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推出民间投资担保等政策 专家指难救经济

周二（20日）中共当局连续发布了5项政策文件，以期扩大民间投资、提振消费等。但不少是已有政策的升级版，其中新增5000亿民间投资担保计划，同时再推“地摊经济”。专家们认为难改系统性经济低迷，中国必须进行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完善等结构性改革，才可能真正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提升就业。

中共发布五项经济政策 大多早就有之

周二（1月20日），中共财政部和中共央行等部委集中发布了五项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文件，以期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激发民间投资等，涵盖消费、投资、中小微企业等领域。但这些政策并非完全新政，大多早就有之，只是在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消费低迷、民间投资疲软、欧美出口遇阻的内忧外患下，对相关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范围做了提升。

这次印发的《关于优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中共国务院早在2025年8月12日就印发了类似通知：《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

这次仍维持服务业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年贴息比例为1个百分点，只是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0万元（人民币，下同）。个人消费贴息期限也仍维持不超过1年、年贴息比例为1个百分点的规定，但将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6年底，支持范围有所扩大。

此外，5项政策文件中也有重复的地方。根据新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贴息方案为每年贴息1.5个百分点，最长贴息2年，单户贴息贷款规模上限5000万元。而服务业经营主体大多数也在中小微企业之列。

再如《关于实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的通知》，早2018年9月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国担基金）就已启动运营，旨在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及创业创新领域的融资。根据中共官方说法，2025年融担基金新发生再担保合作业务规模1.47万亿元。

这次增设了专项担保计划额度5000亿元，分期两年，用于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家政等消费场景建设，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分险比例由20%提高至不超过40%，而代偿上限仅由4%提高至5%。

分析：中国民间投资崩溃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认为，中共推出这项政策的背景是中国民间投资的崩溃。他说，“2025年民间投资降幅扩大，占比降至历史的低点，反映企业对政策不确定性，回报低与债务压力极度的审慎。”

孙国祥认为，中央对融资担保暴露地方财政枯竭，银行担心收不回贷款，需国家兜底才敢放贷。2025年GDP勉强达标但内需断崖下滑，推出的政策等于承认扩大内需战略失效，转向保民生保就业的最后防线。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19日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6.4%，12月份环比下降1.13%，长期低迷的民间投资加速下滑。

政策效果有限 难改经济系统性低迷

中共所谓专项担保计划额度5000亿元，相较于2025年中国“两新”政策（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3000亿真金白银的补贴规模，这次只是降低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融资的门槛，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距甚远。

孙国祥和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都认为，“国担基金”针对中小微企业的5000亿融资担保计划，效果有限，难逆转信心危机，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实质问题。

孙国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分析，5000亿仅占202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约0.4%，而且这些资金是用中小微企业的技术改造扩厂等，但是忽略了房产拖累与企业的低迷。民间投资已连续负成长，政策难以激发真实的需求。

“在可稳部分的产业链与就业，可能可以短期地拖底，但没有办法在结构上进行彻底的解决，类似过去刺激仅稳增速而非促复苏。”

黄大卫则认为，会有些用，但大概率是托底型，难以改变大的趋势。这类计划只是把一部分的信用风险给国家分担，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门槛，但同时也暴露出更深的问题。

“民间投资不是缺政策，而是缺信心和回报率。现在好做的生意都由国企来做了，一般别的企业分不到羹。”同时，也凸显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不顺。银行的风险偏好一样偏低。

孙国祥总结道，这个政策象征北京稳增长焦虑加剧，但难改系统性的低迷，长期仍需深化改革而非补贴。

黄大卫则表示，总之这种防失速、防高处下跌的工具，不是再提前加速的引擎。

中共重推地摊经济 分析：救不了结构性的就业困局

此外，中共官媒日前为前总理李克强支持的地摊经济唱赞歌，“摊位不仅极大丰富了供给，而且门槛低、灵活性强”，“在直播、短影音等新媒体手段加持下，地摊经济迈上新台阶”云云。

孙国祥和黄大卫都认为，这是中共在失业潮下的权宜之计，短期可以缓冲，但非持续解决之道。

据官方数据，截至2025年11月，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而16-24岁青年失业率为16.9%（剔除在校生）；显示就业市场结构性问题和高校毕业生涌入带来压力。

孙国祥说，“失业潮下，北京在稳就业上无更好的方案，转推低门槛自顾缓冲社会的压力。”地摊的确可以带来一些岗位，2020年也曾吸纳数十万低技能的劳工，但非常容易发生内卷式的竞争，收入微薄，非持续的解决之道。

而且“这种地毯经济无法吸纳1200万中国大陆大学生或高端人力，仅能够补充服务业边缘的岗位，难提振消费或者是GDP。从历史的教训看，特别是2020年推广后遭反对所谓‘城市不卫生’，快速搁置，复推后更显政策的窘境。”

黄大卫也认为，地摊经济能增加收入机会，但是只是很小部分，很难提供大量高质量的就业。他说，“更像是一个就业压力下面的一个缓冲带，也就是说这种燃眉之急去解决一部分就业，但长期想稳定社会的话，基本上不妥。”

而且地摊经济存在两个问题。一，岗位多数是低附加值、低保障、低稳定性工作。二，容易带来城市治理与内卷式的竞争。

他说，“如果到了需要反复依赖地摊来稳定就业的话，意味着正式就业基本上就不足，内需已经严重缺乏。所以我们可以说，地摊经济只可以救救急，但救不了结构性的就业机会。”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在最近几年的访谈中多次谈到，中国经济消费不足是中共极权制度造成的。他曾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是基本（政治）制度问题”，内需不足是极权主义政权的共同特点。

他认为，中共通过土地、银行把经济发展以来赚的大头都拿走了。世界上任何地方，要想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要想解决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不至于像中国这么低，一定靠的是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