人次，武宗朝9人，宣宗朝18人，懿宗朝17人，僖宗朝23人次，昭宗朝32人次，哀帝朝2人。

在归纳出唐朝宰相的名称变化及其设置情况之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唐朝官制曾发生过几次重大变动，官名亦相应发生变化。如尚书左右仆射，龙朔二年(662年)改称左右匡政， 光宅元年(684年)改称文昌左右相，开元元年(713年)改称左右丞相，后复旧名。中书省， 龙朔二年改称西台，光宅元年改称凤阁，开元元年改称紫微省，后复旧名。

门下省，龙朔二年改称东台，光宅元年改称鸾台，开元元年改称黄门省，后复旧名。因此，上文所说的同中书门下三品，亦曾称作同东西台三品、同凤阁鸾台三品、同紫微黄门三品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曾称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紫微黄门平章事等。这些变化，只是同一官号的不同称谓，并非增加了新的宰相名号。本文为研究问题方便起见，一律以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统一称之，不再一一区分。

二

在以上22种称谓中，只有第一种三省长官(尚书令或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才是正式的宰相名称，又称作真宰相、正宰相。因为他们名列国家正式编制，既有品秩，又有定员。而其余21种皆属临时差遣的官号，名不列国家正式编制，既无品秩，又无定员，笔者将其定名为一种没有使称的使职，与元帅、都统、学士等类同，相当于某某使职(如招讨使、节度使、盐铁使、转运使等)。

以上22种称谓，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为正式宰相类，单指三省长官 (尚书令或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第二类为参知政事类，包括“知政事”、“参豫 (预)朝政”、“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同知政事”、“知门下省事”、“参谋政事”、“知中书事”、“勾当中书事”等十种称谓。第三类为参知机务类， 包括“专知(典)机密”、“同掌机务”、“参知机务”、“参掌机密”等四种称谓。第四类为同平章事类，包括“平章政事”、“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平章”、“平章军国重事”、“知军国重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六种称谓。第五类为同三品类，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一种称谓。

在中国历史上 ， 一个朝代有如此之多的宰相称谓，大概只有唐朝一朝而已。那么，为什么唐朝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正如先贤吕思勉先生所云，因为唐朝宰相实行的是差遣制，唐朝根本没有宰相这一官名，皇帝可以临时指派某些官员，冠上一个参议朝政的名号，以履行宰相之责。当然，所选用的官员也有一定条件限制，一般需四品命官以上，且具有一定才能，皇帝认为他可以担当宰相重任。此外， 唐朝享国长久(290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立国越长，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唐朝宰相的这种差遣制渊源于前代。唐人杜佑曾明确指出：“按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并举出了当时出现的四、五种宰相称谓，如 “掌机密”、“毗赞朝政”、“参综朝权”、“参掌机事”等。入隋后， 虽明确规定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也有以他官参与者。如柳述任兵部尚书，“参掌机密”；虞世基迁内史侍郎，“专典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参掌朝政”，又作“参掌机密”。由此可见，在唐朝宰相称谓的五种类型中，前三种类型基本上是承袭隋朝，并吸收魏晋以来的宰相称谓，发展变化而来的；只有后两种类型， 即“平章政事” 类和“同三品”类，才是唐朝首创的。

由以上22种称谓及其具体设置情况可以看出：高祖朝的宰相称谓有2种，太宗朝有 12种，高宗朝有8种，武后朝有3种，中宗朝有5种，睿宗、玄宗朝各有6种，肃宗朝、代宗朝各有 3种，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朝各有1种，文宗朝有2种， 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朝各有1种，昭宗朝有4种，哀帝朝有1种。由此可以概括出唐朝宰相称谓变化的规律为：由少变多，再由多变少，最后逐渐集中到一种称谓上，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于昭宗朝出现的四种称谓，有三种是在皇帝仓惶出逃时所作的临时安排，不属正常情况。

如乾宁二年(895 年)七月，京城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骆全瓘、刘景宣，指挥使李继鹏、王行实举兵造反，图谋劫持皇帝。昭宗仓惶出逃，“京师士庶从幸者数十万”，途中遭盗寇劫掠，“恸哭之声，殷动山谷 ”。而“百官多扈从不及”，只有京兆尹、嗣薛王李知柔先行赶至。无奈之际，昭宗才让他“权知中书事及置顿使”。天復元年(901年)十一月，朱全忠率兵逼近京师，权宦韩全诲劫持皇帝西奔凤翔。“是时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昭宗万般无奈之际，才以兵部侍郎卢光启“权勾当中书事”，旋又以他“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机务”。所以，当时出现的“知中书事”、“勾当中书事”、“参知机务”等三种宰相称谓，均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而该朝通行的宰相称谓仍为一种，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唐朝宰相称谓的这种变化规律，是与当时盛行的使职差遣制度的变化规律相一致的。按唐朝前期使职名目繁多，主管同一事务的使职可以有多种称谓，如主管运河漕运事务的使职， 就先后有“水陆运使”、“水运使”、“都转运使”、“转运处置使”等多种称谓，最后统一为“转运使”，并与“盐铁使”合并，统称为“盐铁转运使”。唐朝宰相的称谓最后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与这一情况类同。这是称谓由不规范向规范化的转变，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主管同一事务的官员，最好使用同一种称谓，否则，称呼起来就会感到不便。这正像同一个人，同一条街道，如果有多种称谓，就会使人感到很不方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