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岗出了个汤若望

Lüftelberg 是波恩附近梅肯海姆（Meckenheim）市下属的一个小村庄，历史悠久，环境宁静，保留了典型的莱茵地区乡村风貌。它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村庄坐落在地势略高、空气流通的丘陵地带，“Lüftelberg”的意思是“清风掠过的山岗”，简称“清风岗”。小村看似平凡，却出了一位颇具世界影响力，和中国大大相关的人物。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出生于 Lüftelberg 的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期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学院接受系统的神学与天文学教育。1618年，他从里斯本启航东渡，辗转印度果阿，于1619年抵达澳门，1623年进入北京，由此开启了他在中国长达四十余年的传奇人生。

明末清初，汤若望因精通天文历法而受到朝廷的器重，1630年被荐入钦天监，主持历法改革，并完成《崇祯历书》。改朝换代之后，他被任命为清朝第一任钦天监监正，主持编纂并颁布《时宪历》，深得顺治皇帝与孝庄皇后的信任，官至正一品，成为极少数进入清廷核心的西方宣教士。他不仅是科学家和传教士，更是中西知识体系得以对话的重要桥梁。

然而，时代的动荡也将汤若望推向人生的最低谷。康熙初年，鳌拜辅政，朝廷内部对西方宣教士的疑忌日益加深。钦天监官员杨光先看准鳌拜对宣教士的不满，借机发难，对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展开全面攻击。他指控《时宪历》公然使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乃是“暗窃正朔、以尊西洋”，有僭越王朝正统之嫌；又指称汤若望将大清历书仅编至二百年，暗示清朝国运短促，居心叵测。

杨光先进一步罗织罪名，指控西方宣教士“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窥探朝廷机密，甚至“屯兵澳门，接渡海上往来”，图谋颠覆清朝政权。在这一系列政治与意识形态交织的指控之下，清廷会审此案，最终判决汤若望凌迟处死，其余涉案宣教士分别被斩首或流放，支持新历的中国官员亦遭牵连。

判决之后不久，北京发生强烈地震，京师震动，人心惶惶，被视为“天象示警、狱讼不公”。康熙帝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出面干预，此案最终改判，汤若望与其余宣教士得以免死。然而，支持新历的五名中国官员（均为天主教徒）仍被处决，一些信教官员被革职，新法历算亦一度中止。

经历这场沉重打击后，汤若望身心俱疲。1666年8月，他在狱中病逝，结束了自己跨越欧亚、充满荣誉与磨难的一生。1669年，康熙亲政，为汤若望彻底平反，并亲率文武百官参加其葬礼，使这位几乎死于政治风暴中心的西方学者和宣教士，终于在历史中恢复了他应有的地位。

汤若望被安葬在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一带，那里原为明清时期耶稣会宣教士的公共墓地，现属北京市委党校。历经数百年变迁，墓地仍保留重要遗迹：在原公墓西侧，现存三块墓碑，正中的是利玛窦，左右两侧分别为汤若望与南怀仁。三位上帝的仆人并列安葬在远离故土的中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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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汤若望的故乡 Lüftelberg，人们并未忘记这位走向世界的先人。村中如今矗立着一尊汤若望的雕像：他身着耶稣会士长袍，头戴中国式官帽，手持天文仪器，神情专注而谦和，仿佛仍在凝望星空与人间。雕像静静伫立在树影与石径之间，将一位17世纪学者的身影，牢牢安放在小村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德国 Lüftelberg 的清风丘陵，到北京二里沟的静默墓地，汤若望的一生跨越了欧亚大陆。他以学识为桥梁，以信仰为内核，在中国传播科学与信仰，赢得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尊重与信任。他和他的宣教士同伴们跨越了文明与疆界，最终将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更是献给了他们所爱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