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搭子”的年轻人，为何怕“死了没人知道”？

每日签到，连续2天没签到，次日发邮件通知紧急联系人。新年伊始，“死了么”App凭借上述功能一度登顶苹果商店付费App排行榜，又在热议之中改为全球品牌名“Demumu”。流量如一阵风刮过，效仿者众多，以至于开发者发布声明，警告仿冒者及抄袭者停止侵权。1月19日，该App创始人郭先生对媒体称：“正版还没有上线，我们会尽快调整优化。”

针对该App，有用户曾留言道，“第一次有人关心我死没死。”

2026年1月8日，一款名为“死了么”的App受到关注。该应用是为独居人群打造的轻量化安全工具，用户需设置紧急联系人并签到，若连续多日未签到，系统将自动发送邮件告知紧急联系人。视觉中国 资料图

这款看似戏谑的App背后，是国内日益庞大的独居群体。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一人户”超过1.25亿。据贝壳研究院2021年的《新独居时代报告》预测，到2030年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亿至2亿人。

在赵梦晗看来，“死了么”App更多是迎合了独居者的情绪，而非紧迫需求。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北京人口发展与治理研究创新中心研究员，赵梦晗分析称，人口流动、教育年限延长与婚育推迟，在不断拉大独居比重。从死亡率看，“死”对于独居青年属极小芭率事件，但这种平稳无法掩盖独居青年的隐忧——他们看似社交活跃，有各种搭子，却都是“弱连接”，仍然恐惧“死了没人知道”。“这需要稳定的、可依赖的紧密的情感支持……不是独居青年表面的社交状态能解决的。”

赵梦晗，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北京人口发展与治理研究创新中心研究员

“如何找到平衡，既能独处，同时有一些比较深刻和亲密的关系，这可能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诉求或困境。”李子秋说。他是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为不少独居青年提供过心理咨询。

在他看来，长期“有害的、被动的”独居还可能会让人麻木，导致失控行为增多——酗酒、暴饮暴食、沉溺游戏，“以为自己好像和一个东西有连接了，却像沼泽一样越陷越深”。如果始终把自己封闭起来，突然出去社交也可能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恐惧，进而加剧恶性循环，所以更要提前关注独居造成的心理损耗并采取行动。

不过，他觉得讨论“孤独”仍然是一个积极现象，“年轻人越来越有资源可以去触碰到很本质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

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赵梦晗、李子秋的对话：

表面社交与亲密关系

澎湃新闻：“死了么”App用一个看似戏谑甚至可能让人忌讳的名字，引来流量和付费下载量，它为何能引发广泛的情绪共鸣？

赵梦晗：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我国一人家庭户比重较高，占所有家庭户数量大概四分之一，这背后有人口流动迁移、个人受教育年限延长、婚育推迟等多种因素。相比其他家庭户的居住模式，独居的个体抵抗各类风险的能力比较弱。目前，社区服务主要关注“一老一小”，还没有构建密切关注年轻人发生意外的完整体系，制度性支持存在一定缺位。

这一App的命名很大程度戳中了一些年轻人对独居的忧虑，也有猎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话题较为敏感。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在未来一段时间，死亡人口数量会快速增加，很多人都会面临身边亲友去世的情况。在学校教育中引入一定的死亡教育，帮助学生理解并面对这一生命课题，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学校目前就开设了关于死亡议题的课程。

李子秋：我觉得还是反映了当代都市年轻人的一些深层次需求。我的工作主要是心理咨询，包括在高校教学，我接触了一些95后、00后。现在的年轻人比起老一辈更强调主体性，他们对自己很诚实，想要搞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对于自己不认同的、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既定价值观，天然地想要做一些反思，甚至对抗。

我经常在自媒体上看到年轻人吐槽家里催婚催育，老一辈人说“你不结婚、不找个人搭伙过日子，死了都没人知道”，现在正好有这样一个App去对抗一下这套说辞。心理学大师欧文·亚隆（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代表人物之一）提出，对于所有人来说，在心理层面有4个存在主义维度的议题，分别是死亡、意义感、孤独和自由。现在的年轻人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有更多空间和资源，也更愿意去面对“死亡”等深层次的议题。

李子秋，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外聘讲师

澎湃新闻：该App创始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称，其在深圳独自打拼时曾“极其孤独”，这种不安全感是长辈难以理解的。类似代沟普遍么，为什么？

赵梦晗：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对于孤独感，从一些数据和报告来看，学术上更多分析的是“抑郁”。过去大家对抑郁症持否定的态度，不认为是一种疾病，而是一个人不够坚强。现在，社会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提高，年轻人更倾向于承认和表达相关的症状。这种认知代差，使得老一辈更难将年轻人的“孤独”认同为一种真实的、需要正视的心理现实，可能简单视为抗压能力不足。

这种代沟也与长辈和年轻人的成长经历存在差异有关。许多长辈的成长经历可能嵌入在工作单位或者村集体等社会网络中，一些家庭事务、个人事务出现问题可能都要向集体反映，他们甚至依赖这一套组织化、集体化的社会网络。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相较更加原子化、流动性更高的社会中，与社会呈现出“弱连接”的状态。

另外，这也涉及生命轨迹的差异。长辈的生命轨迹相对更“标准化”，比如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有普遍遵循的时间表。但是，对于当下的一些青年人来说，有更多选择和不确定，婚育不是一种人生必选项。这也让长辈在一些方面难以理解年轻人。

李子秋：代沟挺普遍的，我们社会在过去几十年变化太快了，必然导致代际差异特别大。孤独有两个英文单词，“alone”更多指物理意义上的独处，“lonely”更多指心理层面上的孤独感受。很多长辈非常需要身边有个伴，好像这样就不太会体验到寂寞。而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仅仅为了消解一个人的状态，而在一段关系中凑合，对于一些不健康的关系也更敏感。

你会发现，现在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很多亚文化群体。我们的父辈祖辈有一些既定和共享的价值取向，不那么容易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而年轻人更想要去探寻、追问一些东西，包括孤独。网上不也有说法：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我觉得讨论“孤独”是一个积极现象，年轻人越来越有资源可以去触碰到很本质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

澎湃新闻：“第一次有人关心我死没死”的网友留言获得不少点赞，这种“社会隔离”的孤独感，似乎与一二线城市中独居青年较为活跃的社交状态有所矛盾？

赵梦晗：青年比较活跃的社交状态，更多是临时性、场景化和功能化的。我有社会学的学生在做有关“社交搭子”的调研，这种社交常围绕特定活动展开，这种关系并没有让青年人之间形成紧密连接，不附带深刻的责任或义务，流动性强、想断就断。但是对抗社会隔离、孤独感需要稳定的、可依赖的、紧密的情感支持。这里提到的“突然死了会不会有人发现、有人关心”的问题，不是独居青年表面的社交状态能解决的。

李子秋：我觉得特别是在大城市，看似大家有很多社交、各种搭子，但缺少深度社交，或者心理学讲的依恋关系。同时年轻人对于主体性、人际边界又很敏感，有一些“社会隔离”是他们主动选择的。如何找到平衡，既能独处，跟自己的内在有一些深度对话和链接，同时有一些比较深刻和亲密的关系，这可能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个诉求或者是困境。依恋关系可以是亲情友情，可以是爱情，包括养宠物。依恋在心理学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你感觉跟一个人在一起特别安全，能够让你做自己的一种滋养的关系。

澎湃新闻：该App创始人曾表示，其受众以一二线城市的独居25岁左右的女性为主。部分年轻独居女性在处理本地邻里、同事、社区关系时，是否倾向于减少线下互动乃至回避，转而更依赖“死了么”这种低社交负担的数字方案？

赵梦晗：从性别差异来看，独居女性可能面临的外来风险会更高，但社交并不会和男性相差太多，一般女性的社交网络减弱是发生在婚育以后。

李子秋：女性对陌生人通常会更警惕，但不管是我的生活经验还是临床经验，至少在一二线城市，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更愿意去表达脆弱，更在意关系，也更愿意去面对这个议题。这个App会让你选一些紧急联系人，女性可能更有这样的人可以选。要想建立一段比较深刻的依恋关系，其实表达脆弱、分享感受是非常重要的。不少男性不太知道怎么做，建立的关系反而是功能性的居多，比如各种搭子，但需要情感支持的时候，男性可能更难找到人倾诉。

“被动的孤独可能会让人麻木”

澎湃新闻：对于数量庞大的离乡青年，独居是否从一种人生过渡阶段日益转变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哪些信号表明独居可能正对一个人造成心理损耗？

赵梦晗：从目前数据来看，现在人们结婚年龄推迟了，独居的年数更长了，人口层面的独居比重自然会上升。不过，独居还是向婚姻的过渡阶段，并没有改变结婚成家的主流人生轨迹。

虽然是过渡阶段，但独居状态能维持比较久的背后也有其他社会因素。青年人更强调个人自主性和经济独立，独居为他们提供了最大限度掌控生活、探索自我的空间。同时，城市的市场与服务网络发展程度高，不想做饭就点外卖，也有各种家政服务，一定程度上会替代传统家庭内部的一些功能，为个体长期维持高质量独居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

李子秋：对于独居造成的心理损耗，我们的身体是有智慧的，就像饿了想吃饭，困了想睡觉，如果我们跟自己的内在体验有紧密的连接，身体自然而然会释放需要去社交的信号。当然最直观的就是从症状层面，是不是开始有抑郁、焦虑症状，是不是原来想做的事现在都不想做了，还有失眠、嗜睡都是一些信号。连续两周甚至一个月都这样，就是身体给我们的预警信号了。

长期有害或被动的孤独还可能会让人麻木，现在成瘾现象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不过“成瘾”这个词带点污名化，我更喜欢用的表达是“失控行为”。不管是玩游戏还是嗜吃、酗酒，以为自己好像和一个东西有连接了，却像陷入沼泽一样越陷越深，等你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抽身也越难。社交也一样的，如果不维持一个相对规律的社交经验，突然出去社交也可能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恐惧，就很容易导致恶性循环，早期去识别这样的信号并采取行动还挺重要的。

澎湃新闻：独居者的原生家庭经历是否会影响其应对孤独的能力？对于孤独这种现代的常态情绪，我们该如何直面而非简单逃避？

李子秋：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代际创伤传递”，父辈或者祖辈有一些创伤没处理，就会非常吊诡地、无意识地一代一代传下去，而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有意识去直面这个问题。理想的依恋风格叫做安全依恋，但有些人在原生家庭，或者在其他关系中受过伤，会有应激反应，对于创造和维持关系会有强烈不安和恐惧，形成回避型依恋或者焦虑型依恋。

理想的独居，是自主自发地创造独处空间，跟自己待一会儿，但不回避社交，独处以后更有能量出去。一个人在独居状态依然能够维持健康的、深刻的依恋关系，哪怕只有一段，这本身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一个人觉得独居斩断了外在联系，陷入到一种很混乱、内耗的心理症状，我会鼓励他进行一些求助，不管是身边的人，还是一些专业的帮助。

澎湃新闻：异地独居青年与本地独居者相比，在社会支持上面临着哪些普遍困境？潜在的社会断裂风险如何影响他们的心理状态？

赵梦晗：本地独居者虽然独居，但可以选择与家人、原有的社会网络就近居住，类似保持“一碗汤的距离”，家人就在同个小区，传统家庭和原有社会支持还能维系。

对于异地独居者，家庭和原有社会支持是断裂的。他们新构建的社会网络更可能是“弱连接”，并没有深度绑定责任，他们很难对新建立的关系暴露或者展示脆弱，尤其工作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容易有心理问题。

情感支持方面，很多人无聊的时候会跟AI聊天，AI也从来不拒绝、不违背个人的意愿，都顺着你说话。它有时确实能够满足一定情感需求，但本质上是一种回避真实人际风险的“情感茧房”，可能弱化人寻求现实支持的意愿与能力。

李子秋：一个人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原生文化，也就是他出生成长的文化中工作和生活的话，可能更容易体验到被边缘化，以及对于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但一些本地独居者，原生家庭也在本地，他们在创造个人边界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比如没有结婚就不能搬出去住，分离与个体化的过程比起异地独居青年也就更困难。

澎湃新闻：此前上海大学有相关研究指出，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社会网络呈现出“弱本地化”特征，且他们对“帮助网”和“玩伴网”表现出不需要的倾向，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社会支持系统和情感联结上也趋于“独居”？

赵梦晗：可能是主动选择，但总体来说是独居青年还没有预见到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从一些死亡数据看，5岁以下的儿童、60岁以上的老年人风险更高，青壮年是比较低的，数据线是平平的、贴近0的一条线，所以“死了么”App更多是迎合了独居者的情绪，而非紧迫需求。

李子秋：不一定是不需要（情感联结），也有可能他们尝试了但很难融入，依然觉得被边缘化，被排斥。异地青年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要处理好原生文化、身份认同和不同社交圈子之间的平衡，过程一定是不容易的，不像本地青年有一些发小和其他已经成形的社交圈子，不需要重新建构。但我依然建议开始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时，要耐受住一些挫败感。

澎湃新闻：当前年轻独居者所形成的生存模式与社会关系模式，对他们步入老年后的生活将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

赵梦晗：就像刚提到的，年轻人独居更多是种过渡阶段。对于长期独居、终生未婚或配偶去世的老年人，北京发展比较好的社区会特别关注，给他们装一些无感化的智能设备，主要是做摔倒监测。还有的关注老年人家里的水电数据、开门关门情况，通过一些算法来推测老人是不是遇到困难了，社区会有专门人员上门或者打电话了解具体情况、通知家人等等。

李子秋：世界范围内大都市的居民都有原子化、孤岛化的趋势，这可能是新的社会结构带来的，但这暂时还改变不了我们基因里对依恋的需要。一些新的科技提供了“快餐”，你可以很快地在虚拟空间找到共鸣，但我依然觉得，就像长期只吃快餐对健康不利，一些线下的、面对面的关系和互动不能完全被虚拟空间所取代。

“依恋不是奢侈品，它和吃饭睡觉一样，是必需品”

澎湃新闻：“死了么”这样的数字工具，某种程度上也在试图填补支持网络的缺口。但这是否可能进一步固化或替代了线下真实的邻里、社区互动？我们应如何避免对数字解决方案的过度依赖？

视觉中国 图

赵梦晗：如果作为一种填补肯定是好的，但仅靠电子化的支持网络，至少现在来说是一种弱关系。如果过度依赖的话，会存在减少线下交流、缺少邻里互动的风险，而算法推送的虚拟互动无法替代真实社交的情感支持，甚至可能加剧心理上的封闭与孤独。我们针对老年人的一些研究发现，有的老年人花太多时间在网络上，一直在刷手机看短视频，可能会对心理产生负面影响。

李子秋：新冠疫情开始的第一年（2020年）我在美国工作，那一整年都是居家办公，强制的社会隔离中，我能感受到大家的心理健康水平有一个显著的下降。另外根据美国的调研数据，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普及以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有显著下降，至少对于我们目前大脑的进化程度来说，仅有虚拟空间的互动和社交是不够的。但这方面我还挺乐观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足够的创造力和勇气去应对这个问题。现在一二线城市也有很多社群在创造更多面对面的互动，一些具体的、附近的关系，关于意定监护和生前预嘱的公共讨论也越来越多。

澎湃新闻：现实层面，社区组织（居委会、物业）对于不少独居青年来说存在感不强，似乎只和业主或老年人相关。要改变这种状况，有没有一些低成本、易起步的具体措施？

赵梦晗：很多社区还是针对老年人提供关心和服务，可以尝试建立全龄友好的社区，设计一些社区居民互助活动。比如，基于共同兴趣爱好建立社交圈，通过周末登山、夜跑、马拉松等方式增加联络和互动。当然，年轻人的选择更多，社区只是多提供一种选择。

李子秋：目前的一些社区活动确实要与时俱进，做些活动设计方面的改变，让大家有一个有共鸣的空间，能够去讨论自己的心理困扰，建立一些真实的关系。特别是现在又有AI了，它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辅助工具。AI很擅长对话，但对于一些被动的独居者来说，反而可能会沉溺，越陷越深。

澎湃新闻：也有用户认为类似“死了么”这样功能单一的应用，无法真正解决安全兜底需求，那么理想的独居者支持体系应具备哪些核心要素？

赵梦晗：还是可以借鉴一些目前开发的针对老年人的多层次的响应系统。北京的一些社区还有“一键呼”，确保用户在紧急时能一键触发警报，立马有专人给你接电话核实，或者接到紧急联系人那里，及时能有人上门查看和提供帮助。

李子秋：一个大的趋势，特别在大城市，父辈和祖辈比较依赖的亲缘关系在松动，或者不再成为大家唯一的社会支持系统。从社会支持层面，可能我们确实要加大对于心理卫生这个体系的投入，独居青年遇到了一些困难，特别是心理困难，他们可能会觉得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但其实一个人一生出现心理困难，需要专业求助的比例是很高的。对于寻求专业帮助，我希望能够去污名化，降低一些羞耻感。

依恋关系、依恋体验对于一个人身心健康有根本性作用，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或者等他们意识到了已经很晚了，很难自助。依恋其实不是一个奢侈品，它和吃饭睡觉一样，是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