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刀与沉默的校园

手术医生（图片来源：Photo by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在一个正常社会，婴儿死于手术台、学生死于校园，都会引发彻底、独立且透明的调查；死亡本身虽不可逆，但至少真相能够被还原，责任能够被追究，制度能够被反思。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期待几乎注定落空。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统一口径的官方通报、迅速消失的网络讨论，以及以“维稳”为核心目标的强力压制。死亡并未带来真相，只带来了更深的沉默。

2025年底发生的“宁波小洛熙”事件，与2026年初河南新蔡中学生在校突然死亡事件，表面看似两起彼此无关的“个案悲剧”，却在处理方式、舆论控制和权力反应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模式。当这两起事件被放入一个更宏大的现实背景中加以审视，即中共政权长期被国际社会指控、却始终拒绝接受独立调查的非法人体器官移植体系，所谓的“偶发”“巧合”便显得愈发站不住脚。这并非阴谋论，而是一个由权力垄断、信息封锁与生命物化所构成的制度性结构。

小洛熙是一名年仅五个月大的女婴。根据医院方面的说法，她所接受的是一项“技术成熟、风险可控、成功率较高”的心脏手术。然而，手术结束后不久，这个尚未开始理解世界的生命便永远停止了呼吸。真正引发社会震动的，并不仅是婴儿的死亡本身，而是医院及相关主管部门在事后表现出的高度防御姿态：关键医疗信息披露前后矛盾，家属获取完整病历和影像资料困难重重，官方通报反复修改乃至下架，网络舆论迅速被引导至“理性看待”“避免网暴医生”等方向。

在一个真正以生命为核心价值的医疗体系中，婴儿术后死亡理应自动触发最高等级的独立调查机制，调查过程应当对家属与社会保持透明。然而在中国，调查由谁主导、专家由谁遴选、结论由谁发布，始终指向同一个权力中心。当权力既是裁判者，又是潜在责任方的保护者，所谓“专业结论”便难以获得基本的公信力。

几乎与此同时，河南新蔡发生了一起同样令人不安的事件。一名十三岁的中学生被发现死于校园之内。官方很快给出了高度标准化的通报：排除刑事案件，排除中毒，排除外力伤害，最终结论为“心源性猝死”。这种表述在近年来的类似事件中反复出现，几乎已形成固定模板。然而，与官方叙述并行流传的，是大量来自现场目击者和家属的疑问：遗体处置是否过于仓促？家属是否在第一时间被完整告知情况？为何现场警力高度戒备？为何网络讨论迅速被清理？这些问题并未得到令人信服的公开回应。

在当下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心源性猝死”早已不只是一个医学术语，而更像是一种政治语言。它所传递的信息并非解释死亡原因，而是划定讨论边界：不许追问，不许怀疑，不许扩散。问题并不在于青少年是否存在医学上猝死的可能性，而在于为什么每当死亡涉及未成年人、涉及身体异常、涉及潜在责任争议时，最终都必然落入这一“万能结论”。当解释本身被制度化地用于终止追问，它便失去了科学应有的意义。

如果将这些事件仅仅视为零星事故，或许仍有人愿意诉诸概率与偶然性进行辩解。但当我们把视角进一步拉远，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浮现出来：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器官移植数量长期居高不下的国家之一，却始终无法建立一个透明、可核查、符合医学伦理的自愿捐献体系。其器官移植等待时间之短，公然违背国际医学常识；其官方数据在不同年份、不同场合反复自相矛盾；其制度设计拒绝任何真正独立的国际核查。

这一问题并非来自“敌对势力”的政治攻击，而是源自国际医学界、人权组织以及独立法律机构多年来持续、系统的质疑。2019年，位于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China Tribunal）在长时间听证后作出裁定：在中国，强摘器官行为已经发生，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仍在持续。该裁定所指向的受害者群体，主要包括良心犯、政治犯以及被系统性剥夺权利、无法有效发声的人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婴儿、未成年人以及社会最弱势者所处的位置显得格外危险。他们无法拒绝、无法抗辩、无法动员公共资源为自己争取权利。当权力系统对生命缺乏根本敬畏，而社会监督又被全面压制时，身体便可能被还原为“资源”，器官则成为可被调配的“物件”。

非法器官移植并非个别医生的道德失范，而是一项高度依赖制度配合的国家级犯罪工程。它至少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其一，对生命的彻底物化。在极权体制下，个人不是权利主体，而是被管理、被计算、被牺牲的对象；其二，全流程的信息封闭。从医院到公安，从司法到媒体，形成一条不允许外部监督的链条，真相不是被驳倒，而是被删除；其三，对家属与公众的系统性恐吓。维权被定性为“闹事”，追问被指控为“造谣”，沉默因此成为许多人的生存策略。

有人或许会反驳说，无法直接证明小洛熙或新蔡中学生之死与器官移植存在关联。然而，这恰恰暴露了问题的核心：在一个自称“法治国家”的社会里，为什么公民必须先证明自己没有遭受犯罪，才有资格要求调查？在真正的法治体系中，疑点本身就足以启动独立审查；而在中国，疑点却被视为对政权权威的挑战。当一个政权拒绝公开完整数据、拒绝国际医学核查、拒绝独立尸检、拒绝媒体监督时，它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证清白的资格。非法人体器官移植的本质，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对“人”这一概念的否定。它意味着国家可以决定谁的生命具有价值，谁可以被牺牲；意味着身体可以被拆解、分配乃至交易；意味着法律不再是保护生命的屏障，而成为权力运作的工具。这正是国际法所界定的反人类罪的核心特征。

当一个政权可以在手术台上让婴儿无声死去，可以在校园里制造无法追问的死亡，它所犯下的，早已不是“管理失误”，而是系统性的道德崩塌。小洛熙没有机会长大，新蔡的孩子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他们的名字，正在被算法淹没，被通报覆盖，被时间抹去。

但记住他们，并不是为了沉溺于悲伤，而是为了拒绝成为下一个被轻易解释、被迅速遗忘的数字。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当一个政权可以随意解释死亡，它也就随时可以制造死亡。对中共非法人体器官移植体系的谴责，不是政治立场之争，而是人类文明的底线问题。追问这些孩子的死亡，不是煽动情绪，而是对未来最基本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