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历史，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下的这句判词，在近日的国际新闻中迎来了它最新、却也最古老的一幕。

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向随行记者宣称，委内瑞拉是一个“死掉的国家”，而美国“正在掌权”。他直言不讳的目标是“全面获取委内瑞拉的石油及其他资源”。当地时间1月4日，他还将矛头指向古巴、哥伦比亚、墨西哥，展现出对拉美地区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

这一现代强权政治的直白宣言，与马尔克斯笔下那个关于徒劳与遗忘的百年寓言，在历史的这一刻猛烈碰撞，并与委内瑞拉一个世纪前就已开启的宿命轮回呼应——当1914年马拉开波湖畔的第一口油井喷涌出“黑色黄金”时，这个国家便踏上了一条充满荣耀与诅咒的征途。它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也让整个民族陷入了资源魔咒的漫长轮回。马尔克斯笔下那个“注定被遗忘”的预言，正在这片蕴藏着全球最丰富石油资源的土地上，缓缓展开它复杂而悲怆的叙事。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钞票因大幅贬值，被穷人用来做成包



资源的幻象：石油财富下的结构性陷阱

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运与石油价格的绑定，是一个贯穿其20世纪至今的深刻悲剧。

20世纪初，因工业化高速发展、石油需求大增，西方资本竞相介入委内瑞拉石油工业。

1914年，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在马拉开波湖东岸发现梅内格兰德油田，著名的苏马克Ⅰ号油井喷涌出的不仅是原油，更是殖民扩张的野心。短短数年间，73家外资石油公司如秃鹫般蜂拥而至，对委投资呈几何级数增长，将委内瑞拉推向全球石油版图的中心。

资本与钻机的狂欢，催生了惊人的数据跃迁。整个1920年代，委内瑞拉石油产量暴涨近200倍，出口额激增约116倍。至1926年，石油出口额彻底碾压农产品，这个南美国家被强行推入“石油时代”。



〓委内瑞拉石油分布示意图

在滚滚黑金的推动下，该国经济实现了持续而快速的增长。至1970年，它已跻身全球最富裕的20个国家行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在拉美独占鳌头，甚至超越了西班牙、希腊和以色列。1973年，委内瑞拉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份的总和，这个国家的繁荣似乎坚不可摧，距离发达国家俱乐部仅一步之遥。

但也在这个鼎盛的70年代，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长、欧佩克联合创始人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预言，“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们就会看到，石油将给我们带来毁灭。”并给石油起了个特别的名字：“魔鬼的粪便”。



〓委内瑞拉石油工厂

“魔鬼的粪便”、“工业的黑金”，石油带来的繁荣与稳定，与它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石油带领着委内瑞拉以一种极其不均衡的方式融入全球地缘政治和资本主义市场，但也让其命运与不受自身控制的外部力量紧密捆绑。国际市场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委内瑞拉国内经济的惊涛骇浪，大起大落成为常态。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与其说是健康的崛起，不如说是在全球资本与地缘政治夹缝中，一座依附性繁荣的脆弱沙堡。这座沙堡的基石，在1980年代油价暴跌时，便已开始松动，最终在21世纪彻底崩塌。

拉美“沙特”的诞生与崩溃

石油缔造的“繁荣-崩溃”周期，也深刻塑造了委内瑞拉的政治进程。

20世纪60年代，军事政变与游击战的阴霾笼罩着拉丁美洲，马尔克斯写出惊世名著《百年孤独》，但与此同时兴起的，是“委内瑞拉例外论”。

彼时的委内瑞拉，独享着难得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人均GDP曾高居世界前列，石油收入如润滑剂般维系着社会的运转。

凭借稳定的民主体制和繁荣景象，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将委内瑞拉誉为拉美政治的“特例”与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学者们盛赞其拥有民主体制、强大的政党体系、自由选举，并能够以制度化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1963年

1976年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完成，将国民的乐观情绪推向高潮。在经济高增长、低失业率的背景下，巨额的石油收入仿佛预示着经济多元化的光明前景。

但委内瑞拉真得例外吗？

“教科书式的民主”之下，“石油繁荣”的红利，仍如海市蜃楼，看似触手可及，却始终未能真正惠及这片土地的主人。

根据世界银行1970年的专项调查数据，当时委内瑞拉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群体，掌控了国民收入的65%——这一比例甚至超过同期多数拉美邻国；而占人口40%的底层民众，仅能分享8%的国民收入。这种财富分配格局，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而非石油繁荣许诺的“橄榄型”社会。

1969年，委内瑞拉的极端贫困率约为22.3%，意味着超过两成人口的基本食物需求难以保障。若计入临界贫困群体（收入高于食物成本但低于基本生活成本），这一比例跃升至近半数人口。这些被繁荣叙事遗忘的群体，主要分布在农村与城市边缘地带，成为社会结构的底层基座。

1967年前后，该国基尼系数高达0.55–0.60，属于全球最高不平等区间。至1975年，虽因石油收入推动的社会福利政策微降至0.50，但仍远超国际警戒线。



最能印证这种“捧着油碗的饥民”的错位的，无疑是“教科书式的民主”下的选票结果——“代表穷人利益”成为政客赢得民心的有效口号。

1973年，委内瑞拉政客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以“穷人之友”的形象开启竞选之路。他雇佣美国政治顾问团队，采用全套美式选战手法，在贫民窟的臭水沟间跳跃、与穷人拥抱，这种前所未有的政治营销使他在选举中获得48.7%的选票。



〓跳向一个“伟大的国家”

而且佩雷斯的运气好得惊人。同年10月，赎罪日战争爆发，中东产油国实施禁运，国际油价从每桶2美元飙升至35美元。委内瑞拉石油收入暴增，开启“Gran Venezuela”时代。佩雷斯高举“石油属于人民”的旗帜，在1976年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同时启动规模空前的530亿美元支出计划，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社会福利。此时委内瑞拉赢得“南美沙特”称号，周边国家难以企及。



但问题在于，“油价持续上涨”到底是可预期的现实还是幻想？

当时，石油占委内瑞拉出口总额的93%，政府收入的63%，国内生产总值的19%。国家财政的命脉已完全与国际油价的脉搏绑定，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从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政府日常开支到基础设施投资——都建立在石油美元源源不断流入的假设之上。

佩雷斯雄心勃勃的支出计划远超委内瑞拉的经济承受能力，同时国有化过程伴随严峻的腐败问题，佩雷斯与其情妇塞西莉亚·马托斯及其“十二使徒”小圈子通过政府工程牟利。到任期结束时，民众已对这位“花钱大王”的无序支出深感不满，尽管汽油价格低廉，但农业瘫痪，政府需补贴进口80%的食品。

1979年接任的总统路易斯·埃雷拉·坎宾斯尽管受益于伊朗革命带来的油价二次上涨，并尽力完成前任项目，但结构性危机已无法避免。1983年2月18日“黑色星期五”，油价下跌引发本币玻利瓦尔严重贬值。尽管危机程度不及日后，但标志着依靠石油收入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衰退开始。



就在同一年，委内瑞拉的新历史开始悄然启幕——年轻军官乌戈·查韦斯在一棵名为Samán de Güere的树下创建了“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MBR-200）。该组织后来成为挑战传统政治格局的关键力量。



90年代，油价再次低迷，导致卡尔德拉政府政绩不佳、民生困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8 年委内瑞拉大选前的基尼系数为48.1，全国最富有的20%人口掌控着超过50% 的财富。从1988年到1998年，人均实际收入下降35%，普通民众的购买力被恶性通胀吞噬。

传统政治资产信用开始崩塌，新兴政治势力则开始通过激活底层群体的“痛苦期权”完成逆袭。

1998年，查韦斯抨击寡头集团、承诺将石油利润“还富于民”，并站在垃圾山上对贫民呼喊“我不会辜负你们的痛苦”，狠狠拿捏住了60%的贫困人口和大量“绝望的中产阶级”。

当年年底的大选之后，查韦斯以56％的得票率PK掉了所有竞争者，登上总统宝座。

但问题在于，查韦斯所激活的底层群体的“痛苦期权”，又要怎么兑现。



查韦斯的“惯性”债务

拉美政治舞台从不缺乏浪漫主义的英雄叙事，从切·格瓦拉被神化的殉道者形象，到查韦斯在贫民窟的激情演讲，这些符号化领袖曾让无数左翼青年甚至部分传统右翼政客心驰神迷。然而政治终究不是史诗文学，革命浪漫主义必须直面残酷的经济算术——民众的饭碗问题。

1999到2013年的查韦斯执政初期，“玻利瓦尔革命”看似非常成功，丰厚的石油收入被大量用于社会福利和民生项目，人均GDP显著提升，贫困率下降。但其本质仍是石油红利的产物——这一时期恰逢国际油价因多重因素（包括“911”事件后的地缘政治动荡）开启长达十年的超级牛市，国际油价从每桶10美元附近飙升至超过100美元，期间委内瑞拉人均GDP从约4800美元跃升至近13000美元，贫困率从23%降至8.5%。



然而，经济的繁荣未能带来更丰富的产业，委内瑞拉对石油的依赖不降反增。

查韦斯推行了激进的资源国有化政策：2001年颁布的新《碳氢化合物法》规定在所有合资项目中，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持股不得低于51%；2006年收回32块外企油田；2007年将奥里诺科重油带项目收归国有，并大幅提升矿区使用费。

这些措施虽在政治上强化了资源主权叙事，并将超过80%的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短期内改善了底层民众生活，但这一“浪漫叙事”背后，是外资的撤离与技术的衰退：

2007年，查韦斯政府将奥里诺科重油带项目强制国有化，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等国际巨头撤资，带走了至关重要的资本与重油开采技术。

国有化进程在强化政治象征意义的同时，并未有效提升石油产业的专业效率与管理能力，PDVSA逐渐从一家商业化企业转变为政策工具，据国际能源署数据，委内瑞拉原油日产量从20世纪末的350万桶高峰，暴跌至2025年的约100万桶，产能利用率不足三分之一。



〓委内瑞拉历年石油产量示意图

同时，经济对石油依赖度不降反升，石油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例从1999年的37%升至2009年的86%，经济结构愈发单一。

查韦斯确实不一样，他扭转外资主导石油业的局面，他将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真正实现了佩雷斯的政治口号：“石油是属于人民的战略产业”。

可问题在于，把外资掌控了数十年的石油重新收归国有，把石油收入公平的分配给底层的浪漫叙事，似乎仍然被石油“统治”。

而查韦斯的继任者，也未能摆脱这一“统治”。

难以摆脱的石油宿命

马杜罗的困境在于，他既是查韦斯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也是结构性矛盾的“背锅侠”。



马杜罗在2013年接任总统后，迎面撞上的是一场由国际油价暴跌引爆的全面经济危机。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北海布伦特油价一度跌至每桶不到76美元，这对石油出口占国家外汇收入约96%的委内瑞拉造成了巨大冲击。该国出口油价在半年内下降了约30%。

这场危机迅速演变为恶性循环：2014年委内瑞拉经济增长率为-3.9%，国内商品出现严重短缺，贫困率回升至上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危机在后续几年持续加剧，2015年通胀率飙升至550%，失业率高达25.4%；到2018年，该国GDP暴跌超过22%，恶性通胀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30,000%。



〓玻利瓦尔画像与捡食垃圾的小女孩同框



〓2016年6月，一个5口之家。破烂的冰箱里只有一袋玉米粉和一瓶醋

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并持续低迷，委内瑞拉经济遭遇“自由落体式”衰退，真实GDP在2013至2019年间萎缩了约65%，创下和平时期全球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纪录之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从查韦斯到马杜罗，政策选择与外部制裁固然加速了危机的爆发，但“油价上涨带来短暂繁荣，油价下跌引发深刻危机”的委内瑞拉兴衰周期，是比任何单一领导人政策都更为深层的病谤。

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如瘾君子般被石油深度绑架。

数据显示，尽管 2010 年后受美国制裁影响石油产能下滑，但委内瑞拉经济整体萎缩使石油占 GDP 比重未显著下降，石油产业本身及其相关活动，占据了GDP的约三分之一。

直至2024年，石油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仍高达65%–70%，占出口总额的79.6%–89%。这种单一依赖，使得国家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毫无缓冲余地，也这意味着国际油价每波动10美元，便直接决定了委内瑞拉国库的盈亏底线。

甚至如今与委内瑞拉剑拔弩张、“绑架”马杜罗的美国，也还是委内瑞拉的“大客户”，即使在制裁期间，美国2024年仍每日从委内瑞拉进口约12万桶原油，使其位列美国石油进口来源国第十位。

将国运捆绑于国际油价波动，甚至于对你虎视眈眈的“敌国”客户，又如何能自解？

经济学家特里·林恩·卡尔在《富足的悖论》中尖锐指出：“委内瑞拉永远不可能靠石油自给自足，但从总统到穷人，人人都相信它可以。”石油产业的本质问题在于，它并非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其财富流动路径极为简单：原油从地下抽取，经管道流入油桶，最终收益往往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缺乏制造业与科技创新所需的“溢出效应”。

即便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的“黄金时代”，委内瑞拉制造业生产率增速仅为拉美平均水平的一半，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滑。石油收入掩盖了经济结构的致命缺陷，使政府沉迷于短期福利分配，而非长期产业培育。查韦斯时代虽以“打击腐败”为旗帜，但他的政策仍延续了“石油分配型政治”的底层逻辑，未能打破这一循环。



石油没有错，错的是将国家命运完全捆绑于其上，却忽视了制度建设、技术创新和产业多元化的治理惰性。

2026年1月，美军介入委内瑞拉的政治僵局，将这个拥有全球最大石油储备的国家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当世界聚焦于地缘政治的瞬间爆裂时，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浮出水面：

委内瑞拉的石油探明储量高达3040亿桶，占全球总量的17.5%，稳居世界第一，近乎沙特阿拉伯（2670亿桶）的1.14倍。理论上，这足以让其人均GDP跻身全球顶尖行列。为何坐拥3000亿桶黑色黄金的国度，却陷入了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的长期循环？

从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在1883年将沥青开采权授予美国公司，到查韦斯在奥里诺科重油带升起国旗，再到今日美军士兵踏破总统府大门，委内瑞拉的命运始终在“资源主权”与“外部控制”的拉锯中剧烈摇摆。

这个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围绕石油展开的国有化、财富再分配与大国博弈，无一不是波澜壮阔的奋斗。

可尽管委内瑞拉在法律和行动上逐步收回了资源主权，真正的挑战却始终在于：如何将资源主权转化为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真正的国家财富从来不在于地下的资源，而在于地上的创造——比如有内生性增长能力的资本、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强大的科技创新机制。

否则，即便法律上完全拥有了地下的“法理”，也无法避免现实中“捧着油碗承受饥荒”的宿命循环，在“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中，成为马尔克斯笔下那“注定被遗忘的戏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