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判决率降至25年来最低水平，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无罪判决率也依旧在低位徘徊。无罪判决率低意味着什么，背后哪些问题？日前，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围绕这一话题举办研讨会，与会法学学者及律师认为，极低无罪率或许折射出更高的错案率，应反思这一现象，推动刑事司法体制和程序完善。

最高法院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受理刑事案件104.67万件、审结105.55万件，同比分别下降12.8%、11.4%，其中，依法宣告294人无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研究统计，2025年无罪率约为0.021%，也即一万人中仅两人能获得无罪判决，无罪判决率系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

“这是一个病灶，背后反映了中国刑事司法体制及刑事司法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陈永生提出，应以无罪率过低为切入点，推动刑事司法体制和程序完善。

极低无罪率

纵向来看，中国刑事案件无罪率在过去20余年中呈现下降趋势。陈永生梳理研究相关数据发现，2000年，全国无罪率约为1%，当年无罪人数为6617人。2000年至2025年间，无罪判决率曾有两次震荡上行，但整体持续走低。首次回升出现在2014年至2017年间，随着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推进，无罪率曾由0.066%回升至0.091%。另外，2019年也略有上升，无罪率至0.084%。此后无罪率再度逐年下滑。2021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对3221名被告人宣告无罪，较上一个五年下降41.2%。

到2025年，全国无罪率已降至约0.021%，全年仅有294人被判无罪，创下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全国约3600家法院计算，平均每10家法院一年仅判出1起无罪案件。

“在无罪案件当中，公诉案件无罪的数量是少于自诉案件的，大部分是自诉案件无罪。”在历年统计中，自诉案件的无罪数量通常是公诉案件的2至5倍，陈永生据此推断，在公诉案件领域，无罪率实际更低，甚至低于万分之一，而相比之下，自诉案件的无罪率约在5%至6%之间，接近国际一般水平。他指出，这一差异体现出公诉体系中控辩双方的权力差。

横向比较来看，中国无罪率同样处于极低区间。陈永生对55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显示，中国为其中最低值。其余国家和地区中最低无罪率约为2%，如芬兰、亚美尼亚等；多数国家则集中在10%至30%之间。例如，美国联邦系统约为9%，英国约为17%，法国约为36%，韩国约为30%，中国香港地区约为23%。即便同样以定罪率较高著称的日本，其无罪率也长期维持在0.1%左右，约为中国的5倍。

不过，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提出，日本的低无罪率并不能简单类比中国，其背后依赖的是一套以“精密司法”为特征的筛选机制。具体而言，日本检察机关在起诉环节把关严格，大量案件在进入法院之前即被作出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处理，整体不起诉率长期维持在60%左右。在这一前提下，法院面对的本身就是高度筛选后的案件，因而无罪判决比例相对较低。

陈永生表示，无论从历时维度还是国际比较来看，低至0.021%的无罪判决率都难以被视为常态。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接受南都专访时表示，司法有其自身规律，无罪率并非越低越好，要科学理性地看待无罪数据。应高度关注无罪判决率过低的现状，“过低了，就会带来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疑虑。”（详见财新网：《火线评论｜无罪判决和冤案纠错牵动着企业家的心》）

无罪率为什么低

对于无罪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的原因，与会学者与律师分别从制度运行、价值取向及现实考量等多个层面分析。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认为，制度运行上，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方“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按照制度设计，公安、检察院与法院应当分工负责、相互制约，但在实际运行中，三者之间更倾向于协同配合而非有效制衡。一旦案件在前端形成入罪判断，后续环节往往沿着既有结论推进，形成“起点错、跟着错”的路径依赖，审判阶段对前序判断的纠偏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陈永生表示，当前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阶序呈现出“倒置”状态。“按刑事诉讼的客观逻辑，权力应当由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逐级上升，但现实中却呈现相反结构：公安高于检察，检察高于法院，权力反而逐级递减。” 他分析，检察机关因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可以对法院审判活动实施监督，还保留对司法人员渎职犯罪的侦查权，因此在制度上对法院形成一定约束；而公安机关则在组织体系和权力配置中地位更高，整体影响力高于检察院与法院。由此，形成了“公安高于检察、检察高于法院”的结构。在这一格局下，法院在个案裁判中处于相对弱势位置，面对来自侦查和起诉环节的压力，作出无罪判决的现实阻力也随之增加。

与会学者及律师还谈及法庭审判形式化问题。韩旭表示，当前，律师在调查取证、申请证人出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方面的权利落实不充分，相关申请往往难以得到回应；另外，证人出庭率低、二审普遍不开庭审理、法官忽视辩方律师的辩护，使得庭审难以真正成为查明事实和检验证据的关键环节。

韩旭还提到，近年来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质上压缩了辩护的空间。被告人一旦认罪，案件更容易沿有罪路径推进。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也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2018年实施以来，与无罪率走低形成叠加效应。在整体无罪率已极低的背景下，被告人通常出于风险考量更倾向于选择认罪，以换取从宽处理。毛立新则从辩护实践出发表示，认罪认罚进一步强化了案件的“入罪导向”，使无罪辩护也更加困难。

一些现实机制同样对无罪判决形成约束。韩旭表示，检察机关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使得撤回起诉相较于无罪判决成本更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以撤诉替代无罪的现象。此外，在个别案件中，查封扣押的财产在判决前被地方充公使用，也可能反向影响裁判结果。

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还提出，逐利化司法，如职务犯罪领域，以及近年频频出现的“远洋捕捞”等，亦对无罪判决起到负面作用。

问题何解

韩旭分析，极低无罪率存在三方面危害，一是增加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二是人权保障落实不足，尤其是辩护权受限，使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难以真正实现；三是削弱司法公信力。对此，应当推进庭审实质化，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2025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坚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法治原则，坚持证据裁判、疑罪从无，完善刑事案件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二审开庭制度，推进庭审实质化。

具体而言，韩旭提出，一是需要推动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减少对庭外证言的依赖，强化庭审质证功能；二是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解决调查难、排除难的问题，特别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落实不足；三是推进二审开庭审理，对事实、证据存在争议的案件应原则上开庭，以保障控辩平等和辩护权的有效实现。

在斯伟江看来，当前刑事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侦查阶段形成的口供笔录，一旦笔录被固定，进入审判后往往直接成为定罪依据，被告人翻供空间有限。在他看来，这种依口供笔录定罪的模式如果不改变，无罪率难有实质提升。因此，需要强化以庭审证言为核心、弱化庭前笔录的作用，才可能为无罪判决留出空间。

斯伟江还呼吁取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改革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制度，落实判案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