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31日，沃伦·巴菲特正式退休，结束了其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帝国的60年生涯。

尽管卸任公司CEO，巴菲特本人仍保留着伯克希尔约29.8%的投票权。这意味着他对公司CEO等重要职位的任免仍有最终决定权。

目前，巴菲特持有约14%的伯克希尔A类股票，但对公司重大事项拥有近30%的决定权。这一差异源于伯克希尔·哈撒韦特殊的双层股权结构——1996年，伯克希尔开始发行“价格亲民”的B类股；同时为确保公司控制权不被稀释，该架构设置B类股每股仅有1/10000的投票权。

设置双层股权架构，最初是为向中小投资者提供直接、低成本的投资渠道。而来到新旧管理层交棒的时间点，这一设计又被视为巴菲特退休后，接班人团队能够继续贯彻其投资理念的一项保障。

换句话说，即使巴菲特卸任CEO，其仍能通过高投票权间接“护航”接班人团队，确保投资哲学不偏离。

新的继任者格雷格·阿贝尔接手的也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投资帝国，而是如何管理伯克希尔账上超过3800亿美元储备资金的“昂贵作业”——伯克希尔已连续11个季度净卖出股票，账上现金及短期国债储备达3817亿美元——并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向巴菲特及其拥趸证明，伯克希尔模式依旧有效。



“股神”错过互联网浪潮

在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60年间，巴菲特以其对“价值投资”与“长期主义”的坚定实践而闻名。

其核心逻辑在于，只投资自己看得懂的公司，并追求长期、稳健的确定性回报。这一策略使得伯克希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显著跑赢大盘。36氪统计，伯克希尔近二十年累计投资收益率明显高于标普500指数。



数据来源：Wind 制图：36氪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因其严格遵守“不投看不懂的生意”这一原则，伯克希尔在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初期阶段，选择性地保持了距离，从而错失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一轮爆发性增长。

最为人熟知的案例是，尽管巴菲特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私交甚笃，但他长期未买入微软股票。对于重塑零售业的亚马逊，其也直到近年才以“它已经是一家什么都做的公司”的角度进行投资，而非在亚马逊纯粹作为科技公司的早期阶段介入。

这种对“能力圈”的坚守，使其投资组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传统科技巨头几乎绝缘。

转变发生在2016年，伯克希尔开始首次买入苹果公司股票，并于2018年完成主要建仓。

这笔投资被广泛视为巴菲特对“不投科技股”传统的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多次解释，他将苹果视为一家卓越的消费品公司，拥有强大的品牌忠诚度和生态系统，而非单纯的技术企业。

截至2023年二季度末，苹果在其股票投资组合中的权重一度高达51%，这既是其投资理念的进化，却也依然建立在从消费的逻辑看公司的传统框架之内。



3800亿美元，接班人的作业

自2023年第四季度起，巴菲特的投资组合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他开始逐步减持苹果股票。

根据Dataroma的数据统计，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伯克希尔对苹果的持仓占其股票投资组合的比例已从顶峰时的51%下降至约22.69%。这一减持行为，显著降低了单一股票对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风险。



数据来源：Dataroma 制图：36氪

与此同时，在全球迈入人工智能技术浪潮的当下，伯克希尔对科技领域的布局结构也正在发生调整。

尽管在2020-2024年间，其投资组合中的科技股占比因重仓苹果而显得很高，但本质上押注的是同一家公司。进入2024年后，情况有所不同，伯克希尔的科技投资开始覆盖更多元领域。

例如，今年三季度，其前十大重仓股中已有苹果、谷歌A、亚马逊等科技巨头。这种分散化的科技投资动向，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在巴菲特逐步移交决策权的过程中，以格雷格·阿贝尔为首的管理及投资团队的影响力正在增加，投资视角和范围也随之拓宽。

而更具标志性的转变，在于伯克希尔的资产配置现状。

在正式交棒前夕，公司已连续多个季度净卖出股票，这导致其现金及短期国债的储备规模飙升至创纪录的3817亿美元。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Wind 制图：36氪

分析其近年囤积现金的原因，首先，巴菲特本人多次在股东信中表示，市场上符合其“价格合理且业务优秀”标准的大型收购标的越来越稀缺；其次，近年来美股市场整体估值长期处于历史高位，降低了其大规模买入股票的兴趣。

再者，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或市场大幅回调，储备充足的“弹药”以捕捉机会，是巴菲特一贯的危机应对策略。

此外，为新任管理团队留下一个流动性极其充裕的起点，既是安全垫，也是考验。

当下，超过3800亿美元现金，成为巴菲特留给接班人的核心“功课”。继任者格雷格·阿贝尔不仅需要证明自己能够在巴菲特退休的情况下，独立运营这家庞大的投资集团，更需要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复杂的经济周期中，做出正确的资本配置决策。

而巴菲特所保留的近30%投票权，则像一道无声的“保险”。这意味着，如果新团队的战略决策严重偏离了伯克希尔的传统价值轨道，或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长期业绩，巴菲特仍保有最终的影响力。

这既是一重保障，也是一种无形的考核压力。格雷格·阿贝尔及其团队需要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在驾驭巨额现金的同时，赢得这位“影子考官”的持续信任。

新的掌舵者需要回答：何时、以何种方式、投向哪些领域，能让这笔巨额现金在未来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