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法律是边界，是护栏，是公民抵御权力侵犯的盾牌；而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里，法律便不再是正义的尺度，而是随时可以收紧的绞索。于是便出现了这种制度性的荒诞：只要还活着，只要还须谋生，只要还敢开口说话，分分钟都会涉嫌“非法经营”或“寻衅滋事”，分分钟都会坠入精心布设的陷阱。

“非法经营”本应是明确的经济犯罪，却被扩张成一张什么都能装的大口袋：摆摊是非法，代购是非法，办班是非法，私人借贷是非法，个体有偿往来是非法，跨境交易是非法，甚至法不监管的交换或交易，都可随时被重新命名为“非法经营”。它不是法律概念，而是权力的备用按钮——需要整治谁，就按下按钮。

“寻衅滋事”则更是现代法治的黑色寓言或莫大讽刺。它以模糊为锋刃，以弹性为本质，以“秩序”“影响”“情绪”为名，随时将批评定为挑衅，将围观定为滋事，将申诉定为捣乱，将发声定为罪证。它不是对公共安全的守护，而是对无权者和大众封喉，是肮脏的口袋罪名。

福柯早已指出，现代权力的精髓不在于公开的屠戮，而在于无所不在的规训：权力通过制度化的监视、分类与命名，使人自动驯服。口袋罪名正是这种“规训权力”的典型装置：它不需要你犯罪，它只需要你随时可被命名为犯罪。罪名成为权力的语法，公民随时可被看不见的手书写成罪犯。

这两大罪名最可怕之处在于：它们并不需要你真正作恶，只需要你作为一个人存在。你谋生，就可能“非法经营”；你说话，就可能“寻衅滋事”。罪名不再追逐犯罪，而是等待生活本身。法律不再惩罚行为，而是驯化沉默。

哈贝马斯曾强调，公共领域的核心是理性的讨论与自由的表达；一个社会若失去公共言说，便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政治便不再是说理，而是命令。寻衅滋事的本质，正是摧毁公共领域：它把批评变成风险，把讨论变成罪证，把语言本身变成危险品。一个不能z由说话的社会，必然只能用恐惧维持秩序。

阿伦特则更尖锐地揭示：J权统治的基础不是暴力本身，而是“使人孤立，使人沉默，使人丧失行动与发声的空间”。当每个人都被迫自我审查，当人人都担心“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社会便不再是公民的共同体，而是一座巨大的孤岛群。J权并非只靠枪杆子维持，更靠沉默的内化维持。

于是，“守法”不再是一种确定状态，而是一种暂时的宽恕；“无罪”不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份随时可被撤销的恩典。每个人都被迫活在自我审查之中：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随时可能被说成错。

当罪名可以无限伸缩，当法律可以任意解释，当生存与表达都被预设为风险，社会便不再是公民的共同体，而是一座巨大的嫌疑人寄寓之所：人人皆可入罪，人人必须噤声，人人都在密不透风的法网中呼吸。

因此，“非法经营”与“寻衅滋事”不是司法工具，而是方便T治者为所欲为的装置；不是为了惩恶扬善，而是为了让所有人明白：你活着，就已在罪名之下；你开口，就已在罗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