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再是那个政策高度可预测的经济锚，而是一个仍具制度优势、但政策波动明显上升的超级经济体。（资料照片／李濠仲摄）

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总统不得依《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单方面征收全面关税。表面上，这是一场典型的宪政攻防：司法机构对行政权力划下红线；政治人物则迅速寻找替代工具。然而，若跳脱“川普输赢”的叙事框架，这起事件其实更像是一个制度讯号——美国经济治理正从过去的稳态运行，进入一个高波动、高政治化的新周期。

这个周期的关键特征，不只是关税升降，而是政策制定逻辑本身正在改变。

从贸易工具到政治语言

在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美国关税政策多半是技术官僚主导的经济工具，核心目标是市场开放、产业调整与谈判筹码。然而近十年，一个显著变化是：关税逐渐从经济工具转化为政治语言。

川普政府频繁动用各类关税授权，其真正功能往往不止于调整贸易流量，更在于向国内选民传递三种讯号：政府正在对外强硬、制造业利益受到保护，以及全球化可以被重新谈判。

在这种语境下，IEEPA之所以被高度依赖，正因为它提供了一条绕过国会、快速出手的政治捷径。最高法院此次裁决，实质上是切断了这条“最快的政治通道”。

但政治需求并未消失。

白宫在3小时内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正说明一件事：当关税已成为政治叙事的一部分，行政部门几乎必然会寻找任何仍可动用的法律空间。

司法胜利为何难以转化为政策收缩

不少观察者把此次判决视为单边主义受挫，但市场反应相对平静，企业界更是态度审慎。原因在于，企业真正关心的不是某一条法律失效，而是整体政策函数是否改变。

从目前情势看，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美国现行贸易法体系本来就是“多工具并存”。即使IEEPA受限，《1974年贸易法》 301、232及122等条款仍提供相当操作空间。

其次，国会两党在对中强硬与供应链安全议题上已形成某种程度的跨党派共识。即便司法限制行政捷径，政治环境仍鼓励维持贸易压力。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企业决策是前瞻性的。当政策路径呈现高度可替代性时，单一法律挫败并不足以改变投资预期。

因此，最高法院在宪政层面的确“踩了煞车”，但在经济行为层面，车速只出现有限调整。

150天时限的真正含义

《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授权最长150天，理论上构成一项约束。但若从政治经济角度观察，这个时限同时也是一种战术资产。原因有三：

第一，短期工具更具机动性。临时关税让行政部门可以快速施压，同时保留政策回旋空间。

第二，时限创造谈判杠杆。150天倒计时本身就能形成对贸易伙伴的心理压力。

第三，责任可部分转移至国会。若措施无法延长，行政部门可将责任政治化，反过来动员选民压力。

换言之，看似限制的制度设计，在高度政治化环境中，也可能被转化为策略工具。这正是当前美国治理的一个新特征：制度约束仍在，但政治运用愈发灵活。

全球供应链看到的是什么

对跨国企业而言，这场风波传递的最重要讯号，其实不是税率变化，而是三个更深层的趋势：

第一，政策波动已制度化。关税工具将长期存在于美国政策工具箱中，而非短期例外。

第二，法律风险正在上升。未来贸易摩擦很可能更多透过诉讼、行政程序与合规审查展开。

第三，政治周期对经济决策的渗透加深。企业必须同时评估市场逻辑与选举逻辑。

这也是为何近年全球供应链呈现出“去单点依赖”而非单纯“去中国化”的结构性调整。企业真正追求的，是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对冲。

对台湾而言，这一趋势具有双面性。一方面，高科技供应链地位可能带来战略机会；另一方面，对美投资与产业承诺一旦形成路径依赖，政策回撤成本极高。即使名目关税下调，结构性压力仍可能持续。

美国制度韧性的另一面

不可否认，最高法院此次裁决本身，确实向外界展示了美国宪政体系仍具制衡能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能够由司法机构公开限制行政贸易权限的案例并不多见。

但制度韧性往往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它能防止权力一次性突破；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促使政策演变为更分散、更持久的“制度性摩擦”。

如果说过去十年的贸易冲突像是几次大规模关税冲击，那么未来更可能演变为一种低强度、长周期及法律化的摩擦常态。

这种形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未必更剧烈，但往往更难预测，也更难逆转。

单边主义是否真的走到尽头？

最高法院此举是象征美国单边主义进入黄昏？但更审慎的判断或许是：单边主义正在“制度化转型”，而非简单退场。

未来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很可能呈现三个并行特征：法律路径更复杂（更多条款组合使用）、政治动员更频繁（关税议题选举化），以及产业指向更精准（聚焦半导体、AI、关键供应链）。

易言之，关税战不太可能突然结束，而更可能进入一种“常态低烧”状态。

世界正在适应一个新的美国

这次判决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美国内部的权力边界，而是全球正在如何重新定价美国政策风险。

最高法院证明，美国制度仍能自我修正；白宫的迅速变招则显示，政策惯性依然强大。两者并存，构成了一种新的现实：美国不再是那个政策高度可预测的经济锚，而是一个仍具制度优势、但政策波动明显上升的超级经济体。

对企业与各国政府而言，真正需要调整的，也许不是对某一轮关税的应对，而是对这种“长期不确定性常态化”的战略准备。

因为可以确定的是：这不会是最后一轮法律与关税的攻防，而只是新周期的开场白。

吴芳铭 2026年02月24日

※作者为政治经济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