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0年，一个海外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关于即时通讯软件的报告，标题翻译过来是五个字："我们聊，他们看。"

研究人员发现，海外用户以为自己在私密地聊天，实际上所有的图片、文件都经过了服务器端的内容筛查。而这一切在用户端没有任何提示。你以为你在和朋友聊天，实际上你在给一台机器喂食。

这篇报告发表的时候，悉尼的一群中国外卖骑手可能还没读到。但六年后，他们用自己的遭遇验证了每一个字。

2026年2月初，悉尼，几十个为HungryPanda送外卖的中国骑手在群里商量了一件事：春节期间不接单。

这不是什么激进的想法。公司不断压低配送费，算法黑箱操作，干多干少全凭平台心情。春节是订单高峰，骑手们想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不满——歇几天。在澳大利亚，这叫合法罢工，受法律保护。

计划还在群聊阶段，停工没开始，横幅没写。

但老家的警察先到了。

不是悉尼警察。是河南的，浙江的，老家派出所的民警。他们够不着人在澳洲的骑手，就找骑手的爸妈。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月18日的独家报道，一位骑手凌晨接到父亲的电话，老人刚被当地派出所叫去"谈话"，旁边站着警察。警察接过电话问：你在国外组织什么抗议？时间地点说清楚。另一位前骑手同一天接到三个不同号码的电话——第一个"了解情况"，第二个威胁她回国后果自负，第三个隔几天打来继续施压。

多个省份，多个时间点，多名骑手同时被联系。洛伊研究所东亚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麦格雷戈在接受ABC采访时表示，这种多地同步行动"说明背后有高度的组织性"。他还说了一句话：这种恐吓手段通常只用在特定敏感群体上。

几个送外卖的，什么时候也成了敏感群体？

答案可能就藏在那个群聊里。

让我们把这件事拆开来看。要理解这个故事，得先理解一条链：手机号实名制——通讯软件绑定手机号——群聊内容经过服务器——平台依法配合数据请求。

这条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合法、合规、稀松平常。办手机号要刷身份证，注册通讯软件要绑手机号，平台在隐私政策里写明会配合"当地法律法规"的数据请求。

但把这条链接在一起，你得到的就是：一个在悉尼用国内手机号漫游上网、在群里说"春节不想接单"的外卖骑手，他的身份、位置、社交关系、和谁说了什么话，全都透明地暴露在一套基础设施面前。

研究员用技术手段证明了这套系统的存在。骑手们用肉身验证了它的效率。从群里出现"罢工"两个字，到河南浙江的派出所深夜传唤骑手家属，这中间的响应速度比大多数国家的报警还快。

这不是一两个热心民警的个人行为。这是基础设施在工作。

说到基础设施，再看看另一头。

HungryPanda，2017年在英国诺丁汉创立。据福布斯报道，创始人刘科禄从诺丁汉大学毕业后创业，2023年入选埃布斯欧洲三十位三十岁以下精英榜单。公开融资记录显示，公司总融资约2.96亿美元，投资者包括瑞典的Kinnevik、英国的Felix Capital和Perwyn、以色列的83North。业务覆盖十个国家，注册用户超过六百万。

一个标准的全球化创业故事：中国人在英国创业，拿欧洲的钱，用中国的骑手，服务全球的华人。

但这个故事有一面没出现在福布斯的封面上。

在澳大利亚，HungryPanda的骑手大多持临时签证，是中国公民。他们不是永居，不是本地人，是那种身份随时可能中断的人。公司把他们归类为"独立承包商"——这个分类意味着没有最低工资保障、没有工伤保险、没有年假病假、没有任何劳动法意义上的保护。

2020年9月，一个骑手在悉尼Zetland送外卖时被公交车撞死。43岁，留下妻子、两个孩子和75岁的老父亲。据澳大利亚多家媒体和运输工人工会披露，HungryPanda当时甚至没有向新南威尔士州安全工作局报告这起死亡事故。

一个人死了，公司的第一反应不是"怎么赔"，而是"我没义务告诉政府"。

两年后，新南威尔士州个人伤害委员会裁定这名骑手实际上是HungryPanda的雇员，判赔83.4万澳元。运输工人工会称这是澳大利亚零工经济中首次将平台骑手认定为雇员的工伤赔偿案例。

一条人命换来一个里程碑式判决。判决之后呢？

2024年8月，澳大利亚通过了《公平工作立法修正案（堵漏洞第二号）》，赋予公平工作委员会为零工平台工人设定最低标准的权力。法案的核心概念叫"类雇员"——承认你不完全是雇员，但也不该完全没有保护。

但法律写在纸上是一回事，落地是另一回事。2026年春节，HungryPanda的骑手们仍然在抗议配送费被压低、算法不透明。据ABC报道，有骑手此前因组织抗议被公司在App上"降权"——订单从每班三四十单降到零。她把公司告上了公平工作委员会。

现在她不但要跟公司打官司，还要接老家的电话。

HungryPanda的发言人对ABC说了一句值得放大看的话："公司不了解这个情况。应该是他们自己在群里的言论引起了注意。"

一家在英国注册、拿着欧洲私募基金的钱、在澳大利亚运营的国际公司，它的发言人用一种极其自然的语气，把"跨境传唤公民家属"这件事说成了——就好像闯红灯被摄像头拍了一样理所当然。

"应该是他们自己"——这个"自己"是精心挑选的。不是公司压低工资逼得人要罢工，是骑手"自己"在群里说了不该说的话。

但即便我们接受HungryPanda的说法，即便公司真的毫不知情，那更可怕。因为这意味着：几十个中国人在悉尼的群里说"春节不接单"，就触发了一次多省联动、跨境施压、深夜传唤的响应。送外卖的不想送了，等同于"危险活动"。

而一家年交易额十亿美元的公司，对这套系统的存在既不惊讶也不反思。它只是耸耸肩说：跟我没关系。

跟它有没有关系？从法律意义上也许很难证明。但从结构上看，一个清晰的共生关系已经形成。

全球资本需要廉价的、顺从的、不敢维权的劳动力。而某种力量恰好能提供这种"顺从"——不是通过在澳大利亚执法，而是通过一万公里外的老家，通过你爸你妈，通过凌晨派出所的那通电话。

这不是HungryPanda独有的问题。这是所有依赖中国籍临时签证工人的平台都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你的工人用国内通讯软件沟通，用国内手机号注册，在国内有家人——这意味着无论你的公司注册在伦敦还是悉尼，无论你的投资者来自斯德哥尔摩还是特拉维夫，某种行政力量对你工人的影响力，比你的人力资源部门大得多。

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大卫·舒布里奇在接受ABC采访时点出了这个吊诡：HungryPanda虽然被贴上"中国App"标签，但它背后的投资者来自全球各地。全球资本赚着中国骑手的血汗钱，谁在替全球资本维着稳？

这个问题放在更大的图景里看会更清楚。

一家国际人权组织从2022年起追踪海外警务服务站，在数十个国家发现超过100个这样的站点。这些站点名义上提供证件更新等行政服务，实际上被用于"劝返"行动。根据该组织的报告，仅2021年4月至2022年7月期间，约23万人被"劝返"。

2023年4月，美国司法部以"跨国镇压"罪名起诉多名相关人员，联邦调查局在纽约逮捕了两人。同期，荷兰、加拿大、爱尔兰、德国等至少14个国家要求关闭相关站点或启动调查。

就在HungryPanda事件曝光前一周，据外媒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指控另外两名中国公民涉嫌外国干预——在澳大利亚境内监视一个宗教团体。

但在所有这些案例里，HungryPanda事件是独特的。之前的跨境施压目标是异见人士、社运人士、特定宗教群体。而这一次，目标是几个嫌配送费太低想歇几天的外卖骑手。施压的边界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劳资关系，从"敏感人员"下沉到了"不想在春节送外卖的普通人"。

麦格雷戈说对了。这确实像是对待"敏感群体"的手段。问题是：几个外卖骑手的配送费什么时候成了敏感议题？

答案也许是：在某种治理逻辑里，任何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本身就是敏感的。你不需要反对什么，你只需要在一个群里说"我们一起不接单"。"一起"这两个字就够了。

事情曝光后，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应遵循了一套熟悉的外交公式：表态强硬，措辞模糊，行动待定。

据外媒报道，内政部发言人说："澳大利亚政府不容忍对任何澳大利亚公民或合法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个人进行监视、骚扰或威胁。"反外国干预工作组表示已"知悉"此事，但拒绝评论具体案例。

工党参议员托尼·谢尔登对ABC说了一番正确的话："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每个人都有合法的权利去组织、去发声、去争取鲍平的薪酬和待遇，不应受到恐惧或恐吓。"

但问题从来不在于澳大利亚的法律写了什么。问题在于：当一个外卖骑手的劳动权利受到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雇主、不是来自法律漏洞、而是来自一万公里外通过他父亲的电话传导过来时——澳大利亚的法律保护得了他吗？

他爸在老家的派出所里坐着呢。澳大利亚的公平工作委员会管不到那里。

据ABC报道，那位骑手的父亲从派出所回家的时候天快亮了。

一个农村的老人，大半夜被叫到派出所，因为他的儿子在一万公里外的悉尼想在春节期间不送外卖。老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零工经济"，不知道什么叫"堵漏洞法案"，不知道什么叫"跨境施压"。

他只知道有人找上门了。

六年前，研究员在报告里写下那个标题的时候，他们大概没想到"我们聊，他们看"这五个字会有这么具体的注脚：你在悉尼的群里聊了一句"春节不接单"，有人在老家看到了，然后你爸被叫去谈话。

数字时代的深远之处从来不在技术本身——不在于服务器能存多少数据、算法能筛多少关键词。它的力量在于和一套线下的行政机器无缝衔接：群里的文字变成派出所的传唤，键盘上的牢骚变成老家的敲门声。

你跑到地球的另一边去讨生活，以为距离可以兑换自由。但你用的还是国内的手机号，你的通讯录还绑着你妈的号码，你爸妈还住在那个管辖范围内。

你的自由，从来不取决于你站在哪里，而取决于你的软肋还在哪里。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