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自老一辈农民工返乡现象之后，大量年轻人也纷纷从北上广等大城市返回家乡，或落脚于所在省份的省会城市，或回到父母身边的地市城市，也有一些寻找替代性的落脚城市。这些青年都有着高等文化智识水平，也曾享受过一线中心城市的都市文化，都曾埋头于光鲜亮丽的写字楼间，而后又选择了逆向的轨迹。无论是从小城镇向大城市进军，还是从大城市向小城镇逃离，这些群体中的某部分人，还被称为“小镇做题家”。网络梗词的喧嚣背后，刻画着这一代人的心灵写照。

逃离与归来，命运与时世，不仅是诸多文学作品的常青议题，也是往昔历史人物的生命写照。身处任何时代的读书人，无论是生活还是智识，都或多或少会与时代之间形成互动：有些人能够顺势而为，有些人或许逆潮而动。每每生命与时代之间产生摩擦时，总不免回望不同时代的群体，希望能够从中获取某些启示与力量，或在他们身上映照出自身的影子。大人物太过耀眼，难以成为普通人的对照；往往是那些小人物，因其未必身处历史舞台中央，更能贴合大多数人的内心。

历史学人张艺曦以阳明学学人为中心，发掘明朝外省小读书人的生活困境与智识困惑。从《阳明学的乡里实践》到《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张艺曦通过阳明学群体中的外省小角色，察勘时势风潮如何影响这些外省读书人的智识取向，他们的智识取向又如何左右自身在时代潮流中的抉择路径；身处时代漩涡，这些明朝外省的“小镇做题家”们，如何去面对时代的困境，又如何在自我身上克服时代的限制？

《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出版后，小读书人这一身份引起了颇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小镇做题家”的时兴梗词也随即投射到这本书的阅读取向之中。张艺曦通过地方读书人的智识行为考察，讨论了他们如何参与到时代潮流的兴起运动之中，又如何被这股时代潮流所裹挟，进而被自己所参与的智识潮流所左右。智识取向之于文人命运，往往会因时势与自我之间的强弱而发生浮沉。当时势比人强之际，诸如历史变革、思潮嬗变或社会动荡的年代里，往往会因自身抉择而发生命运改变；那么，明朝那些外省的小读书人，又是如何以自身的经验与智识去应对时代的？

很有意思的是，除去生活困境与智识困惑之外，张艺曦还从日常必须面对的寻常事物中发掘出了这背后的学术思想嬗变对读书人的日常影响，讨论了读书人的记忆焦虑与时代思潮之间的隐秘关联。甚至，他还曾考察了古代读书人的睡眠观念问题，发现它同样与时代潮流之间有着非常隐秘而深刻的联动效应。无论是睡眠焦虑，还是记忆焦虑，也是我们时代经常遭遇的自我焦虑。个体日常行为的寻常之处，究竟与时代潮流的观念嬗变之间有着怎样的隐秘关系呢？这些来自古代的憧憬与彷徨、困境与抉择，是否能够给予我们时代某些新的可能性启示呢？

不过，谈到阳明学，当下俨然将之视为成功学的典范之学。在面对人生的困境和生活的焦虑之时，这份来自明朝的经验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藩篱？在张艺曦看来，这依然还是需要回到阳明学运动本身来考察，才能明白阳明学何以会被后世轻易挪为流行积弊的心灵鸡汤，才能懂得如何以正确的心态来阅读和汲取阳明学；否则，“原本那种在千思百虑、人情物理中艰难省察、克己复礼的工夫被抽离了，只剩下一个鼓舞人心、让人热血沸腾的励志概念”，徒然无用地“把言语文字的自我陶醉都当作毒药”。

本文是江西学者严步耕对《歧路彷徨》作者张艺曦进行的一场访谈，下面是访谈实录。



采写｜严步耕



《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

作者：张艺曦

版本：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



作为运动的阳明学

让明代的小读书人现身

严步耕：您对阳明学中江右学派研究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在研究过程中，有怎样的心得感想呢？

张艺曦：我进行江西研究开始得很早，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台湾的学术圈，特别是思想史领域，对江西的关注度并不高。所以，当我选定这个题目时，还有师长很关心地问我：“你确定要选江西吗？”今日回头看，我想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作此选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我们若回到传统中国的脉络，江西自宋代以来就是极其重要的文化中心，其地位绝不亚于江南地区。在整个阳明学的传播过程中，江右阳明学派无疑是最重要的几个学派之一。我们只需翻阅《明儒学案》就会发现，江右阳明学派不仅大儒辈出，知名的门人弟子也特别多，阳明学在各地的发展也极盛。

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古籍丛书的陆续出版，对我的研究助益极大。江西的许多文献过去皆以善本古籍的形式存于图书馆，利用率不高。在这些文献陆续印刷出版以后，大家才赫然发现，原来江西的文献资料是如此丰富且完整。这些文献资料，让我们对江西的学术思想、生活文化及社会网络，能够做更专精而深入的研究；而且，越是研究，就越觉得这个地方潜力无穷。江西本就是文化中心，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有非常多值得探讨的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严步耕：您曾多次做族谱府志的田野调查。学术史的书写往往着眼于更大视野的思想脉络，主要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层面或事件的时代影响；根据您所调查的族谱府志，它们对阳明学的学术史或社会史有着哪些方面的影响或补充？

张艺曦：传统的思想史书写，确实容易聚焦于大儒、大思想家，描绘宏大的思想脉络。但这样的视角，往往会忽略思想在具体的时空中如何被接受、转化与实践。我个人在研究过程中，常将思想史研究比喻为拼拼图。宏大的历史是一幅需要上千片拼图才能完成的图像，但我们手上往往只有百来片，且彼此未必相连。所以，我们必须尽量利用及汇整各方面的资料。我的研究较多利用文集与地方志，而族谱则是对这两类资料作线索的补充。

我多次前往江西田野调查，尤其在金溪停留最久，所以此处便以金溪为例来谈。我要特别感谢金溪当地的文物局，以及像方志办的曾铭先生等地方人士，没有他们的鼎力协助，我的考察大概只能事倍功半。也由于有他们的帮助，我才得以事半功倍。透过这些实地考察与族谱的搜集，至少以下几方面对我在阳明学的研究有所补充：

首先，在前往金溪以前，我主要研究吉安地区，当时我较多利用文集与地方志这两类资料，借此勾勒地方上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大儒与小读书人的交涉往来活动。在金溪的研究中，除了文集与地方志以外，我加入了大量的族谱资料，这些族谱资料是我在当地田野考察所得，而借由这批族谱资料，则让我可更具体而细节地看到地方上家族与家族间的连结与合作、两族族人或子弟间的交流互动、共同师从的学者，以及合作举行的讲会活动。借此，我也可以更具体地了解阳明学如何通过这些关系网络，而在当地流行及广传。

第二，让更多小读书人在历史中现身。我的研究能够聚焦于不知名的小读书人，除了文集与地方志以外，也不少得益于族谱。小读书人多数没有文集传世，必须在大人物的文集中传记、行状或墓志铭，搭配地方志，以寻找他们的踪迹。尽管如此，仍有不足之处。加入族谱资料以后，则让这些小读书人的形象变得鲜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与族人的互动、在族中的作为，以及在地方事务上的角色。例如本书第九章对金溪的研究，就大量运用族谱，重现如榉林车氏家族的动向，看他们如何从明初追随吴与弼问学，到明中期族人车会同师从罗汝芳，参与到阳明心学的浪潮中。若没有族谱，这些人物及群体动向就无法被看见。



明人容像中的小读书人夫妻形象。弗利尔美术馆藏。

第三，佐证思想风潮在地方的具体转向。明末思想界发生了从阳明学到制艺八股文的转向，但这个转向在地方社会是如何具体发生的？族谱提供了生动的案例。透过对金溪各族的社集活动的考察，便可清楚地看到，许多原本以讨论心性义理为主的理学讲会，到了万历朝之后，纷纷转型为以揣摩科举文章为主的制艺文社。例如宝山与疏山，原本是吴悌与聂廷璧的讲学之所，到了明末却变成王化澄等人结社课艺之处。这种转变反映了小读书人在阳明学退潮、现实压力加剧后所做出的选择，这比任何抽象的学说阐述都更具说服力。

总结来说，文集、地方志与族谱的交错运用，让我们得以将思想史从书斋里的义理辨析，还原到充满烟火气的乡里社会中。它让我们看到，阳明学不只是一套“作为学说”的思想，更是一场“作为运动”的实践。它不是由大儒单向灌输的，而是由无数小读书人在接受、传递，甚至简化和再创作的过程中，共同形塑而成的。因此，讨论江右阳明学派时，除了学术思想以外，也应具体落实到地方上的人物与事件，去谈论思想的流变与发展。

严步耕：说到“作为学说”的思想和“作为运动”的实践，在序言中您便将阳明学分为“作为学说的阳明学”和“作为运动的阳明学”，作为学说的“阳明学”需要“运动”才能真正成为阳明学，借此凸显小地方小读书人在整个阳明学思潮中扮演二传手的重要作用，也正因这些小地方小读书人的“运动”才使得阳明学不同于之前的程朱学。那么，在整个阳明学思潮中，如果我们把读书治学当作一个过程，这些小地方上的小读书人是如何参与整个思潮的接受、传递和创作的呢？

张艺曦：作此划分，是为了凸显阳明学何以能在明代中晚期蔚为风潮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仅仅将阳明学视为王守仁及大儒们所建构的一套精深学说，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为何能产生如此巨大且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我才会特别区分“作为学说的阳明学”与“作为运动的阳明学”。前者是思想的源头与核心，是大儒所创造的；而后者，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文化运动，而其真正的主角与推动者，则是那些在历史上常被忽略的小读书人。

我们可以从初期的接受、后续的传播，以及小读书人的动向三个环节来看。

首先，在阳明学兴起之前，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正统，其繁琐的格物穷理工夫，以及高不可攀的圣人标准，让许多小读书人陷入困惑与焦虑之中。他们在日复一日的苦读中，时常感到心性与现实生活的扞格。而阳明学的出现，犹如一道光照进了暗室。“致良知”“心即理”等主张，将成圣的权威从外部的经典与圣贤典范，拉回到了个体的内心。这对当时的小读书人来说，不啻是一种“从地狱脱身、从死亡中复生”的精神解放。此外，阳明学运动在嘉靖年间普遍带有一种乐观的社会改造理想，它为这些在科举窄路上挣扎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在乡里间实现自我价值、参与地方建设的替代道路，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其次，在传播的环节，小读书人更是关键主角。大儒们的讲学，多半在县城的知名书院举行，影响范围有限。这些大儒的学术或思想，之所以能够如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涟漪的关键，便在于小读书人在乡里间的家会与乡会中所作的二次传讲。除了讲学讲会以外，像《传习录》、古本《大学》这类篇幅短小、易于流传的小册子，也成为他们传播思想的重要载体。

第三，小读书人对学说或思想的突破虽无贡献，但他们的集体实践与反馈，本身就是一种对阳明学的再塑造。当他们将“万物一体”的理念应用于田土丈量、赋役改革等社会事业时，就是用行动诠释和丰富着这门学问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小读书人的群体动向，最终甚至能反过来影响思潮的走向。当理想主义的热情在现实中退却，生计的焦虑浮上台面时，正是这批小读书人率先从讲会转向制艺文社，将阳明学从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转化为相容于制艺八股文写作的思想资源。这股由下而上的风潮，最终甚至迫使一些大儒也不得不开始在书院讲席上讨论制艺八股文。也可以说，小读书人虽然不是思想的原创者，但他们是思潮的感受者、传播者，更是形塑其最终样貌与历史命运的关键参与者。



身逢明清易代的学者方苞对科举制艺的批判：“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甚焉。”



明代的“小镇做题家”

以身入局

严步耕：小读书人是您研究阳明学思潮的重点关注对象。《歧路彷徨》主要写的是地方小人物，他们在科举上可能不上不下，社会声望又达不到大儒的地位，但在地方上却有一定名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类似于今日所言的“小镇做题家”？这些小人物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与作为，具体有哪些表现？

张艺曦：我因身在台湾，所以先前不知道有“小镇做题家”的名号，这个词是近期才听到。它让我不禁思考：一个人如何在地方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是否提供了多元的发展管道与可能性。如果所有人都只能朝着科举功名这条路去走去挤，过程必然会非常辛苦。毕竟，每个人的才华与天性不同，有些人就是能安坐书桌十年寒窗，有些人则不然，而这其实只是各人的才能差异有别而已。



明代的小镇做题家们聚集在金榜前看自己是否考中。仇英款《看榜图》局部。

阳明学的流传，恰好在这方面为小读书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尤其在明中期，社会氛围是相当乐观的。在此氛围下，不少小读书人发现，人生除了科举，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做。这些事情，不仅有价值、能得到社会肯定，也会有一些实质的报酬。

小读书人在地方上可以有多方面的作为。大儒们在县城的书院讲学，而小读书人在县城听讲后回到乡里，便会举行基层的家会或乡会，把大儒那些抽象或深奥的学说，加以转化、简化乃至片面化。由于小读书人也生长于当地，所以很容易用当地乡里的人事物进行举例，来跟所讲的内容相印证，帮助百姓更好地理解这些学说。除了家会或乡会，小读书人也会担任塾师，教导乡里的子弟。

另一方面，小读书人也会推动家族事务，如纂修族谱，或负责乡里的工作，如推行乡约。当大儒推行田土丈量时，大儒是倡议者与规划者，而实际上真正下乡督导丈量的，其实是各乡的小读书人。

这些事务或工作，让小读书人得到另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也相当程度地挣脱了以功名为单一标准的价值体系。用现代的话来说，阳明学的传播，在当时几乎形成了某种“文化市场”，让这些人除了追求功名以外，还有另一个场域供其发展。

严步耕：现在有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因为生活不易而选择回到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这与您书中描写的扎根乡里的小读书人似乎有某种跨时空的呼应。借用一个不尽恰当的类比：阳明学的传播有点像一场“文化下乡”运动？那么，这场运动对于地方文化、乡里建设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呢？

张艺曦：这个问题稍微复杂一些，我的前一本书《阳明学的乡里实践》就在探讨这个议题。简单来说，阳明学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

作者：张艺曦

版本：谭徐锋工作室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首先，它解决了学术思想转化的问题。大儒们的学术思想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传给乡里间的百姓，因为那太过学术化，百姓不会有兴趣。于是，需要一个中介角色，也就是小读书人。小读书人从各地的书院听大儒讲学后，便在自己的乡里及家族，举行更基层的家会、族会与乡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然会对大儒们深奥的学说进行简化、转化，甚至结合地方的具体情境与生活实例，用平实易懂的语言进行诠释。正是这种在地化的转译工作，才使得阳明心学能够真正穿透士绅阶层，触及乡里间的基层民众。这是两宋以来程朱学从未达到的广度与深度。

其次，它回应了基层百姓对于实用性的疑问：我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能带来什么好处？这里的好处不一定是金钱，而在于它能否解决实际问题。阳明学的门人弟子会透过具体的行动来证明学说的价值，例如他们在地方上推行乡约，甚至亲自进行田土丈量。我们都知道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对全国田地进行丈量，但根据今日学界的研究，其实这类田土丈量的工作，早在数十年前的嘉靖朝便已陆续在各地展开及进行。嘉靖朝已有土地纷争的问题，而这批深受阳明学影响的小读书人，怀抱信念投入到田土丈量、稳定地方秩序的工作中。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当时开始出现混乱与纷争的乡里，进行秩序的重新整顿与稳定。

更重要的是，阳明学试图建立一套独立于科举功名之外的价值观。例如状元出身的大儒罗洪先，按照传统价值，他理应在官场上大展身手，但他早早辞官归乡，致力于讲学。这正好向世人展示：人生的价值，不只有功成名就这一条路。唯有建立起这样多元的价值体系，才可能真正吸引有理想的年轻人回到乡里，并长久地留在那里。

严步耕：一种思潮兴起之时，往往意味着另一种思潮会极力挽救自身的颓势，或者进行某些方面的反击；与此同时，新的思潮之所以能够崛起，也因其不断发起不同方面的进攻，二者之间处于互相角力的拉锯之战。阳明学与程朱学之间，又是如何进行拉锯角力的？双方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各自努力？

张艺曦：明中期的思想界，并非只有阳明学一枝独秀而已。此前除了作为官方正统的程朱学以外，还有一批知名的程朱学主导思想界的走向。所以，在阳明学崛起过程中，必须同时与官方的程朱学及当代的程朱学者做角力。这场拉锯战，并非只有抽象的义理论辩，还涉及传播策略、社会影响力，乃至在人才争夺上展开。

首先，在思想核心上，王守仁直捣程朱学的根基，包括挑战朱熹改订的《大学》文本，提出恢复《礼记》中的古本《大学》。这不仅仅是版本考订的问题，还直接动摇了程朱理学修养工夫论的基础──对“格物致知”的解释。王守仁将“格”解释为“正”，将向外格物的工夫收回到内心的“正其不正”，而颠覆了朱熹的解释。另一方面，“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等核心概念的提出，建构了一套以本心良知为最高权威、更为简洁直截的学说，直接回应了当时许多人对程朱学繁琐工夫的困惑。

其次，在传播策略上，阳明学没有局限在精英学者的书斋论辩，而是积极地走向乡里基层，取得小读书人的支持，而让小读书人成为其传播的骨干。这种“觉民行道”的实践性格，透过遍布乡里的讲会，将影响力深入基层，这是程朱学所不具备的草根动员能力。

此外，阳明学也利用像《传习录》这类小书的刊刻，以其生动的问答形式，极大地便利了思想的普及。而《朱子晚年定论》的编纂，则更具攻击性，它借由辑录朱熹晚年的一些言论，试图塑造出朱熹晚年对自身学说有所悔悟的形象，以此来瓦解程朱学派的内部自信，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及震撼。



明嘉靖刻本《传习录》序言。

面对阳明学的挑战，程朱理学也有所回击与辩护。当时的程朱学者，如罗钦顺、毛宪等人，都曾与王守仁及其门人弟子如欧阳德、邹守益，展开过长期的书信论辩。他们针对《大学》改本、格物致知等核心问题，逐条反驳阳明学的观点，坚守朱熹的解释，试图捍卫学术的正统性。罗钦顺的《困知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应《传习录》所带来的挑战而作。

不过，两方越竞争，就越相似。在一到两代的竞争以后，程朱学者也逐渐意识到，单纯的精英化路线已难以为继。他们也更加注重学说的普及与传播，试图在阳明学所开展的社会场域中，与之争夺听众和影响力。可以说，这场拉锯战的最终结果，是双方在不断的竞争与调整中，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彼此都吸收了对方的某些特质。

严步耕：这种拉锯造成的精英思想下沉趋势，正如书中所特别讲到的，阳明学与程朱学等以前的思想流派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小地方小读书人的以身入局，是否有点像今日的“得屌丝者得天下”？但也不得不谈论事物的另一面，就像您在书中说的“解放的另一面其实会带来更大的自我约束，反而让人更容易陷入焦虑与紧张之中”，“充其量就是被生活及被文化所捆绑的人生”，人生之旅犹如理想抱负的人质生涯。对于小地方小读书人而言，阳明学之于他们的人生影响，尤其是阳明学在道德良知方面的束缚，是否也影响了他们在社会或时代之中的人生抉择或社会作为呢？对他们来说，究竟算是日光还是阴影呢？

张艺曦：“得屌丝者得天下”这个比喻很通俗，也很形象地点出了阳明学运动面向社会的特质，以及小读书人群体在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作用。然而，任何一场深刻的思想运动，对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往往是一柄双刃剑，影响都不会是单面或单向的。对明代的小读书人来说，阳明学既带来希望的“日光”，同时也投下了“阴影”。

从“日光”的层面看，阳明学将小读书人从程朱理学那套繁琐的工夫中解脱出来，告诉他们成圣的根基就在自己内心的“良知”。这让许多在科举道路上感到困惑和焦虑的小读书人，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凭藉。

另一方面，阳明学“觉民行道”的实践理想，为小读书人开辟了科举之外的另一条人生轨道。他们可以透过在乡里讲学、推行乡约、参与地方建设等方式，来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并从中获得价值感与人们的尊重。在明代中期的乐观氛围下，这甚至可以成为一种足以维生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得以暂时摆脱科举的单一价值束缚。

然而，从“阴影”的层面看，这场解放也带来了新的束缚与困境。最核心的一点是，解放的代价是更沉重的自我监督。当道德的最高裁判权从外在的礼法与经典转移到内在的良知时，个体就必须对自己每一个隐微的心思意念进行无时无刻的审视与克制。这种要求彻底诚实地面对自我、毋自欺的修养方式，反而比遵循外在规范要艰难得多，也更容易让人陷入高度的焦虑与紧张之中。如王畿的弟子李萼，为了实践良知，走路都要默数步数，唯恐步伐大小不一，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约束，正是解放所带来的另一面。

其次，是理想与现实落差所带来的不安。阳明学初期给予了人们过分乐观的承诺，让小读书人以为只须躬行此学，就能够改造家、国、天下。然而，当他们发现在乡里实践中无法开展出更大的新天地以后，便会感受到理想的虚幻与无力。但另一方面，在受到阳明心学的启迪以后，小读书人已经回不去以前单纯追求科举功名的日子，这也使得阳明学从最初的精神甘泉，逐渐变成了一门沉重的功课。若用当代的话说，这甚至像是一种不得不背负的“知识的诅咒”。

不过，小读书人并不永远只有被动及消极接受命运的角色而已。尽管人微言轻，但群体的微与轻，在一代代地积累以后，终究会形成某股足以改动思潮走向的力量。明末小读书人终于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这条路所倚赖的不是大儒在思想上的创造，反而所凭靠的是小读书人的群体转向所带来的制艺风潮。在此制艺风潮中，结合阳明学与制艺写作，让这两门学问同时产生新的价值与意义。阳明学不再无益于科举考试，而制艺八股文也不再只是应试之文，而成为一种新文体。为了写作制艺所习的学问（古学），则被视为是有价值的学问。制艺与阳明学，过往不相干的两条线，终于在此有所交集，而小读书人也不必在两者之间作出或此或彼的选择。

尽管小读书人不是大儒，个别的小读书人无法以一己之力开创新方向，但他们并不是完全束手无策的。经历几个世代的累积，小读书人终于还是走出主流以外的另一条路，进而成为新的主流。我在今年底将出版的《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学与制艺》，对小读书人的群体转向及后续的变动发展，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严步耕：期待早日能拜读到《小人物的思想史》。在序言中，也说到儒林大家与小读书人因身份的异、同，使得整个人生出现了小径分岔的不同结局或生活方式。大学问家与小读书人，这二者之间的读书治学、人生功业或生活方式，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不同对比，或者因为哪些因素带来了这些不同的命运浮沉？也即，作为明代外省青年或者像今天的小镇做题家一样，这些偏远地带的小读书人在面对人生抱负时，需要经历怎样的经历，又该面对哪些人生焦虑？

张艺曦：大学问家与小读书人的分野，确实是理解明代思想史与社会史的钥匙之一。两者虽都身处“读书人”这个大群体中，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如从同源头分岔出的两条水流，流向了两个方向。这背后的因素，既有个人的才情资质，也有社会结构的因素。

从读书治学来看，大儒是思想的创造者与引领者。他们往往能够切中时代问题的核心，提出原创性的学说，开宗立派。而小读书人更多是思想的接受者、传播者与实践者。无论是为了科举应试，还是在地方上教化乡里、处理实际事务。他们对学问的理解，也必然经过简化和转化，以适应具体的应用场景。

从生活情境来看，差异就更加悬殊。大学问家拥有跨地域的声望与影响力，他们是书院的主持者，是群体的领袖。他们在生活上可以专注于纯粹的学术追求，相对超脱于日常的生计烦恼。而小读书人的生活世界，则局限于在地的、乡里的空间，而且在生活上必须直面生计的重压。也因此，每当风潮转变时，他们往往不会像大儒那样坚持理想及立场，而是必须考虑家人的生计与个人的前途，于是便会随着风潮而变。他们的无奈与选择，可以更真实地让人看到风潮的转向与转变。



明代普通读书人的白日梦之一：善有善报得到贵人赏识。出自明崇祯刻本《二刻拍案惊奇》。

您将他们比作今天的“小镇做题家”，两方所面临的焦虑，确实有着跨越时空的相似性。在面对单一的成功标准，两方都不易摆脱考试的约束，所以他们的人生选择极为有限，一旦考场失意，便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与价值虚无的困境。于是，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如何应对眼前的生存压力，便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他们的人生，就是在个人抱负与现实困境的持续拉扯中，艰难地前行。



危机时世

小人物何以在焦虑中抉择

严步耕：说到读书行为带来的人生改变，想起最后一章，您通过对中国读书人的记忆焦虑，发现学术思潮与读书记忆之间的关系，从日常必须面对的寻常事物发掘出了背后的学术思想嬗变之影响。同样的，还有一篇没有收录书中的关于睡眠观念的文章，同样也是读书人的焦虑，背后也与学术思潮有关。对于这两者，也是今日读书人同样需要面对的事情。记忆焦虑、睡眠焦虑和学术思潮、观念嬗变之间，为何个体行为与学术思潮之间，会存在着这样的隐秘关系？或学术思潮如何影响读书人的日常性行为？

张艺曦：这个问题触及了我研究的核心关怀之一：思想史不应只是高悬于上的概念思辨，它最终必然会渗透到人们最日常、最私密的身体感知与生活实践中。记忆与睡眠，这两件看似纯粹的个体生理行为，恰恰是观测学术思潮如何作用于个体的绝佳窗口。它们之间的隐秘关系，根源在于学术思潮透过塑造理想的人格典范，并经由科举制度的放大，最终将一种集体性的价值压力转化为个体的身体焦虑。

首先，每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流，都会塑造一种它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例如，当“博学”成为一种备受推崇的品质时，“一目十行、日诵万言”这样的描述，就不仅仅是形容少数天才的奇闻轶事，而逐渐演变并内化于人们心中的标竿与期待。它定义了什么样的记忆力才是合格甚至优秀的读书人所应具备的。同样地，当学术竞争白热化，刻苦成为被赞赏的行为时，“焚膏继晷”“牺牲睡眠”就不再是无奈的选择，而被赋予了积极的价值，成为勤奋向学的象征。

其次，科举制度更进一步将这种压力生活化及常态化。明代以制艺八股文取士，而制艺写作高度依赖对儒家经典的精准记诵与灵活运用。这就使得超凡的记忆力，从一种令人钦羡的“才能”，变成应对考试所必需的“技能”。另一方面，科举竞争日益激烈，录取名额却未能相应增加，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从而必须压缩睡眠时间。可以说，科举制度就像一个巨大的压力转换器，把抽象的学术价值观转化成具体的、可量化的竞争指标，并直接作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于是，科举制度带来的压力便具体体现在个人的身体焦虑。个人会因为自己记性不好而痛苦，因为自己无法像别人一样熬夜苦读而自责。这种焦虑，表面上看是个人的能力或意志力问题，但其深层根源却是因社会风气而来的压力。当社会普遍流传着“鬼神也会半夜叫秀才起来读书”的故事时，这种外在的压力已经被彻底内化，变成了一种近乎超自然的道德律令，直接规训着士人的身体与作息。从这个角度来看，阳明学兴起批判“记诵剽掠之学”，强调内心顿悟，在相当程度上为那些深受记忆焦虑困扰的士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和慰藉。



明代普通读书人的白日梦之二：穷书生梦到神灵告诉自己考中了状元。出自明刻本《状元图考》。

因此，个体的记忆与睡眠，并非孤立的生理现象。它们是制度及思潮的汪洋大海在个人这片沙滩上留下的潮痕。透过解读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行为，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宏大的思想观念是如何具体而微地塑造、捆绑，甚至改变着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

严步耕：除去日常影响外，读书行为之于文人命运，往往会因时势与个体之间的强弱而发生浮沉。当时势比人强之际，诸如历史变革、思潮嬗变或社会动荡的年代里，往往会因个人抉择而发生命运改变，诸如李白与永王等古代例子，再比如书中的涂伯昌与反清之举。回到王阳明的历史故事中去，在正德年间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前前后后，地方读书人或阳明学人是如何面对这股历史动荡的？

张艺曦：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恰好触及了王阳明及其学说从思想家而走向传说的关键时刻。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在南昌的叛乱。对当时的江西士人而言，这不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更是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与信仰抉择，并且呈现出在现实利害、儒家忠义与地方神秘主义之间复杂交织的图景。

首先，在最直接的现实层面，这是一次残酷的选边站。朱宸濠身为世袭罔替的宁王，在江西经营多年，根基深厚，他刻意礼贤下士，广泛结交地方士人，在叛乱前已然形成一股不小的势力。当他举起叛旗时，地方上的读书人立刻面临着攸关身家性命的抉择：是顺从这位近在眼前、手握兵权的藩王，还是效忠远在天边、反应迟缓的朝廷？其中的利害关系，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巡抚的王阳明，其作为就显得格外突出。他并非坐等朝廷大军，而是以惊人的决断力与行动力，迅速动员地方力量，集结一支临时军队。这说明尽管有部分人依附宁王，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读书人，在儒家忠君理念的驱使下，选择了追随王阳明，投身到这场胜负未卜的勤王事业中。他们不仅提供了舆论支持，更贡献了人力、物力与智力，成为王阳明能够在短短数十天内平定叛乱的关键力量。

对于王阳明的门人弟子而言，这次事件的意义更为重大。它不仅是老师的赫赫战功，更是其学说的完美印证。王阳明在危局中展现出的沉着、智谋与行动力，被门人弟子视为其致良知工夫达到极致后“内圣外王”的体现。平乱的成功，使得阳明学不再仅仅是心性修养的学问，更被证明是能够应对现实世界巨大危机的经世致用之学。

这场动荡，最终成为一块奠基石，将王阳明从杰出的思想家，推上了近乎圣贤与神人的宝座。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记载谈到，江西各地有不少人家都有王阳明的画像，而且朝夕奉祀崇拜。这种崇拜画像的行为，既显示王阳明在许多人心目中已接近儒家圣人的地位，同时也为阳明学在江西乃至全国，达到下及于乡里阶层的流行，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王阳明画像，明代形成了一股对王阳明的图像崇拜。

更有趣也更深刻的，是地方士人如何从精神与文化的层面来理解和诠释这场动乱。这就不得不提江西当地的净明道信仰与龙沙谶预言。根据这则流传已久的谶言，在许真君飞升后千余年，将有蛟龙作乱，并有八百地仙降世平乱。当宁王叛乱而被王阳明迅速平定后，便有人将这两者附会起来。如董谷《碧里杂存》所载，叛乱初起，人心惶惶之际，竟有官员从袖中取出一本名为《许真君斩蛟记》的小书，书末赫然写着：“蛟有遗腹子贻于世，落于江右，后被阳明子斩之”。这一发现，瞬间将王阳明的平叛行动，从一场单纯的政治军事斗争提升到了应验千年谶言、斩妖除魔的神圣层次。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诠释，为他们的抉择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合法性与精神动力，也极大地巩固了王阳明在江西士民心中的超凡地位。

严步耕：除去宁王叛乱前后的心理转向，书中也写到了阳明学衰败前后的读书人在求知治学方面发生了转向，使得他们的人生选择也随之发生了易轨。阳明学在明中后期是如何走向衰败的？当这种衰败的气象作用于小读书人身上时，他们是如何面对自身曾经皓首穷经而求解的学脉衰败的？文化内部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艺曦：阳明学之衰，并非一夕间崩塌，也不是由外部力量的强行打压所致，而是由内而外的转型与退潮；关键则在于小读书人，由于小读书人的群体转向，于是让阳明学在极盛时，却也同时走向衰微。阳明学走向衰微的原因，我认为是两个层面因素交织的结果。

首先，是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压力。阳明学在嘉靖年间之所以充满魅力，原因之一是它提供了一种极其乐观的愿景：读书人可以透过在乡里讲学、推行乡约、参与地方建设等方式，实现儒家的理想。相对于科举带给个人功名，以及成为官员以后经世致用的机会，在此愿景下，即使不做官，仍有觉民行道一途可供选择。

于是在大儒与小读书人的合作下，经过一到两代人的努力，觉民行道的实践甚至可以说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此时小读书人却发现，这份成功并未开启更大的新天地。举个不算很恰当的例子说，就像你打电动游戏破关了，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于是，人们势必会寻求其他出路。

这就引出了衰败的直接表现：一场由下而上的群体转向。阳明学作为一场“运动”的活力，源自遍布乡里、由小读书人主导的乡里讲会。然而，万历朝中期以后，这些乡里讲会却几乎销声匿迹了。小读书人一个个离开了讲会，转而涌入到更具功利性、更能直接帮助他们应对科举的制艺八股文社之中，形成一股新的制艺风潮。有趣的是，身处顶层的大儒们对此反应相当迟缓，他们仍然在书院中坚持讲学，有些人甚至讲到明亡为止，却未能意识到，构成他们影响力基础的社会网络其实早已瓦解。

那么，身处其中的小读书人是如何面对这场群体转向及新风潮呢？他们并非只是简单地抛弃了阳明学，而是对其进行转化与重新定位：阳明学被定位为有助于小读书人更好理解儒经、写好制艺文章的思想资源与工具。原本高悬的阳明学的愿景与理想，被收纳进了现实的框架之内。可以说，小读书人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延续了阳明学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

这场转向，也改变了江西文化圈的生态。原本以讲会为中心、以讨论心性义理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活动，被以制艺八股文写作为核心的制艺文社所取代。文化领袖也从邹守益、罗洪先这样的理学大儒，变成了艾南英、陈际泰等“江右四大家”这样的制艺名家。整个文化圈的重心，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沉降到了极具技术性与竞争性的制艺八股文写作上。一场新风潮就此兴起，并主导了明末的思想文化世界。

严步耕：阳明学后期，江右学派内部出现的分裂，甚至还带有反阳明学的论调。比如，书中写到的涂伯昌，甚至在甲申亡国之际，还将天地裂变之罪全部归责于致良知之说。明清鼎革后，这种论调更是被后世文人用于亡国之辩。但阳明学内部之人在鼎革前后发出这等论调，这就特别有意思了。为何连阳明学人内部都会将之归因于此？后世对阳明学的亡国论，究竟是诚心之问，还是文化掩饰？

张艺曦：这个问题极为关键，它揭示了思想在遭逢巨大历史创伤时，其所可能产生的自我反思。阳明学中人，特别是像涂伯昌这样曾经深陷于其中的小读书人，最终将亡国之痛归咎于自身信奉的学说。这绝非偶然，而是长期焦虑与最终幻灭的痛苦爆发。至于这场亡国论是“诚心之问”还是“文化掩饰”，我认为答案是复杂的，它既是前者，也不免带有后者的功能。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为何连阳明学内部都会产生如此决绝的反叛？这并非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源于长期的内心挣扎与理想的落空。以书中的核心人物涂伯昌为例，他的人生几乎就是一部与阳明学搏斗的历史。他早年深受心学感召，怀抱着成圣理想与经世热情，却在现实中四处碰壁。为了求道，他在吉安苦苦追寻却一无所得。为了生计，他必须在心学的高远理想与制艺的功利现实之间艰难徘徊。对他而言，阳明学既是精神的启蒙，也是一门沉重的、难以完成的功课。

当甲申之变（1644年）的亡国惨祸传来，这场天崩地裂的灾难便成为一个残酷的验证，将他心中积压已久的疑虑与不安彻底引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沉痛地反思：“天下之乱，本于人心，人心之坏，由于学术。穷源溯流，不能不致憾良知之说。”在他看来，明末士人之所以在危难之际“腼颜从逆”、鲜有“舍生取义之臣”，正是因为阳明学末流过度强调心性的领悟，而忽略了外在的躬行实践，导致士风流于空疏、浮泛，缺乏应对现实危机的道德勇气与实践能力。对涂伯昌而言，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推论，而是一个以整个王朝的覆灭为代价的、血淋淋的教训。他的归罪，源于理想破灭后的极度痛苦，是一种痛彻心扉的“诚心之问”。

而这场由内而发的质疑，也解释了后世对阳明学的亡国论为何如此盛行。它并非全然是清代学者为了打压前朝思想而进行的政治清算。事实上，最早、最猛烈的批判，正是来自明末清初那些亲身经历了鼎革之痛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的反思，与涂伯昌的感受是相通的，使他们亟欲倡导一种更为朴实、更重实践的“实学”，以匡正学风的流弊。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当这种论调成为某种流行的共识时，它也可能不自觉地带上了“文化掩饰”的功能。一个王朝的覆灭，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涉及政治腐败、财政崩溃、军事失利、天灾人祸、农民起义等多重因素。将这一切的罪责，高度集中地归咎于某种学术思想，虽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一种简化历史、转移焦点的作用。

对士及士大夫而言，将亡国归因于学术之弊，无疑比直面自身阶级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失败来得容易一些，加上他们可以通过批判旧的学术典范、建立新的学术典范（如清初学术），来重新确立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在这个层面上，对阳明学的批判，确实带有几分为整个士阶层的失败寻找借口的托词。

因此，对阳明学的亡国论，我认为它始于少数人痛定思痛的“诚心之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论述的普及，也逐渐演变为一种带有“文化掩饰”功能的集体历史记忆。

严步耕：明清易代之后的亡国论，还有不少人归因于时文取士，顾炎武就认为时文“败坏天下之人”。《歧路彷徨》也谈到了明中后期的制艺时文问题，还谈到了明朝“教辅大师”艾南英，甚至他与陈子龙之间还因此发生武斗冲突。艾南英认为，文体的流弊与国运的衰败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关系，文风的好坏关乎政局的兴衰，甚至他还认为明代的时文堪与汉赋、唐诗、宋文、元曲并列：“今之制艺，必与汉赋、唐诗、宋之杂文、元之曲共称能事于后世”，像王阳明的事功之学、张居正的改革之略，八股文章同样可以成为经国载道、治国理政的政治利器，要在文风文体上“尽铲恶道”。如何看待艾南英的“文体国运论”？

张艺曦：这个问题触及了晚明士人内心最深层的焦虑，也点出了艾南英这位人物在当时思想光谱中的独特位置。

要理解他的“文体国运论”，我们首先必须将他与顾炎武等人对制艺八股文的批判区分开来。顾炎武是从根本上否定制艺八股文的价值，认为它败坏人才，是导致明亡的祸根之一。但艾南英恰恰相反，他不是制艺八股文的摧毁者，而是充满使命感的捍卫者与改革者。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制艺八股文本身，而在于它被恶道所污染。制艺八股文，非但不是祸害，反而是关乎国运兴衰、足以与汉赋唐诗并驾齐驱的一代之绝艺。

那么，艾南英所要尽铲的恶道，究竟是什么？这就必须回到他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上。艾南英指出，阳明心学的流弊，在于其后学将心学中那种讲求顿悟、追求易简，带有禅宗色彩的语言风格，带入了本应严谨厚重的制艺写作之中。他观察到，王阳明本人及其早期弟子，在写作用于科考的制艺时，依然遵循着传统程朱理学的规范，他们将心性体悟的讲论与应试的文章严格区分开来。然而，到了晚明，许多人把心学空谈的习气带入制艺文中，导致文风变得浮泛、轻佻，缺乏坚实的学问根基。

这在艾南英看来是致命的。因为制艺八股文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它是明代诠释儒家经典、选拔官僚的唯一途径。文章的风格，直接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根底与思想品质。如果士人习惯了用浮泛空疏的语言去诠释经典，那么他们未来为官理政，也必然会流于空谈，无法应对实际的经世事务。因此，“文风”的败坏，直接关乎“士风”的堕落；而士风的堕落，最终将导致“国运”的衰败。这就是他“文体国运论”的核心逻辑：救文风，就是救士风；救士风，就是救国运。

那要如何拯救？艾南英与他所属的江西派（豫章社）提出的药方，就是“通经学古”。他们主张，写作制艺不能仅仅揣摩几篇时文范本，而是必须回溯源头，将根基深植于六经，并广泛涉猎史书、诸子百家以及唐宋古文大家的作品。唯有通过如此艰深的学问积累，才能写出气势雄健、理据确凿、能够经国载道的文章。这是一场以复古为名，实则意在重整学术与政治秩序的文学运动。



艾南英编选《书经论文》，是当时科考举子的必读书之一。

于是，便不难理解艾南英与江南复社的领袖之一陈子龙之间的冲突。尽管复社也提倡“通经学古”，但双方在具体的文学主张、地域势力的竞争，以及对时局的看法上存在差异，这使得他们之间的论争极为激烈，甚至演变成肢体冲突。这恰恰说明，在他们眼中，这绝非无关痛痒的文体之争，而是关乎由谁来主导文坛、匡正士风、最终影响国运的路线斗争。

从现代的眼光看，将文体的兴衰与王朝的命运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似乎有些夸张。然而，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人通过单一考试渠道进入权力中枢的时代，制艺文章的品质确实是当时人观察未来官僚群体素质的最直接指标。艾南英把文体与国运连结在一起，它看似极端，却深刻地反映了明末士人在面对内忧外患、人心浮动的巨大危机时，那种试图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文章与学问──入手，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沉痛焦虑与使命感。他不是一个保守的卫道士，而是一个忧心忡忡、试图用自己最擅长的武器来改变国运的改革者。



相信自我

阳明学并非成功学的鸡汤

严步耕：说到阳明学带来的流弊问题，恰好衔接了最后一个问题：如今当下的阳明学，俨然被当作成功学的典范之学。阳明学与成功学/鸡汤学之间，为何会成就这般流行积弊的后世挪用现象？阳明学本身携带了哪些因素，让后世将阳明学改造成了鸡汤学？

张艺曦：这个问题观察得非常敏锐，也确实点出了阳明学在当代传播的一个奇特现象，类似读懂阳明学，便若无人能伤害您，没有任何问题能困扰您之类的宣传语，正是一种典型的“鸡汤化”现象。

阳明学既有因应王阳明所处时空下的议题而生，但也有一些超越时代议题的部分，使它能够跨越时空，在数百年后仍极具魅力，而与现代人产生共鸣。这些可以产生共鸣的部分，无可避免地必须被挪用及改造，才容易被今人所了解及接受。而无可讳言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原有的复杂性与深刻的挣扎，往往被过度简化了。

首先，阳明学能够与今人共鸣的部分，应在于阳明学对个体内在力量的极度强调，也就是“致良知”。阳明学提出，每个人，无论是圣贤还是贩夫走卒，内心都天然具备着“良知”，这是一种至善的、自足的道德本体与判断力。这意味着，通往圣贤的道路、解决一切困境的钥匙，最终不在于外部的权威、经典或繁琐的仪式，而在于向内探求、并彰显自己本有的良知。

这种“力量源于内心”的主张，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于是，不免会被用来作为成功学的口号：“相信自己”“追随你的内心”“答案就在你心中”。在这种挪用下，致良知的过程被简化了，原本那种在千思百虑、人情物理中艰难省察、克己复礼的工夫被抽离了，只剩下一个鼓舞人心、让人热血沸腾的励志概念。

其次，是阳明学说本身所具有的简易直截的特质。相较于程朱理学那套旁征博引、体系繁复的格物穷理工夫，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等核心概念，显得极为明快、有力，且易于上口。这种高度凝练的语言，使其非常容易被口号化、标签化。这其实在明代阳明学的传播过程中就已发生。

我在书中强调，小读书人在乡里进行二次传讲时，为了让普通百姓理解，必然会对大儒的学说进行简化、通俗化，甚至是有意无意地扭曲。他们不可能照搬大儒在书院里讲的内容，而必须结合乡里生活的实例。这种历史上的通俗化过程，与今日的鸡汤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深奥的哲学被萃取成几句易于记诵、能迅速给人带来启发感的金句，而其背后的复杂论证与适用情境则被省略了。

再者，是阳明学所提供的焦虑解决方案。无论是明代的读书人，还是现代的都市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生存焦虑。明代士人为科举功名所苦，为生计所困，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而茫然。我在研究中发现，许多人初次接触阳明学时，都有一种“从地狱脱身、从死亡中复生”的深刻震撼，因为这门学问为他们在混乱中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内在支点。现代社会的焦虑源自不同的地方──职场竞争、资讯爆炸、意义失落──但对确定性与内心平静的渴求是相通的。因此，阳明学很容易被当作一种心理治疗术来推广，它所提供的方案──回归本心、致其良知，被诠释为一种可以应对一切外部压力、获得内心宁静的万能法门。

而且，王阳明本人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完美的“成功学”范本。他一生文治武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极致体现。他经历过廷杖、下狱、流放龙场的绝境，却能在逆境中悟道；他以一介文臣，凭藉卓越的军事才能，迅速平定宁王叛乱。这样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很容易被塑造成一个透过践行自身哲学而克服万难、最终走向巅峰的励志故事。于是，他的学说便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哲学，而被看作是一套可以复制的、通往世俗成功的方法论。

我们处在廿一世纪，当代文明的特色，是每个人皆为个体，像原子一样的孤单存在。我们与他人的联系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紧密。你看明人，他们跟家族、跟乡里的联结是很紧密的、分不开的，这种紧密而分不开的状况，固然会有一些流弊，像是族人间的吵闹、邻里间的争斗，但人是活在整个关系网络中。如今这些连结即使还有，也不见得有多大作用。于是，每个人都几乎像原子一样的孤单存在而活着。

因此，除了谈阳明学的特质，也可以从今日的个人处境来深思阳明学的现代意义。阳明学让人相信自己，依靠自己，这其实很符合我们只是孤单存在的处境及需求。我们无所依靠，于是必须也只能够自立自强。人会追求外界的荣耀或报酬，或者用言语文字来说服自己，而阳明学并不是要人远离名利，或把言语文字的自我陶醉都当作毒药；相对的，阳明学更强调人必须在名利以外，在言语文字以外，也时时面对自己的内心，在名利与顺逆境之间，既不至于迷失，也能够得到内心安顿。即使面对顺境时有乐，面对逆境时有悲，但在乐与悲之余，不会迷失而作出错误的判断，或过分迷失了初心。

人性是不变的：在王阳明的时代，人有喜怒哀乐，因物而喜，因物而悲；在今日当代，人仍然有喜怒哀乐，因物而喜，因物而悲。阳明学所讲究的，就是回归到初心的良知，即使有喜有悲，但不因喜悲而被牵引带走，也不失去初心本真。我想，这些仍是今日许多人仍然愿意了解阳明学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