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军官参加投影中领馆活动 述苦难人生

近年来，觉醒的中国人不断发起各种形式的抗争，从国内白纸运动，到国外中领馆建筑上的反共投影。有民主人士认为，为了反抗共产党的奴役，抗争将常态化。

11月26日晚，纽约中领馆外墙上惊现反共图文。参与人员在领事馆对面街道架设起GOBO投影灯，在中领馆外墙上轮番推送白纸运动三周年“不要独裁要民主”标语、羊驼踢球、中国行动标识，以及“时间到了，下台吧”的政治口号，图像清晰可见，直径达18米，持续数十分钟。

此次行动由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行动”（China Action）和“全民反抗运动”（China Resist）发起。

参加投影活动 喊出“共产党下台”

参与此次行动的民主人士王永红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只是在现场参与，不是策划和组织者。具体组织者是中国行动和全民反抗运动，投影画面上都有署名，但相关人员不愿意公开姓名。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行动”是由现代政治文明倡导者发起成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目的在于终结中国数千年之专制制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真正的新中国。

“全民反抗运动”的口号是“时间到了，CCP，Step down！是时候了，中国必须改变！”，以及“全民反抗，暴政必亡！”

中领馆投影视频流出后，“全民反抗运动”在官方X平台上表示：“在这里很骄傲地宣布：对！是我们干的！”

羊驼又称“草泥马”，中国网友们根据其谐音特点将羊驼恶搞为十大“神兽”之首。

王永红介绍，当时有人通知他，请他过去。他到现场后，发现中领馆可能得到消息，早有准备，用几个强光灯照射外墙，减弱对比度。但是投影非常明显，强光灯基本是无用的；另一方面，中领馆专门派人对活动者进行盯梢，拍照录像。

“我们去了有十几个人，我对这方面有警惕性。晚上5点20分，我发现一男一女，两个华人，好像不经意间经过我们，很快就拐回来，对我们的车和人员在录像或拍照，装成溜达的样子。我知道他们既然有强光灯准备了，别的准备也可能有，就是要干涉、阻止、骚扰，偷偷地拍摄。

“我发现不对劲，就跟着他们，光明正大的。他们有点意外惊慌，往中领馆那边走。手机录像显示，他们走到中领馆的大门没有进去，过去大门有个小门，他们明显想进小门，又怕明显的暴露，犹豫一下，又往前走。

“前面往东有个酒店，他们在拐角处扭头看我一眼，突然消失在我的视线当中了。我跟上去，到酒店大堂也没看到人。我还不死心，出大门有一个绿化带，拐了两个直角进去，走到底一看，两个人在最里边那躲着呢，非常隐蔽。

“当时我正在跟别人通话，我随即说：‘我又发现两个敌人。’他们也不吭气，扭头就走。男的大概50多岁，女的30岁左右。走得很快，进到宾馆的大堂里面了。这边投影活动还没有开始，我就返回去参加活动。”

“这是活动之前发生的插曲。”王永红认为，投影抗议这种形式比较新，以后应该常态化。投影的口号可以更强硬，还要加上中英文。不但在纽约中领馆做，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都可以在各个国家的中共领事馆去做，铺天盖地地做，全方位地做。

开始投影时，王永红站到投影仪旁边拍摄视频，同时一遍遍喊出了自己的心声——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清算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共产党是马列子孙，共产党是犯罪集团，共产党是境外势力，共产党是邪教……

他说，“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共产党在中国那个地方能存在近百年，是整个人类的悲哀。这几年疫情，它把全世界搞得乌烟瘴气，死亡十几百万上千万，经济损失多少。它到现在还不受制裁，难以想像，这人类能存在共产党，我觉得也是可悲。”

“共产党奴役下，我们就是奴隶”

王永红向记者讲述了他的苦难经历。他说，之所以对共产党有着清晰的认识，是因为共产党长期的迫害从各个方面渗透到他的成长过程中。

王永红出生在河南农村，由于家里男丁少，经常被别人欺负。农村宗族观念很重，不但共产党邪恶，中国普通老百姓也愚昧、冷酷，让他感觉世界很不公平，想“摆脱”这一切。

他十岁时，有一个杂技团到村里表演，父亲怕他受欺负，就让他进杂技团去练武，跟着杂技团走南闯北，学点本领。大概有半年，杂技团就五六个人，推两个平板车，风餐露宿。他年龄小，人家演完了他拿着袋子、端着碗去要饭吃。

他回忆说，放暑假时，他跟着爷爷拉个板车，带点针头线脑，去方圆百里的农村换破烂，连捡带要，卖给收购站。一二个月，就挣个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因为农闲时在家只能闲待着，外出可以给家里省点粮食。

小时候，父亲到外地打工，要去县、乡、村开具三级证明，办理“良民证”。每当想起这些往事，王永红就感到心痛，“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奴隶的经历，我是不折不扣的奴隶。在共产党奴役下，共产党是一个大奴隶主，我们就是奴隶。”他说。

人们常说，“当兵有馍吃”。王永红18岁当兵，后来考上军校成为军官，在部队待了整整十年，1999年转业到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工作。他说，在部队他并没有被洗脑，反而更清晰地认识到共产党社会的残酷，这是一个魔鬼政权，“为人民服务”全是谎言。

王永红说，“我们的部队也不是正规部队，不是真正打仗那种野战部队，像最近很火的38军军长徐勤先，那38军是王牌部队，第一时间就上战场了。我们是空军，又是后勤，说白了就是与民争利的。我们穿着军装、拿着军费、开着军车，去跟在社会上的普通建筑公司竞争，人家能竞争过吗？我们没啥成本，还有一个部队的光环。”

王永红所在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隶属于空军后勤部。他披露，该公司承接各类大小堡程，包括飞机场、桥梁、大楼项目，甚至民房、学校装修改造等等，有十几万的工程，也有上亿的工程，大小通吃。

“他就是卖牌子，收管理费，层层转包，接到工程以后转包给二道贩子，转包四五层都有。他没有人员技术、机械设备，连个手推车、压路机、升降机都没有，是一个最大的皮包公司。我转业以后这个牌子还用了十多年，后来用不下去了，因为民愤很大或者内部纷争很大，估计还和我的举报有关。”王永红说。

王永红上军校学了会计，是高级会计师，在部队做财务管理，转业后也一直从事相关工作。他了解到太多财务方面牵扯的黑幕，后在北京实名举报单位集体腐败，结果遭致严厉的惩罚和迫害。“整个公司就是一个犯罪团伙。”他说。

王永红是从军官转业到北京，有房有车有单位有户口，单位还是央企，是半体制内人士。实际上，他本人感觉很苦。“你有反抗精神、是非观念，你能过得好吗？再加上我没有背景，又不会溜须拍马，不会和领导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这就注定我是被这个社会大筛子筛到最底层，最后连生存都困难，别说升官发财了。我照样是奴隶啊。”王永红说。

2011年，王永红参加了新公民运动，一是召集公民聚餐；二是组织街头活动。他制作了几百幅横幅，主要呼吁官员公开财产，还要求教育平权、废除劳教、废除计划生育，要求政府各种信息公开等。

他因此坐了两次牢，警察传唤成为日常，还被别人认为是神经病，家人也逼他去做精神鉴定。他家住在颐和园北边，距离解放军309医院很近，走路五分钟就到了，结果检查一切正常。

“我没病，有病的人说没病的人有病，真的非常可悲。”他说，“我种过地，我要过饭，我当过兵，我上过军校，我当过军官。我在北京央企当过白领，央企的高级会计师，坐办公室，后来又反对共产党坐牢，又流亡美国……这个复杂程度我不值得荣幸，这是我苦难一生的经历！”

2019年，王永红因为有北京户口，顺利拿到签证，来到美国。王永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海外）副主席，始终站在反共的第一线。

提到中国的现状，包括失业严重、经济下滑、人心沸腾等，王永红认为，这是必然的，慢慢地，公务员、体制内的日子也不好过。这是共产党要垮台的必由之路，必须经过的阵痛。

“前几年好像中国表面上经济发展，（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加上国内的人口红利，还有世界各地到中国投资办厂，它有各方面叠加的因素。”他说，这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总体上来讲，共产党的这个奴隶统治，老百姓不可能有好日子过，只是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