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竞争导致没有创新



市场竞争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根本手段，然而过度竞争却可能导致资源错配。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产业界曾明确提出企业“过度竞争”的担忧。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市场竞争不存在过度问题。这显然是幼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就表明在某些条件下确实存在过度的市场竞争。比如一个行业中，多家企业打价格战，最后的均衡状态很可能是价格由最低的边际成本决定。在这个价格上，很多企业会亏损，而且幸存的企业也不一定能盈利，因为它们无法收回固定成本。即便获得了微薄的利润，也难以进行持续的创新，因为创新需要冒险，而冒险需要较高的利润支持（这是熊彼特假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存在恶性的价格竞争。这似乎形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经济学原理教科书认为，完全竞争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但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有创新！

然而，我们在现实中又能看到很多企业在不断地创新，那是因为它们既有适当的竞争压力，同时又有一定的利润。因此，竞争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倒U型关系，这正是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菲利普·阿吉翁的研究成果（Aghion et al.，2005）。

除了恶性的价格战，过度竞争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产能过剩。在博弈论中，“公地的悲剧”就是一种典型的产能过剩。在一个市场上，每个企业都希望提高产量，这样可以增加销售收入。但提高产量也会拉低价格，只不过扩产的企业只承担了拉低价格的部分后果。这种负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总产量太高，甚至超过了需求量，以至于所有企业都减少了利润。从企业的角度讲，过度扩张产能就是一种恶性竞争。这里的“过度”是指超过利润最大化的临界产量。

在现实中，价格战和产能过剩往往是相关的。因为全行业产能过剩，所以企业只能通过打价格战来打败对手，这应该是当前过度竞争的主要表现。但价格战也经常发生在一个行业兴起或扩张阶段，比如前几年网约车市场上“滴滴”和“快的”的价格战，以及今年京东、美团和饿了么三大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外卖大战，都与产能过剩无关。但不管是价格战还是产能过剩，都是过度的竞争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且导致整个行业都成为低效率的输家。2017年，《人民日报》曾经两次发文批评“最低价中标”现象，并将这种恶性竞争的后果形象地概括为“饿死同行、累死自己、坑死业主”。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产能过剩和价格战一样，都是一种囚徒困境，所以即便所有企业预见到这种后果，单靠自身的力量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这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等外部力量的干预，才能矫正市场失灵。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过度竞争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今天，这一问题的后果尤其严重。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这几个老牌制造业大国之和。在外贸“新三样”中，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太阳能光伏的市场份额分别占全球60%、70%和80%以上。不夸张地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很可能是空前且绝后的。如果延续过度竞争的老路，不仅会导致国内市场的资源错配，而且可能加剧国际贸易摩擦，损害中国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在上述背景下，国家下大力气整治过度竞争就显得尤为必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建议》里提到的内卷式竞争，就是过度竞争。《建议》先提到“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后提到“整治‘内卷式’竞争”，在我看来并非偶然。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内卷式竞争的主要推动者就是地方政府，因此整治过度竞争，主要是管住地方政府“看得见的脚”，而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造成产能过剩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或过度竞争，首先要全面了解内卷式竞争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如前所述，产能过剩会加剧价格战，因此本文下面将聚焦产能过剩。我们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看供给侧，供给侧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地区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非市场主体。经济学家的研究早已证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地区竞争的动力来自地方官员的激励。通过推动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官员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更高的晋升概率或更多的寻租权力（尹振东和聂辉华，2020）。但地区竞争的负面后果是，它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阻碍统一大市场，并加剧产能过剩。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只要中央确定了重点产业目录，地方就会围绕重点产业目录招商引资，并为此提供土地、税收和补贴方面的优惠政策。因为这些产业更容易获得中央部委审批、银行贷款，同时体现地方对中央战略的贯彻实施能力，这是政治上正确并且经济上有收益的无风险选项。然而，如果每个地方都如此行动，必然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和产能过剩。此时，地方政府之间也陷入了产能过度扩张的囚徒困境：如果作为竞争对手或“对标”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大力发展了重点产业，而本地却无所作为，那么当地官员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时丢分。因此，即便有产能过剩的风险，所有地方政府也会争先恐后根据国家战略布局本地产业，最终导致产能明显过剩。

以上只是静态分析。从动态的角度看，后果可能更加恶劣。即便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即便地方预计中央会整顿产能过剩，地方也不会收手，而且可能进一步扩大产能。因为历史经验显示，中央在推动“去产能”过程中，通常会采取“保大不保小”的策略，即让那些产能较低的地方关闭当地产能，保留那些规模较大的产能，从事后来看这样显然更符合效率原则。于是，那些产能扩张最厉害的地方，反而在产能整顿过程中幸存下来，然后在下一个供不应求的经济周期中，幸运地成为最大的赢家。地方政府的这种策略性行为，决定了产能过剩是重点产业政策的必然产物。我们之前在研究僵尸企业时就发现，企业明知会过剩但依然扩张产能，地方政府明知会过剩依然支持本地企业扩张产能，本质上就是一种押注式的政企合谋，逻辑和当前的产能过剩是一样的（聂辉华等，2016）。

事实上，如果我们梳理这几年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就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所有严重过剩的行业，几乎都是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行业。这包括：钢铁、电解铝、光伏、汽车、水泥和石化。上述行业都曾经或者目前是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同时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产业链条较长、投资额度较大、税收贡献较多的行业，也是出口比例较低的行业（光伏除外）。国内市场同质且过剩，国外市场很难打开，恶性竞争当然难以避免。

供给侧的另一个主体是企业，它们推动产能过剩的行为基本上属于一种策略性市场行为。从理论上讲，如果企业都是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预期到产能过剩，不盈利的企业就会退出市场，盈利的企业才会留在市场，最终市场利润等于平均水平。当然，企业进入和退出需要时间，因此在某些阶段确实会存在产能过剩，但产能过剩不会成为长期存在的均衡现象。在均衡调整过程中，一些企业会采取比较冒险的策略性行为：在行业处于产能过剩时期，通过加大投资、研发和收购实现逆势扩张，然后在下一个供不应求的经济周期中获取超额利润。

在现实中，确实有不少企业采取了这种策略性扩张产能的手段，不过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

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湖北某新能源公司。2019年，全球储能市场基本饱和，该公司此时刚刚成立却加大投资，耗资近千亿元在武汉、孝感和绍兴等地提前布局多个生产基地，以至于两三年内其规划产能达到了数百GWh级别，迅速跻身国内电池企业产能规划的第一梯队。幸运的是，它赌对了。2021-2023年，在全球能源危机出现、新能源汽车产量井喷、锂电池成本大幅下降和各国能源政策支持等多重背景下，储能需求出现了大爆发。凭借超前的产能布局，该新能源公司成为全球储能电池市场的前五大企业之一。

然而，江西某农牧公司的逆势扩张则成为失败的反例。受非洲猪瘟的影响，2019年猪肉价格大幅上涨。该农牧公司预判之后需求会大幅增加，于是在2019-2021年投入了大量资金租赁栏舍、外购种猪和技术改造。不幸的是，它押错了。受疫情以及同行供给扩张等因素影响，2021年肥猪大量上市时猪价已经大幅下跌，价格甚至不足以覆盖公司的饲料和人工费用，最终亏损严重。

然后看需求侧，多数文章在讨论产能过剩时都忽视了这一视角。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是供过于求，但供给的过剩只是相对的，因为可能还有其它潜在需求没有满足。打个比方。一个人富裕之后，除了想吃米饭，还想吃海鲜，但市场上只能买到大量同质的大米。此时，我们当然可以说大米产能过剩，但真实的原因却是海鲜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因此，要避免供给侧的恶性竞争，前提是需求侧的多元化偏好能够通过市场充分显示，至少是没有被压抑。然而，目前需求侧的状态并没有满足上述前提。当前我们对于制造业产品或物质产品的需求已有较多关注和重视，但对服务需求、精神产品的需求重视不够。

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中，食品支出大约占三分之一，住房支出大约占30%-50%。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支出的比例会下降；伴随房地产市场的下行，住房支出的比例也会下降。那么，剩下的支出空间很可能是由服务需求和精神产品的需求来填充。事实上，育儿、教辅、养老、旅游、文娱等方面的需求都没有被充分释放或者足够满足。举例来说，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在多数城市恐怕都很难找到高质量的托育服务，这是导致当前出生率很低的根本原因之一。数据显示，中国人均观影支出不到100元，相当于美国的大约四分之一。一方面大量的有效需求没有被满足，另一方面大量的工业产品又集中于已经被满足的需求领域，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们经常看到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导致的严重内卷，但很少看到服务业领域的严重内卷。比如，中国金融业为什么没有像制造业那样卷到全世界呢？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破除内卷式竞争的对策



理解了产能过剩的原因，破解内卷式竞争的答案就昭然若揭了。

第一，从供给侧来说，减少产能过剩的关键在于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从理论上讲，如果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那么它们会通过获取信息和试错的方式，形成一种默契均衡或者协调各自的投资方向，从而减少重复投资和避免产能过剩。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不是市场行为，而是一种带有政治目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零和博弈的非市场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我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当前政治经济格局下，地方官员要追求经济发展，而任期又短（通常不足三年），必然会在短期内锚定重点产业加大投资，并且大量借债。因此，如果不能改变地方官员的激励，产能过剩和地方债问题一样，其实是无解的。怎么办？治本之策就是改变地方官员的激励，即让地方官员不再以GDP考核为指挥棒，不再把经济增长作为中心目标。那该怎么办呢？请看下文。

第二，从根本上讲，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从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是，政府不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只有政府不再亲自下场，才能遏制政府过度投资的冲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市场化的产能过剩问题。在最新出版的拙作《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中，我认为除了产能过剩，解决地方债、土地财政、区域不平衡发展等诸多问题，其实都需要这关键的同一把钥匙。

第三，针对企业策略性的扩张行为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应该坚持以市场导向来解决。因为这是纯粹市场化的行为，不是均衡现象，不会长期存在。当然，为了减少经济波动，熨平经济周期，降低协调成本，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政策，事前减少产能过剩，事后加速市场出清。例如，借鉴日本当年的做法，通过鼓励兼并收购来缓解企业规模过小、生产水平较低和过度竞争等问题；还可以鼓励企业之间通过行业协会加强协调，自主限产，避免恶性价格竞争，并且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减少“内讧”。

第四，为了降低产能过剩导致的失业问题，政府应完善就业扶持政策和社会托底政策，最大程度减少市场出清带来的社会负面冲击。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英国当年的做法。1980年代，面对煤炭产能过剩，英国政府对煤矿停止财政补贴，明确关停标准，淘汰落后产能。与此同时，设立专门的基金，为煤矿失业工人提供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认证和创业津贴，并引导其在IT、物流和社区服务等新兴行业就业。

第五，从需求侧来说，要放松政府管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供给是有限的，而需求是无限的。因此，只要能充分释放需求潜力，让供给和需求匹配，经济增长就是可持续的，产能过剩就是一个伪问题。在服务领域和文化产品领域，尤其需要减少管制，这样才能提升中国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乐观地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全世界可能只需要10%的人从事生产活动，其余的人依靠“全民基本收入”从事娱乐行业。那时，社会将需要大量的精神产品和文艺创作，而文科将成为稀缺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