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链女事件”三周年民间报告》预发布

前言

“自由娜拉”是一个缘起于“铁链女事件”民间行动的独立媒体，持续关注和监测中国人口贩运和精神障碍权益的最新新闻和政策动向，推动相关问题的政策倡导、学术交流和公共传播。

在2022年那个寒冷到刺骨的春节，听到“这个世界不要俺了”的呼喊时，我们与很多人一样感到无力、悲痛、愤慨，也是在那个寒冷的春节，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继续忍受粉饰太平的政府通告、“乌衣”等女权行动者的被消失、以及拴住了我们每个人的父权制的铁链，决定用我们的笔杆与行动撼动令人窒息的现实。

尽管对铁链女事件的关注似乎在逐年消退，关于事件本身的记忆也在许多人心中渐渐模糊，我们仍看到不同的个体与社群持续追问。 2025年11月，有民间小组发布了《北京30+妇女地位打分问卷》【1】，共收到2618份回复，这其中，对于影响中国性别平等状况的大事件，铁链女事件在民间投票中位列榜首。这并不只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位农村精障女性遭遇了无尽羞辱、暴虐、剥夺与践踏的血淋淋的人生，她的生命历程是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与历史的控诉，但社会在尽我们所能还予她被夺走的权利与尊严之前就退缩和遗忘了..现实要求我们保持愤怒，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我们没有忘记。

因此在铁链女事件四周年之际，自由娜拉小组与许多民间行动者合力完成了这份民间报告。我们搜集并整理了2022到2025年初关于农村精神障碍女性与人口贩运议题的官方与民间资料，试图从7个不同维度（打击拐卖犯罪力度、综合立法进度、部门协调合作度、精康融合程度、普法宣传力度、信息公开透明度、民间社会赋能）追踪政府在维护农村精神障碍女性权益与治理人口贩运议题方面的进展与不足，基于有限的公开信息对各省市的治理情况进行评估，并记录海内外民间社会对议题的关注与行动。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持续追踪“小花梅”们的处境，只要还有一个小花梅仍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我们就不会放弃追问与行动。

这份报告的完成离不开一批协作者长期的付出与努力，大家身处不同的地理位置，因铁链女事件而结缘，每个成员都拥有多样的身份，其中有学生、记者、编辑、插画师、艺术家、社工、心理咨询师、自由职业者、银行从业者、社区组织者、公益从业者、程序员、律师、精障亲历者、神经多元伙伴、多元性别伙伴… ta们在自己摇摇晃晃生活着的同时参与女权行动，为遭遇人口贩运和性别暴力等一系列压迫的农村精神障碍或心智障碍妇女发声，无非是希望更多这样具体的个体能够被社会看见和听见，希望我们不要轻易移开自己的注意力，用自己有限的力量推动她们处境的改变。

尽管我们尽力搜集并整理了各类资料，但囿于外部环境及同伴的时间与精力限制，报告仍存在不少局限，比如许多对政府进展的评估仅能依托公开的各类政府文件及通告，未必能捕捉到政府内部的实际动态；或者由于各大平台审查制度对民间声音的压制，我们对于海内外草根行动的梳理难免挂一漏万；对各省市治理情况的评分尺度的选择也受制于我们所能获取的资讯与数据；由于资料繁杂而人力有限，我们尚未有余力对2025年的资讯进行汇总与更新（这部分内容小组计划在未来补充呈现，但这并不影响报告的整体观察和结论）…我们愿意承认并拥抱这些局限，毕竟这也是行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欢迎更有经验的伙伴指出不足、给出建议。我们希望这些局限为后续的民间发声铺路，愿我们不完美的努力，让更多的小花梅被看见，并有机会成为自由出走的娜拉。打碎锁链道阻且长，以报告与各位共勉。

*在正式发布完整报告文件之前，自由娜拉计划在未来两周逐章发布报告内容，我们也欢迎读者对报告的内容提出评论、补充、或进一步收集资料撰文阐述，也欢迎各平台/媒体持续跟进，或通过邮箱联络，获取包多内容素材。

核心发现

打击拐卖犯罪力度

2024年官方公开的拐卖案件以单次犯案居多，多发地在农村，罪犯背景集中于中年及老年男性，教育水平多为初中及以下；而受害者多为女性，尤其是精神或心智障碍女性以及外籍女性。在铁链女事件发生的2022年，政府对拐卖妇女儿童类案件的打击与侦破有显著的提升，但22年以前及以后的力度都稍显不足，这可能与统计方法及口径、政府的执法与司法资源分配、拐卖案件治理结构变动有关，对此我们不得而知。

综合立法进度

目前政府的人口贩运相关立法相当分散，无专门立法。已有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条目当中，买卖不同罪的情况仍然存在，可见2022年以来历年人大代表的相关提案未受重视。近年立法层面的唯一的亮点，是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追求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可能。除此之外，民间亦有呼声要求完善强迫婚姻的相关立法，以及在充分尊重当事人自主权的前提下，探索面向精神障碍或心智障碍人群的意定监护制度。

部门协调合作度

中国当前正在执行《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2】，但中央到地方具体如何落实，不同部门如何分工合作，都缺乏监测与透明度。目前政府不定期开展专项行动和反拐部际联席会议，部分部门联合发布规范性文件，但整体上从预防到救助的各环节，多数反拐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行动与协同有限。此外，缺少公开数据以监测部门协作效果，科层系统也导致部门之间壁垒森严，协同困难。目前的协作反拐行动中，未成年人被视为主要保护目标，农村精障妇女则被边缘化。政府部门工作的障别敏感度和可持续性有待提升。

精康融合程度

政府近年尝试推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项目的全面铺开，我们尝试扫描全国范围内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项目，发现各地普遍存在信息公开不足、招标公告服务细节缺失、长期监测与评估机制缺失、地区资源不均衡、服务范围模糊等问题。在对国内媒体及舆论的监测与分析中，我们发现既有报道更多聚焦精障人群照护问题、精障医疗乱象、致力于提高精障人群的可见度，但此类报道往往过度强调亲历者的暴力行为，增加了对该群体的污名化，而对亲历者治疗及监护责任的强调不足，也往往缺乏对社会责任的深入探讨。

普法宣传力度

各地的妇联、公安、救助站等部门持续开展反拐打拐的普法宣传工作，遇到的挑战包括普法宣传的有效性难以评估、防拐妇女的普法宣传力度远低于儿童、基层政府法律意识不足、救助站的公众知晓度低等问题。未来需要强化基层政府对拐卖妇女案件的处理机制，而普法宣传不仅需要面向公众，也需要面向基层的体制内工作人员。

信息公开透明度

现有的信息公开资料多数是各地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发布的打拐、反拐的规范性文件，具体案件数据的公开程度则相当有限，公众监督和反馈机制也较为匮乏。政府间或对媒体公开反拐工作的成果，官方媒体会报道部分重大拐卖案件的侦破情况，但无论是媒体、政府门户网站还是司法裁判文书网，对于更多案件的详细信息、处理结果等内容，可访问性均非常有限。政府在关于反对拐卖行动成果的通报中，大多仅呈现案件数量，较少详细说明拐卖案件从调查到起诉、审判的完整过程，加上判决文书网中公开判决文书的缺失，公众难以了解案件的具体进展，政府公开报告中也较少对涉案人员身份（例如犯罪者与受害者）提供细致分析。面对这种缺失，公众反馈、监督和信访的有效渠道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民间社会赋能

民间发起的反拐救助项目主要依托于主流基金会平台。现阶段反拐项目主要关注于儿童，包括寻找被拐儿童和反拐知识教育，缺乏针对拐卖妇女救助的公益项目，对服务对象的选取有明显的政府导向。而服务于农村精障人士，特别是农村女性精障人士的项目尚且处于空白，亟待引入更多资源。反拐类、精障类、农村妇女类项目都存在筹款难、筹款完成度低的情况，其中，反拐类项目最为糟糕，很多公益项目难以持续运作。

第一章：打击拐卖犯罪力度

整体评价：差/不足/良好/优秀

与往年相比：提升/不变/下降

在对2024年在裁判文书网【3】公开的案件文书进行整理后，统计发现：

2024年涉及拐卖妇女罪的公开的6例刑事案件判决书中：

河南省案件发生数量最多（3起），河北省1起，陕西省1起，云南省1起。案件均集中在乡村地区。

男性被告人的数量远高于女性，年龄层次偏高（44岁到79岁），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女性被告人数量较少，且同样文化程度较低（小学文化、文盲）。

犯罪分子倾向于选择弱势人群作为目标，较大比例的受害者具有精神或智力障碍（其中4起涉及精神障碍病患者），并且女性受害中存在外籍受害者。

拐卖妇女的罪犯多数被判有期徒刑5年，刑期最高不超过5年六个月（7例），最少为有期徒刑1年，与之相比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罪犯多被判六个月（2例）。

大部分案件未涉及惯犯。

2024年涉及拐卖妇女罪的公开的68例刑事案件裁定书中：

江西省（16例）和云南省（15例）案件发生数量最多，河南省（9例）、山东省（7例）、河北省（5例）、广东省（4例）、安徽省（3例）、陕西省（3例）、甘肃省（3例）、湖北省（1例）、湖南省（1例）、贵州省（1例）、内蒙古自治区（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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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拐卖妇女的罪犯中，男性罪犯（57人）的数量远高于女性（13人），男性罪犯占比约为81.4%，女性罪犯占比约为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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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妇女罪的罪犯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大多数罪犯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文盲或半文盲的比例也较高，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罪犯较少。罪犯的受教育程度统计如下：文盲或半文盲11人、小学文化25人、初中文化23人、高中文化7人、大学文化0人、文化程度不详2人。

减刑成为普遍现象，大部分罪犯因良好改造表现被减刑3至9个月不等，仅1人不予假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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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年与人口贩运相关的案件数据来看，自2014年以后，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类案件在立案数、破案数上出现近乎断崖式下跌，随后维持逐年缓慢下降的趋势。我们认为这一反映在统计数据上的变化可能与同一时期一系列政策系统相关，包括2012年以后政府开展的大规模高压反腐败运动、2015年《国家安全法》的出台、打击新型网络犯罪（包括电话与电信诈骗等）被纳入国家专项行动体系、打击暴恐及扫黑除恶的专项行动等。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公共安全治理中心变化，可能导致行政、执法与司法系统将更多资源与注意力分配向了反拐之外的领域。

从更宽的时间跨度看，拐卖妇女案件的立案数在2010-2013年间出现激增，在14年后陡然下降，然而立案数与破案数之间存在跨越数量级的差距。我们无从知晓这一悬殊的具体因由，让人担忧的是，尽管近年来从官方数据看拐卖妇女案件的数量似乎有所放缓，政府也乐观表示“拐卖妇女犯罪整体呈下降态势”【4】，但数据上显示的过往的大量积案是否告破？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些案件终将如何被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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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从破案率来看，2014年以后拐卖类案件的破案率维持在15-20%的区间内，直到2022年出现陡增（62%），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铁链女事件带动的公众关注与参与，以及政府因此感受到的治理压力有所关联。

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相关案件未破案件的基数仍然较大，加上因种种原因未被报案/立案的个案，未获解救的拐卖事件受害人的数量恐怕仍然很高。不仅如此，我们在有限的数据中还留意到，2019-2024年获救妇女及儿童人数与破案数和立案数都有较大差距。我们关注的核心在于，政府是否持续投入资源进行拐卖类案件的侦破、起诉和受害人营救，已破获的拐卖案件受害人，是否都顺利获救，是否得到妥善的医疗救助、安置、社会福利等后续支持，有关部门是否及时进行统计跟踪。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揭示政府在治理拐卖案件中究竟是“重打击，轻事前预防和事后救助”，还是真正三管齐下地治理人口拐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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