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为何越来越难？

近些年，中国进入了很多国家曾经面临或者正在面临的局面：人们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结婚登记总数从2013年至2022年连续9年下降，2023年出现短暂的止跌回升后，2024年再度下降。另据联合国《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属于人口负增长范畴。

人们不仅结婚意愿不高，谈恋爱也变少了。

网易数读统计了知乎关于年轻人不恋爱的回答。人们不想恋爱的首要原因是没有时间和精力，第二是懒得付出、怕麻烦，第三是担心双方的三观、习惯不合。

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曹雪敏在新书《我们为什么不爱了：走出亲密内耗》中指出，“不爱了”正在成为一种时代情绪，爱与亲密关系的背后，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01

现在爱自己比以前更难了

新周刊：虽然这本书讲的是“我们为什么不爱了”，但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在讲爱自己。你主张先爱自己，再爱他人。人如何爱自己，建立自我价值感？

曹雪敏：自我价值感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来自幼年经历留下来的神经机制自动反应。

大脑在面对外部威胁的时候，是会保持平静，还是会放大威胁？是会有更多信心来应对，还是会陷入恐慌或绝望？小时候的经历相对友好且顺利的人，会有更稳定的自我价值感，他们哪怕遭遇了挫折，依然会涌起更多的安定感、支持感和信心。这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真的能做到，而是因为积累下来的互动感受就是如此。

如果小时候没有那么幸运，长大以后可以从小事慢慢体验。我们可以自主掌控自己的生活，有能力趋近想要做到的事情，积累自主感和信心。我们还能向相对友好且安全的人寻求支持、帮助，在友善的对待中，慢慢提升自我价值感。

新周刊：在社交软件上，我们时常处于自卑和自恋的交织之中。一切都以我的标准和喜好为主，会获得赛博世界赋予的短暂强烈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和网友比这比那。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如何“爱自己”？

（图/unsplash）

曹雪敏：主体性的一部分是关注我的感受，以自己的标准为主，但还有一个重点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人们会去比较，有的是因为缺乏认可或自卑，有的可能是在寻求优越感，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关系，比较会让我们用更多的标准来定位自己。付出同样的劳动，却发现另一家公司有更好的福利，那么你可以按照这类公司的待遇作为参照标准去建设环境，或者进入这样的理想环境。总而言之，接纳感觉会起伏，选择用行动来爱自己，既按自己的标准生活，也尽可能为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负责。

现在爱自己比以前更难了，过去信息封闭，现在我们能接触到世界更多复杂的面向。曾经我们都是跟身边人比较，可以看到身边人的更多方面，但社交媒体上展现的是经过修饰或放大的某一方面，这样带来的冲击力有时候不公平且不公正，这挑战着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价值观的稳定性。如果不稳定，人会很容易被外部的、表面的比较影响，爱自己的难度远大于之前。

02

当浪漫爱逐渐工具化

新周刊：在《甄嬛传》里，甄嬛从情痴到情冷，以杀夫作结。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女主角会把丈夫当老板。生活中也有很多夫妻互称“队友”。你怎么看待这类现象？

曹雪敏：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浪漫爱的叙事，人们认为爱情、婚姻都很美好。第二个阶段，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选择更理性的协作，比如把另一半视为老板或者队友。到了第三个阶段，如甄嬛杀了皇帝，创造了一个自己更有权力、更自由的环境。

三个阶段都可以理解为我们在追求爱自己，但是不能达到爱自己的结果，爱需要多方互动。

（图/《甄嬛传》）

曾经的浪漫爱叙事既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分工视而不见，也把这些压力和重担都转嫁到了相对弱势的女性身上。而把对方视为“老板”“队友”，是对自我、对双方、对共同的生活更负责的表现，而负责本身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爱。

它除了比曾经的浪漫爱叙事中“爱人”这个称呼好，也比“敌人”要好——很多以爱为名的关系下，两个人过成了敌人的样子（父母和孩子有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积极的改变。但只把彼此当成队友的话，可能会放大彼此的工具属性，离爱会更远。而在第三阶段，新的互动模式能不能产生，除了个体的努力，也要看社会福利制度等各个维度的环境的支持。

新周刊：网络上流行的恋爱主播，话题通常集中于教导女性利用男性赚钱。如今，月薪3000元的人也会怕遇到“捞女”。你怎样看待关于“捞女”的讨论？

曹雪敏：“捞女”这个词非常不友善，背后有性别歧视的意味。情感诈骗要被批判，但是看重物质本身并不需要被批判。“捞女”这个词把看重物质的女性和情感诈骗的人混为一谈，对两者进行了模糊处理。

如果的确觉得物质很重要，也明白物质为什么对自己重要，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通过婚姻的途径，从“大佬”身上或者有更多资源的人身上获取物质资源，只要双方是自愿做出选择，那就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但这样的想法对大佬和婚姻还是有滤镜，觉得只要和大佬步入婚姻，就可以达到爱自己的目标。所谓的“搞定”也好，领证也罢，都只是一个阶段，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独立自强，是不是爱自己，还需要更长期的观察：结婚之后过得怎么样？是怎么使用物质的？这个问题要用更多角度去分析。

新周刊：网络上有部分人会把女性通过婚姻获得阶层跃迁称为“雌竞”，通过事业发展自我称为“雄竞”。

（图/《许我耀眼》）

曹雪敏：如果我们没有叠加所谓的浪漫爱的叙事，婚姻这种社会制度和我们进入公司工作的社会制度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我不赞同“雄竞”和“雌竞”的分类。靠和大佬结婚跟靠工作获得财富，二者只是在不同的制度中获取资源。想满足大佬的情绪价值，和大佬建立私交，进而争取大佬身上的资源和利益的人，男性和女性都有。这个过程中所要具备的能力也是不分性别的：你要分析对方的需求，要在对方的需求和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之间制定计划和谋略，这是达成目标的方式。

03

高质量的爱和亲密关系包含自由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叫“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你怎么看待这种在恋爱中权衡利弊的行为？

曹雪敏：“先斩意中人”是最后的表现，更关键的是要看恋爱过程中有没有欺骗、控制或者其他暴力成分。用虚假的感情承诺和未来换对方的支持，利用完了就分手，这和一个人“上了岸”以后，基于对生活的重新规划，发现对方和自己并不能很好地匹配从而“先斩意中人”，是不一样的。

曾经的浪漫爱叙事把天长地久和至死不渝强行挂钩，但高质量的爱和亲密关系包含自由，双方都有权利在某一个阶段结束这段关系。如果这是真诚的、自由的选择，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爱自己的做法，也是对对方的尊重，对方获得了新的自由。

如果一个人自我价值感稳定，对方离开后自己确实会受伤，但不会从根本上动摇自我价值感，因为这只是对方的选择，不代表自己没有价值。另一方面其实也要看整个社会价值观是否多元，如果社会价值观非常单一地与亲密关系是否稳定挂钩，人们遭遇亲密关系破裂时，就容易影响自我价值感。

（图/小红书）

从权衡利弊中获益的人，会更习惯权衡利弊，对此会更敏感，也会更排斥别人对他权衡利弊。所以，月薪3000元的人怕别人“捞”，可能是因为他们时刻在关注自己的利益，就会对别人做更多恶意的揣度。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作为权力优势方的男性会一边自己默默权衡利弊，一边倡导大家不要权衡利弊，而要重感情。

我倡导处于弱势方的人多权衡利弊，这是对自己负责，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爱不顾一切。比如有些女性为了爱，在性生活上不顾安全，这是对自己的身体和未来不负责。权衡利弊本身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互相友善且尊重，大家都这么做，就会有新的爱情和关系的形态产生。

新周刊：如何理解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

曹雪敏：如果是长期、固化的不平等，意味着有一方的自我几乎不存在了，爱的对象消失了，爱也会消失。在动态平等的过程中，爱更有可能产生和发展。

比如说，一个人已经工作了，一个人还在读书，一方在经济上付出更多，对社会的认知也更深，确实可能权力感更强。但如果读书的一方也开始工作，权力就会有动态调整。再比如，女性怀孕生产之后，因为身体虚弱等各种限制，权力相对更小，但她们的身体和工作都恢复之后，权力又会得到提升。

关系中的权力看彼此的依赖程度和可替代性。A极其依赖B，且B有高度的不可替代性，就可以认为B的权力相对更大。关系中两个人谁更强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人怎么看待彼此和这段关系的价值。有些人看起来各方面都挺好，但在关系中就是弱势，因为其低估了自己、高估了对方，并极其高估了这段关系的价值。

（图/unsplash）

如果对方说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但实际上依然留在这段关系中，这就意味着你身上有对对方来说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所以，不要再轻易由对方来定义我们的价值。即使在经济实力不对等的关系中，自己并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甚至完全不创造财富，却仍可以被信任，这也是由时间、人品、性格等各方面综合而成的价值。亲密关系会暴露很多相对脆弱且阴暗的部分，所以“可信任”就更重要了。

新周刊：如何理解大家越来越不愿意恋爱？

曹雪敏：深度的爱是一种冒险，它会让双方都很大限度地敞开自己，而敞开自己的过程中，彼此就获得了一种信息武器。当互相知晓对方的脆弱、阴暗、想要逃避的东西，一旦冲突起来，想要互相攻击，威力很大。

现在的环境，无论是两性各自面对的困境，还是优绩主义或消费主义，对两个人之间的爱和爱的发展都不友善。它们不断在制定新的标准，抢夺我们的注意力、金钱和时间，对爱形成阻碍。

（图/unsplash）

爱需要两个人做出一定的妥协和牺牲，如果环境本身不好，对方爱的能力也有限，就会造成伤害。比如说一方妥协，牺牲了自己的工作，可是这样自己既不开心，在关系中也没有办法得到友善的对待，社会环境也没有给予尊重，就会不知道怎么办。如果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想要爱，以及明确知道自己爱的能力、底气等还没有建立好的时候，不盲目去爱是挺明智的选择。

新周刊：以前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曹雪敏：以前也是有问题的。一个人自我价值感是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这折射出上一代人已经在爱上遭遇了困境，并产生了后果，只不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更多在为生存奋斗，把注意力转向了外部生存条件。现在我们终于有了相对安全的环境，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自己了。

新周刊：今天，真爱还存在吗？

曹雪敏：爱有程度之分，也有时长之分。现在这个社会，有自我、有自己的价值观是非常难得的。有了自我之后还能够忘我地去选择利他，就更接近真爱。现代社会中还有一个阻碍真爱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会忽视真爱中需要友谊的成分。在异性恋的这个框架下，彼此的欣赏是非常有限的，可能更多是控制感和依赖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