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登·克拉克第一次听说“中国肽”是在去年的独立日派对上。

在旧金山一栋维多利亚式宅邸的后院里，一些二三十岁的科技从业者在阳光下围聚在一起烤肉，现场还有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的创始人提到自己直接从中国厂商购买药物，价格低廉。人群迅速围拢过来，争相分享自己获取用于减肥、提高效率和健身等各种药物的渠道。

27岁的克拉克在健身圈见过各种注射潮（他自称“健身宅男”，社交平台X上的账户是@creatine_cycle），但听到AI圈的人也在谈论这些，还是让他很惊讶。

“这个在旧金山度过的长周末让我学到一件事：那些精英们都有自己的中国肽供应商。”主持一档科技文化播客的克拉克在X上发文写道。“中国肽”这个说法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网络热梗。

从“黑客之家”到创业公司的办公室，甚至还有由供应商赞助的“肽派对”，灰色市场的肽类产品最近席卷科技圈的各个角落。最近在旧金山Frontier大厦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还有一个自己调配肽的工作坊，现场DJ播放泰克诺电子舞曲的同时，背景屏幕上投射着化学结构式，这场派对的着装要求是“疯狂的未来赛博朋克风服装”。



旧金山Frontier大厦举办的一场肽派对设有一个自己动手调配肽类的工作坊，并有DJ现场表演助兴。

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短链分子，在人体内起到调节激素和减少炎症的作用。它们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GLP-1药物中的那个“P”——这类药物包括诺和泰(Ozempic)和韦戈维(Wegovy)等减肥神药，它们通过模拟一种抑制食欲的激素，彻底改变了减肥行业。

但在硅谷的前沿地带，一系列未经证实、缺乏监管的肽制剂悄然盛行：人们尝试用BPC-157和TB-500通过刺激新血管生长愈合损伤，用催产素来改善眼神交流（OpenAI的一名研究员称其为“自闭症患者的诺和泰”），用埃皮塔隆(epitalon)改善睡眠，还用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下一代减肥药瑞他鲁肽(retatrutide)来达到从抑制食欲到提升专注力等各种目的。

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2025年前三个季度从中国进口的激素和肽类化合物总额约为3.28亿美元，几乎是2024年同期1.64亿美元的两倍。这其中包括调配药房和灰色市场暴应商对GLP类药物、美拉诺坦II以及其他肽制剂的的需求。



生物朋克社区实验室的埃利奥特·罗斯在上月活动中演示如何配制并注射肽——一些由氨基酸构成的短链分子。



数名派对参与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警告称，多种肽类物质存在"严重安全风险"。

除了用于减肥的GLP-1类药物，其余肽制剂均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人体。由于多数肽类易于合成且不直接针对特定疾病，制药公司对相关临床试验投资意愿不足，这催生了繁荣的灰色市场。

科技投资人、物流业独角兽Flexport的联合创始人戴维·彼得森描述纽约的生物黑客（所谓生物黑客，是指通过各种养生法和补充剂来提升身体机能的人）聚会场景时称：“每周都有人带来新玩意儿，大家就会集体注射。”他开玩笑说：“看起来像一群海洛因瘾君子。”自2018年使用肽制剂以来，他声称埃皮塔隆为自己每晚增加了“一个半小时”睡眠，而促进黑色素生成的美拉诺坦(melanotan)治愈了他的酒渣鼻。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警告称，许多肽类因可能含有杂质并引发免疫反应而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该机构也已禁止药房对它们进行复配，尽管执法力度参差不齐。

个人使用肽制剂在美国属合法行为，但多数医生持反对态度。“这既缺乏依据又极为轻率，”斯克里普斯转化医学研究所所长埃里克·托波尔博士表示。该机构是以精准医疗为核心的研究中心。

实验性肽注射偶尔会导致医疗紧急情况。去年7月，两名女性在拉斯维加斯抗衰老节接受肽注射后，因出现舌头肿胀、呼吸困难及心率加速而送医治疗，她们具体注射了哪种肽尚不明确。

尽管如此，对部分科技界人士而言，使用肽制剂体现了对无限自我优化可能性的信念。克拉克指出，在某些人看来，肽制剂提供了诱人的捷径：“如果我可以每天在研究工作中干16个小时，何必在健身房苦练六周？"



科技文化播客主持人杰登·克拉克对肽类产品持怀疑态度。

这同时折射出硅谷的一种思维模式——有些人认为，既然他们是塑造世界的创新者，他们就无需联邦监管机构或医学专家的指导，因为他们这是在进行自己的实验。

“仅供研究使用”

这些药物可以直接从中国的工厂购买（中国是全球肽制剂的制造中心），也可以通过美国中介网站购买，这些中介负责进口并进行检测。肽制剂到货时以粉末形式装在小瓶里，上面标着“仅供研究使用”，但这类警示只是法律上的遮羞布。使用者将肽粉与无菌水混合后自行注射，通常用的是从亚马逊买来的胰岛素注射器。



灰色市场肽制剂的经济吸引力毋庸置疑。直到不久前，像诺和泰和替西泊肽(Zepbound)这样的处方GLP类药物每月可能要花1000多美元，而“研究使用”的替代品只要五分之一的价格。

据追踪医药产品违规网络营销的LegitScript公司研究主管杰拉德·奥尔森透露，未经授权的肽类制剂的网络广告在2022年到2024年间增长了近八倍。旧金山的私人医生保罗·艾布拉姆森博士表示，他发现2025年肽类使用量显著上升，尤其在科技行业的年轻男性群体中。

虽然减肥仍是肽使用最主要的驱动力，但部分患者正尝试微剂量GLP-1疗法——期望通过极小剂量对抗其他成瘾行为：酒精依赖、过度电子游戏或网络购物。尽管尚无临床试验支持微剂量疗法的有效性，但个例传闻对某些人来说很有诱惑力。

“这看起来就是一种对‘认知极限拉满’的痴迷，”对肽类仍持怀疑态度的克拉克说。



安妮娅·格兰特坦言，与许多肽爱好者一样，她也是主要通过使用者的经验分享获取相关信息。

41岁的安妮娅·格兰特白天是AI计费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夜晚则化身业余肽类博主。2023年，在朋友指出GLP-1药物可以缓解工作压力引发的暴食后，她开始微剂量注射司美格鲁肽。她称效果显著，自此坠入个人肽研究的"兔子洞"。

在咨询了一位运动表现医生后，格兰特又在自己的方案中加入了另外五种肽：MOTS-c、埃皮塔隆、GHK-Cu、伊帕瑞林(Ipamorelin)和亲吻肽-10(Kisspeptin-10)。她期望它们能改善新陈代谢、促进肌肉增长、改善皮肤状况、提升睡眠质量、增强精力以及激素调节等。她直接从中国制造商那里订购这些产品，每套价格在50到100美元之间（只有美国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实验室价格的十分之一），然后再额外花250美元把样品寄到捷克的一家实验室Janoshik Analytics进行纯度检测。



当被问到是否有生物学背景时，她笑了。“完全没有，”她说。像许多肽爱好者一样，她主要从口耳相传的经验、Reddit讨论串、播客以及和ChatGPT的对话中获取信息。“这就像优化搜索引擎排名，不过是另一个可供调试的参数，”她说。

还有几位创始人把自己对未经测试的肽制剂的开放态度，比作他们对商业风险的容忍。

格兰特在博客文章中采访过的艾布拉姆森对此持保留意见。他对她说：“这不像投资一家有冲劲的初创公司，更像是凭一份炫酷的融资演示稿，就把钱汇给未注册的离岸空壳公司。”

“毫无根据且鲁莽”

托波尔在其关于医疗虚假信息的Substack通讯专栏中报道这类趋势，担忧人们会将GLP-1类药物的成功盲目套用到数十种未经测试、毫无关联的肽类药物上，在此过程中使自身暴露于药物污染和长期健康风险之下。

“‘自行研究’这种做法暗藏诸多隐患，”托波尔表示。“如果他们真的算得上合格的公民科学家，就该清楚科学验证的标准是什么：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与药企无利益关联的同行评审论文。而绝大多数这类肽类药物，都没有经过任何此类研究的验证。”



托波尔指出，这种业余生物黑客行为的根源，在于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度日渐下降，新冠疫情后，这种不信任感更是愈演愈烈。在人们对FDA失去信任的背景下，安德鲁·休伯曼、乔·罗根等健康领域网红将实验性肽类药物的使用推向了主流。其中罗根本人还接受推销“临床医生监督肽类疗法”的Ways2Well公司赞助。

2024年10月，现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承诺将终止对肽类药物的“强行打压”。（拜登政府执政期间，FDA曾对部分肽类药物销售商采取饼执法行动。）不过，尽管川普政府将口服GLP-1类药物纳入FDA优先审评名单，并批准了Wegovy的片剂形式，但尚未对其他类型肽类药物采取放宽监管的措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部门“无法对未来的政策决策发表评论”。

“让疯子去尝试”

一位29岁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已使用处方GLP-1类药物近两年。用药后她的体重有所下降，但副作用也随之而来——频繁出现情绪低落的波动。“我一度连起床工作都做不到。”她这样说道。（出于担心用药经历会影响职业前景，她要求匿名接受采访。相较于减肥者，通过这类药物提升工作效率的“生物黑客”们似乎更愿意公开谈论相关话题，这也反映出社会对减肥用药的污名化程度更深。）

对这位创始人而言，减肥带来的健康益处大于潜在风险。她坦言承受着职业压力，必须在镜头前保持良好形象。“我看了大量发布会视频，”她说。“现在我明确发现，那些创始人里几乎没有超重的人。”

包括这位创始人在内，多名非适应症使用肽类药物的人士都表示，川普政府在药物监管方面采取的相对自由放任政策让他们感到振奋。这一态度与巴拉吉·斯里尼瓦桑、乔·朗斯代尔等硅谷领军人物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些人曾指责FDA的监管机构过于谨慎。

但这种心态让医学专家们深感挫败。



硅谷对放宽药物监管的支持态度令医学专家深感忧虑。

“FDA的职责，就是保护患者与消费者免受无良医疗从业者的侵害——这些人会把危险产品卖给毫无防备的民众，”哈佛医学院教授、医疗监管领域专家亚伦·凯塞尔海姆博士表示。“我认为这些人正在做一些对自身健康有害的事情，我的依据就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东西是安全有效的。”

但从创业公司创始人的视角来看，“与其依靠这套耗时十年、试图面面俱到保护所有人的体制，不如让那些疯子去尝试这些新奇的肽类药物，最终再让成果惠及我们所有人。这样一来，或许我们都会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