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军队大院 红二代亲述人生二大转折

出生于北京军队大院、现于加拿大执业的华人律师宋岳，回望六十余年人生历程，坦言“转折源于六四，也源于自由”。他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讲述父亲辛子陵的命运、家族在中共体制内外的磨难，以及他个人在海外因信仰而重建的人生经历。

出生“军队大院” 海外阅读得知中共建政真相

宋岳1964年出生于北京海淀区红山口军队大院。他说：“我的父亲辛子陵，本名宋科，是位军人……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了一辈子。”母亲贾丽娟是小学老师，后来担任党校北宫门小学校长。

那是一段物资匮乏的时代，他回忆童年：“我们那时候玩的东西都是现在的孩子不可想像的……玩弹子、叠烟纸。”大院生活较封闭，但父母努力营造稳定家庭。

父亲15岁参军、学历只有民国小学，却靠自学成为军事院校教员、著名学者与作家。宋岳记得最深的是父亲的勤勉：“家里桌椅板凳都是公家的，但我爸爸那屋子里头一书架一书架的书……他对知识的追求很勤奋。”军人身份也造就严格家教，他说：“父亲对我要求非常严厉，这也给我很深的印象。”

宋岳这样的政治家庭背景，使他自幼接受现代中国的“正统教育”：少先队、共青团、大学入党。“我完全是在这个体制规训中长大的。”他坦言。

但影响他日后人生最深刻的书籍除了圣经之外，就是有关父亲针对中共建政后党魁毛泽东发起的历次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系列著作。宋岳当时留学纽约大学法学院，在中国城逛书店时发现这套书。“我一看书作者辛子陵，知道是父亲写的……我就买了好几套”。

书中大量描写“1949年建政以后的历史，文革的历史，自然灾害的历史，大跃进的历史”，让他看见很多过去在学校等其它的途径看不到的信息。

人生二大转折：中共六四屠杀、信仰的重建

中国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宋岳顺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他说：“一走进北大的校园，整个世界就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窗户。”

第一次重大转折，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当时他已从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他说：“我看到学生的整个民主活动，也陪着学生从校园走到天安门……反对腐败、渴望民主、渴望自由。”

最震撼他的是军队开枪：“如果一个政党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不惜向北京的平民开枪……这就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事后校内要求报告是否上天安门、与谁接触，他深感窒息，决定离开中国：“我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也不能让我的下一代生活在这个体制下。”于是他先赴韩国访问，再至纽约大学深造，最终移民加拿大。

第二次是信仰的转折。宋岳抵达加拿大后，发现自己在中国与美国累积的学历、乃至获得的纽约州律师执照“完全用不上”，在加拿大一律不被承认。他形容那是“中年低谷”：“既没有工作，也没有资格在行业内使用原有学历……生活压力非常大，走投无路了，才能虚下心来打开《圣经》阅读。”

宋岳忆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父亲从待焚烧书籍堆里“救回”一本精美《圣经》，摆在家中书架。“但我在中国无神论教育中长大，从未真正打开这本书。”宋岳坦言，直到多年后在海外经历低谷时，才理解父亲当年的用心。

2004年宋岳在加拿大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感悟到信仰改变生命：“人在认识神的过程中，骄傲是一个坎……当人虚下心来，经历苦难后转向神，生命就会翻转。”

父亲辛子陵：为改革发声却遭五年软禁

辛子陵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曾任军事院校高职，退休后撰写大量记录历史真相与主张政治改革的著作，包括《毛泽东全传》、《红太阳的陨落》、《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等，也在海外期刊发表评论，要求真正的宪政改革。

2011年，他应中国科技部邀请发表《形势与前途》演讲，引用资料指出大跃进饿死3,004万人，加上1962年饿死者总计3,755.8万人。他同时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大致根源于“大约500个特权家庭”垄断权力，构成约5,000人的利益核心。这些公开言论，使他随即遭监控。此后他遭隔离审查、监视居住。

宋岳回忆，“这大概是2010年、2011年以后……他被软禁了”，“甚至我母谴磨世以后，他去给我母亲上坟，都被拦在大院门口”，“楼道里都装着摄像头……你只要一出门监控就知道了。”

当宋岳2014年取得加拿大律师资格，邀请父亲赴加拿大参加入职仪式，单位也“不批准，也不给原因”。

他质疑：“一个给共产党奉献一辈子的七十多岁退休老人，出去参加儿子的入职仪式能造成什么威胁？”没有任何书面限制，却被禁止出国，宋岳说，“这反映了体制所标榜的法治的邪恶。”

辛子陵为何被打压？宋岳分析，是因父亲“仗义直言”批评中共左倾政策、权贵腐败。

辛子陵生前曾多次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清算江泽民，认为迫害法轮功是“最反动的一件事情”。他曾披露：“七个常委六个反对，只有江泽民一意孤行”，“活摘器官更引起全世界的公愤”。

对金钱与腐败的观察：选择了不同道路

身为“军队大院” 子弟，宋岳也被问到与今日富可敌国的红二代、官二代的对比。他认为是教育环境和价值观形成的差异。“

我父亲对钱不追求，他追求学问、追求人的正直……他的经济上的清廉给我很深印象，所以我不是追求财富。”

他回忆父亲担任出版社社长时，透过军人日历筹资，第一年便“挣了60万”，但未因此谋取私利，反而因“给员工福利分得太少”被审查。

对于中共反腐，他指出矛盾：“‘六四’时学生喊的是‘反腐败、反官倒’，但今天反腐越反越腐。”原因不只制度，更在人心，更在信仰，“如果人心不认识神、贪欲无止境，制度怎么设计都没用”。

法治的分岔点：从“政党至上”到“信仰至上”

为移民加拿大，宋岳四十多岁重返校园研习加拿大的法律。他说加拿大的包容令他感恩：“在中国我四十多岁再去念书，学校都不收了；加拿大没有这个概念。”

宋岳既在中国、也在加拿大学法律，他对两种法治有极深的比较：“加拿大宪法立国讲‘承认神的至高无上的诸原则和法治’，而中（共）国的法治建立在政党至高无上。”这两种根本精神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西方法治基于敬畏神，有自由、有制衡；中（共）国的法治最终取决于掌权者的意志。”

虽然离开中国二十余年，对当下中国言论控制，他感叹：“环境比那时候更严峻，不让人说话，就是让社会处于‘静音’状态。“如果一个体制有自信，就不怕人批评。”

他引用圣经：“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有神本身所具有的尊严、价值，人自己有表达的权利 。”他提到北大校友林昭在反右后因批评毛泽东被枪决的案例，指出长期压制言论是中国社会的深层病灶，“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是非常病态的。”

自由、真理与生命的平安

谈到海外华人仍被“爱国”叙事绑架，他指出主要原因除了利益驱使外，就是“在国内几十年的政治灌输，到了国外没有‘清空’，也没有把真理灌进生命中。”

他认为，唯有寻求真理，才能真正自由。他直言自己选择离开中国，就是想要一个正常人的自由生活，“我不愿意每说一句话都去想政治上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升官、影响生意。”

宋岳也提醒仍在体制内的人，无论是红二代、官二代或大院子弟：“我在国内也做过项目，看到很多企业高管，辉煌一生，突然被双规，有的突然跳楼……人活在假象里，最后陷在罪恶中，一定会灭亡。”

如今，宋岳回望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的祝福与平安”，他认为真正改变生命的，是信仰。他说道：“你有钱也好、有地位也好、有权力也好，都换不来平安。”

宋岳最后说：“真理，使你得自由”，作为对华人世界最深切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