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报告承认经济失衡 专家析下滑趋势难逆转

中共总理李强3月5日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将2026年GDP增长目标下调至4.5%至5%，并宣布千亿专项资金促内需、全面推进“人工智能+”战略等。专家指出，目标下调折射出中国经济持续减速，问题严重到难以回避，而结构性痼疾在现行体制下难以根治。

李强报告GDP目标创30年新低 分析：经济下滑趋势难逆转

李强在报告中将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至5%。这是自1991年以来中国设定的最低具体增长目标，也是历史上第三次采用区间目标形式。

财政扩张力度也创下新高。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率约4%，赤字规模达到5.89万亿元人民币，连续第二年处于历史高位。

华尔街日报说，这一较低增长目标反映出官方对经济放缓已有一定容忍度。中国经济近年来受到家庭消费疲软、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投资动能减弱等多重因素影响，增长前景持续承压。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正从中高速增长阶段开始持续减速下滑，是一个具有阶段性意义的转折。

“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还是高速增长；后来变成L字形，追求中高速，但中高速也稳不住了。”王赫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7年至2030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降至3%左右，显示长期下滑趋势难以逆转。

他认为，4.5%左右的增长目标更多是一种政治导向数字，与中共提出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相关——如果要实现人均GDP较2020年翻番，年均增速需维持在约4.6%左右。

“这是政治上的倒推，并不代表经济现实能够支撑这个数字。”他说，在缺乏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当局主要依靠财政与货币刺激，“就像给一个结构性坏死的机体不断注射兴奋剂”。

李强罕见承认经济失衡 专家指问题严重到难以回避

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罕见地正面承认多项经济困难，包括内需不足、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等，并将“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定性为“铁的纪律”。

王赫认为，这种公开承认问题的表述显示中国经济困难已经严重到难以回避。

房地产低迷已成为拖累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李强在报告中表示，2026年将“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包括鼓励收购空置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以及防范房企债务违约风险。

中国房地产自2021年“三道红线”政策实施后，许多房企因融资受限陷入债务危机，并引发大规模烂尾楼事件。此后官方推出“白名单”融资制度以确保项目交付。

结果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为8.28万亿元，同比下降17.2%；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20.4%；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8.7%，销售金额下降12.6%。自2016年当局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以来，中国房价从高位普遍回落约40%甚至腰斩，但市场至今仍未见底。

王赫认为，中国房地产危机对居民财富与消费信心造成巨大冲击，而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整也带有明显的结构性意图。“习近平希望借房地产危机削弱民营房企，由国有资本接管主导权，这也是救市迟缓的一个原因。”

瑞联银行（UBP）高级亚洲经济学家卡萨诺瓦（Carlos Casanova）指出，除非房市开始稳定，否则不可能实现消费转向。

中共将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目标设定在2%左右，与去年相同。但这个目标恐怕很难实现，因去年中国CPI年增率仅0.7%，显示消费信心持续疲弱，中国民众目前对就业前景和房产价值的担忧日益加剧。

经济严重失衡：消费萎缩与投资及产能扩张

实际上，中国经济长期存在投资过高、消费偏低的结构性问题。统计显示，中国投资占GDP比重比全球平均水平高约20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占比则低约20个百分点。

这种结构失衡导致产能过剩、贸易摩擦和通缩压力不断累积。

法国《世界报》文章指出，越来越多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正呈现出明显的“K型”分化。一方面，工业生产与出口持续增长。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近三十年来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却持续疲弱。2025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0.9%，而工业产值增幅达到5.2%。

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工业产能仍不断扩张，导致企业之间出现激烈价格战，利润空间被压缩，也加剧了通缩压力。

刺激政策只是拖延问题 结构性改革遭体制约束

李强在报告中提出设立人民币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推出约8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促进投资，并允许地方政府发行约4.4万亿元专项债券，以扩大消费和支持服务业。

然而，此前中共官方不断推出扩大消费刺激政策，却屡屡失效，被指缺乏具体强力作为。

王赫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源并非经济政策，而是制度结构。“要扩大消费，就要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形成公民社会。”他说，“但公民社会正是中共最忌惮的东西。”

他以“鸟笼经济”形容中国经济结构——民营经济虽然存在，但始终被限制在制度框架之内。“民营企业可以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飞得再高也飞不出去。”

在王赫看来，中国经济真正需要的是触动利益格局的体制性改革，但这在现行政治体系下几乎无法实现。“当前的财政刺激、投资扩张和科技投入，更多是在延缓问题爆发，而不是解决问题。”

他总结说，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进行深层制度调整。但在政治与战略目标优先的背景下，这种改变仍充满不确定性。

“科技豪赌”带来新增长？恐步苏联后尘

在经济放缓背景下，北京将科技产业视为新的增长引擎。李强在报告中首次提出“智能经济新形态”，并强调推进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以及6G等未来产业。

与此同时，大量资本正被引导进入AI与半导体领域。许多传统企业也纷纷跨界投资科技行业，希望借助人工智能浪潮寻找新的增长机会。例如，一些房地产、旅游甚至食品企业宣布收购半导体公司股份，以布局芯片产业链。部分上市公司在宣布相关收购计划后股价短期大幅上涨。

但监管机构已对部分跨行业并购提出质疑，要求企业说明其商业合理性。一些亏损企业试图进入半导体行业，也被要求解释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王赫认为，这种“科技冲动”反映出经济转型压力，但也带有明显的国家战略色彩。“中共推动科技自立，本质上更像苏联式的国家动员模式，是从政治和战略角度而非市场需求来驱动技术投入。”

他警告，这种以国家意志主导的科技路线可能以牺牲民营经济活力为代价。“苏联当年正是通过大规模军工科技投入与美国竞争，最终拖垮整体经济。”

王赫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不只是经济周期性放缓，而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同时受阻。随着西方国家推动对中国“去风险化”，尤其在高科技领域限制技术出口，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持续收紧。

“中国要摆脱这个困境，就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对外战略，放弃与美国进行全面竞争的政策目标，但这在现实政治中几乎不可能。”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