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父母同时决定春节不团圆

春节临近，和几个朋友聊天，说起回家的事。

一位朋友语气平静地告诉我，今年不回了。

理由很具体：机票太贵，不合算。

他去年六月刚回去过，父母年迈，也不想折腾过来。

另一位朋友，往年父母都会迁就他，从老家赶来团圆，今年却也说不来了。

他自己呢，掰着手指数了数，竟有好些年没踏足故乡的土地了。

至于我自己，今年也注定和父母分隔两地过年。

我们这些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我们的父母，则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生人。

一种心照不宣的淡泊，似乎同时笼罩在两代人关于“团圆”的期待里。

那份曾经需要动用一切交通工具、克服万难也要奔赴的炽热，正在悄悄降温。

一

我们并非冷血，也绝非不爱家人。

那种萦绕心头的“年味变淡”之感，像一层透明的薄膜，隔在人与一种熟悉的情感浓度之间。

它从何而来？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言，“乡土社会是‘熟悉’的社会，现代社会是‘陌生’的社会。”

春节，那场极致的“熟悉”的狂欢，其根基正是农耕文明下的宗族社会和紧密的地缘纽带。

我们的父辈，大多从那样的“乡土中国”走来。

对他们而言，春节是血缘的年度确认，是地缘的庄严仪式。

更是一年辛苦劳作后情感与物资的“总结与狂欢”。

然而，我们这一代，成长于急速的城市化浪潮中。

家庭结构从枝繁叶茂的大家族，收缩为核心的小家庭。

人口像水一样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故乡从每日生活的背景板，变成了手机地图上的一个坐标。

支撑传统年俗的“社会基础被瓦解”了。

回乡，不再是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而变成了一场涉及交通规划、经济核算、假期协调的复杂项目。

那张“太贵”的机票，就是一个冰冷而具体的注脚。

它量化了时空转换的成本，也衡量着情感投入的阈值。

二

更深一层看，春节的文化内核，也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稀释”。

文化学者指出，传统年俗中的敬畏感与仪式感，正被便捷的现代生活所“祛魅”。

过去，祭祖、守岁、准备繁复的年货与食物，是一套充满象征意义的“综合性文化实践”。

如今，贴春联可能成了物业的统一安排，年夜饭可以预定酒店套餐，鞭炮声在很多城市已然沉寂。

仪式被简化，甚至符号化。

正如学者陆益龙所言，春节正转向更侧重“休闲娱乐与消费”的假期。

我们不再共同参与创造节日的过程，而更多是消费节日的成果。

于是，节日的情感表达，也微妙地“外化为可购买的消费品和服务”。

红包的金额、礼物的档次、旅游的消费，成为可以比较、可以展示的指标。

当情感需要用物质来精确衡量和维系时，其内在的、不可言说的纯粹性，便难免在人们心中褪色。

对于步入中年、负担沉重的七零后八零后，春节消费与人情往来，有时甚至构成一种经济与心理的双重负担。

冲淡了节日本该有的愉悦。

三

代际之间的微妙变化，尤为值得玩味。

我们与父母，似乎陷入一种无声的“共谋式淡泊”。

父母辈，那些五零后六零后，他们曾是传统最坚定的捍卫者与执行者。

为何他们的热情也在消减？

一方面，长途跋涉对年迈身体确是负担。

另一方面，或许他们也疲惫于在子女现代化的生活节奏与空间里，扮演一个略显突兀的“传统角色”。

或许，他们发现，风尘仆仆带来的家乡味，可能不如外卖平台一键下单。

谨守的过年规矩，在孙辈的iPad游戏和短视频声音里显得局促。

而我们这一代，在学者阎云翔所描述的“个体化”浪潮中成长，更看重个人空间与生活品质。

旅行过年、异地独处，成为一些人的主动选择。

甚至是一种“断亲”式清净的尝试。

两代人之间，对“如何过个好年”的想象，出现了裂隙。

父母不再强求，子女不再愧疚。

一种新的平衡在沉默中建立，其代价则是传统团圆仪式感的消解。

四

而这一切嬗变，都被编织进一张无形的巨网之中——互联网，特别是微信与短视频，彻底重构了我们的世界感知与人际关系。

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人的延伸”。

现在，我们的情感与关系，也经历了深刻的“媒介化”。

技术让远程问候变得无比便捷，视频通话仿佛近在咫尺。

然而，传播学者也尖锐地指出，这种“媒介化互动无法完全替代面对面交往中全部的感官信息与情感能量”。

微信群里热闹的抢红包，朋友圈里精心修饰的“晒年夜饭”，替代了围炉夜话时眼神的交流、肢体的触碰、气息的感知。

我们满足于一种“在线在场”，以为技术弥合了距离。

殊不知它也可能悄悄掏空了“在场”的丰富内涵。

对于父母，他们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却可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屏幕里的笑脸与声音，与真实可触的儿孙，终究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

互联网创造了一种永不停歇的“低剂量连接”。

它让我们觉得从未失联，却也稀释了那种因长久分离而积蓄、因短暂相聚而迸发的强烈情感浓度。

节日，不再是情感蓄水池唯一的开闸时刻。

而是日常涓涓细流中一个被标记的普通节点。

当“云拜年”成为常态，回家的物理必要性，在认知层面就被悄然降低了。

五

此外，还有一些更为新颖的角度，可以解释这种普遍的淡泊感。

其中之一，是“选择过载”与“意义疲劳”。

传统春节是一种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的脚本，个人选择余地很小。

但恰恰因为如此，它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指南和意义归属。

如今，从“回不回家”、“去哪过年”、“怎么过”，到“给多少红包”、“发什么祝福”，都变成了需要个人决策的项目。

无限的选择自由，反而带来了焦虑和疲惫。

当春节从一项必须完成的“文化义务”，变成一个需要精心策划的“休闲项目”时，其自带的庄重感和意义感，便部分让位于对体验性价比的评估。

那张“太贵”的机票，背后就是一次冷静的成本收益分析。

另一个角度，关乎“记忆锚点”的消散。

对于父辈，春节的记忆与物质匮乏时期穿新衣、吃美食的强烈感官刺激紧密相连。

与乡土社会中邻里亲朋密集互动的人际温暖绑定。

这些记忆构成了牢固的“情感锚点”，吸引他们年复一年地回归仪式。

而对于在物质相对丰裕、人际相对原子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七零后八零后，春节的感官与情感记忆，其对比度没有那么强烈。

我们的“日常”与“节日”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当春节不再能提供超越日常经验的峰值体验，其吸引力自然下降。

我们并非不渴望温暖。

而是在日常的碎片化娱乐和消费中，已经能够即时、分散地获取类似的情感满足。

不再需要将其积蓄并寄托于一个特定的年度仪式。

六

那么，年味真的消失了吗？

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它正在“转型”。

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说：“我们并非失去了春节，而是失去了过春节的文化方式。”

新的方式正在孕育：旅游过年、异地团圆成为新传统。

“国潮”复兴让传统符号以文创形式吸引年轻人。

社交媒体上的“集五福”、短视频里的家乡主题，构成了“数字时代的新民俗”。

春节，正从一种基于地域和宗族的、带有强制性的“集体叙事”，转变为更多元、更个性化、更依赖技术中介的情感表达与实践。

如同学者常江概括的，变成了“个人选择”。

七

然而，在拥抱这种转型的自由时，一丝怅惘或许依然存在。

那不仅仅是对旧日形式的怀念，更是对一种深度情感连接可能性的隐约担忧。

当团聚可以轻易地被一个视频电话“解决”，祝福复制粘贴群发。

节日的意义完全由个人定义并可能滑向纯粹的消费与休闲。

我们是否也在失去一种能力——一种投入时间、经济成本与身体劳顿，去共同完成一项庄严仪式，从而确证彼此在生命中不可替代之重要性的能力？

那张被嫌“太贵”的机票，衡量出的不仅是市场价格。

或许还有一个时代，对于“不远千里只为见你一面”这份情意，一种悄然改变的价值评估。

春节的灯火依然会亮起，只是照亮的不再总是同一屋檐下的脸庞。

年味的淡化，不是情感的消亡。

而是情感表达与凝聚的社会文化脚本，在剧烈变迁的时代里，必须经历的一场深刻重写。

我们都在其中，既是观察者，也是书写者。

在享受选择自由与个体空间的同时，如何重新发现并锚定那些不可或缺的、厚重而真实的情感联结。

或许是留给我们两代人共同的、安静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