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是10级”：IndieChina电影节取消内幕

11月8日至15日的纽约，本应是“IndieChina电影节”在纽约布碌崙登场的一周。绿点区一处小型文化空间，早已挂上“IndieChina Film Festival”的海报。这是该影展的第一届，由独立策展人、导演朱日坤主导，准备放映40多部关于中国的独立电影，并邀请22位导演到场交流。

然而，距离正式开幕仅剩两天，11月6日凌晨，朱日坤紧急宣布：电影节取消。所有公开放映、论坛、工作坊全面停办；已售出的门票全额退费；场地改为私人聚会，不再对外开放。

这场原本默默无闻、规模不过数十人的活动，却突然卷入一场跨国压力的风暴。一张看不见的网，从北京深夜到纽约清晨，迅速收紧──最终，它成功让中国的独立创作者噤声，让在美国的华语文化活动停摆，甚至无需一纸正式的警告或说明。

一、清晨五点的电话

事情的转折始于10月30日的一通电话。

那天清晨五点，朱日坤的父亲突然来电，语气异常，问他“是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并叮嘱他“不要在外面做对国家不好的事情”。

他还来不及厘清原因，北京又传来另一个信息：一位临时借住在他工作室的女租客告诉他，她被“有关部门”带去谈话，被要求不得再帮他处理杂务，还亲耳听到一句：“等他回国，一定要法办他。”

她被明确要求把此事告知朱日坤，并向部门回复。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这些话的含义再清楚不过。

二、接连消失的导演们

在接下来的两天内，几乎所有还在中国境内的导演都来信取消参展。理由几乎一模一样——“个人原因”。要求撤片、撤宣传、撤名字，甚至要求删除社交媒体上所有与其影片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有人不敢多说一句；也有人明白告诉他，他们或家人被要求退出。

压力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身在欧洲、美国、非洲等地的导演也陆续告知：因家人被查询或“被谈话”，不得不撤片。连主持映后座谈的影评人、论坛嘉宾，其在中国的家属都遭受干扰。

朱日坤原以为只是个别事件。然而，几天内情势急转直下，名单上的名字一个接一个消失，仿佛骨牌倒塌般无法阻挡。当撤片比例逼近九成，连原本热切期待的嘉宾也开始人心惶惶。

三、渗透进纽约的匿名信

威胁并非只来自千里之外。

其中一处纽约放映场地收到署名“一群生活在纽约的中国学生”的匿名电邮，指控影展将放映的影片“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要求取消所有活动。

朱日坤在接受英文新唐人采访时说，他从未收到任何正式通知：“我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信息，没有人直接找我说哪一部片敏感，也没有人说你因为某部电影有问题。”压力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导演、家属、嘉宾、志工及协助者──只要和影展沾上边，就会变成施压对象。当他意识到参与者的风险已无法控制，电影节已难以为继。

收入方面更是全面崩盘：原本希望靠售票和周边商品回收部分成本，如今不仅毫无收入，还需要全额退票、支付额外手续费。大量已订票、从加拿大、欧洲甚至中国飞来观影的观众，也因此蒙受损失。朱日坤表示，就连在美协助他的义工也因家人遭到威胁而被迫退出，使所有后续处理工作都落在他一人身上，信箱里堆满各种信件，仅是近40部影片导演撤映所牵涉的流程，就已是庞大工作量。

“压力是满分10级。”他说。

四、无资金靠山的“威胁”？

一个小型、低预算、仅有数十人规模的影展，为何会引来如此大规模施压？

朱日坤说，所有影片都是独立创作，“Indie China电影节”也完全靠他个人资助：场地、住宿、宣传、交通等费用加总约5万美元，而众筹仅募到约1100美元。他估计每场放映约60至70名观众──这是一场以理想支撑的独立行动。

如此小型的活动竟受到跨境施压，让朱日坤感到荒诞。他说，原本只想放映几部熟识导演的作品，但公开征件后，意外收到世界各地近200份投稿，题材多元，展现出华语创作者创作的力量，让他感到“鼓舞”。

最终入选31部作品， 加上特别节目共约45部，形成一个难得的华语独立影像缩影。

影展片单包括描绘中越边境儿童处境的《山火再燃烧》，以及香港导演梁思众与李成琳拍摄、记录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血在烧》（If We Burn）——一部常被外界简化为“抗争片”的作品。但朱日坤认为，不应以刻板视角来看待这些电影。

他强调，自己反对为影片贴上单一、绝对的定义，也不愿让作品被概念化或标签化。“对我们来说，电影本来就是多元的。不同观众会有不同的理解与感受，每个人都能从作品中获得不一样的信息。”

对他而言，好的电影不该只服务于某种立场，而是允许观众看见“复杂的真实”。影展旨在打造良性交流的空间，让香港、贫困、移民议题，乃至日常生活的细微感受，都能被自由展现。

但也正是这些影片呈现真实生活与社会矛盾、触及敏感议题，才无法在中国上映。在中国，电影依《电影产业促进法》必须送审并取得龙标，在中国从事电影工作被要求“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没有龙标的作品不能上映，也不能参加影展。

五、被封杀的独立电影节史

49岁的朱日坤生于广东，毕业于北京大学，曾担任多个国际电影节评委。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审查。

2014年从中国搬到纽约之前，他在中国策划独立影展近20年，也是“北京独立电影节”的共同创办人。十多年来，影展在中国屡遭驱散、取消、场地被封、硬碟被没收。

人权观察（HRW）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的自由空间迅速收缩，三大独立影展——北京独立电影节、中国独立电影节（原云之南）、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全被取缔。

北京最后一次独立电影节遭关闭时，中共官方切断电力、没收档案，并要求主办方签署承诺书不得再举办影展。许多组织者试图将形式改为在多个场地放映，但没有成功。

朱日坤坦言：“最终，我所有的影展都被禁止，没有一个能继续。”

即便如此，他仍相信总有一个地方能举办真正自由的“IndieChina电影节”。那个地方，他以为是纽约。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审查会跨越太平洋，直达布碌崙街头。

六、审查跨海而来

人权观察中国问题研究员尤鲁永（Yalkun Uluyol）指出，中国政府“把手伸到世界各地”，企图借此控制全球怎么看待、理解中国。

这类跨境恐吓并非新鲜事──过去几年，海外华语文化圈和学术社群一直面临各种形式的跨境施压，形式包括对家属的压力、对异议者的监看、留学生社群的动员、匿名恐吓，以及举报与骚扰等。

朱日坤这次遭遇的，是这些手法的集中展示。

尤鲁永认为，海外政府应当正视这些跨境干扰言论自由的迹象，并提出因应。《纽约邮报》的社评也以强烈语气批评此事，认为外部势力能够有效影响纽约的文化活动与言论空间，值得各级政府警惕。

七、取消，是唯一能保护他人的方式

面对不断涌来的压力，朱日坤放弃了筹备大半年的心血，被迫做出“异常痛苦”的决定：取消影展。

“我很痛苦，但如果不停下，任何参与者——导演、论坛参与者、外围人士、志工、甚至观众——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或者骚扰。这种情况，导致我处于艰难的伦理境地。我们需要对别人的安全负责。”

在Facebook上公布取消声明后，他写道，自己“并非出于害怕或屈服而作出（取消电影节的）决定”，但希望某些“不明势力”不再骚扰和电影节有关的人员。

他强调，取消并不代表结束。

取消后，场地租金已无法退还，他仍每天前往空荡的放映室，独自放映、与友人讨论。他说：“这也是一种艺术行为，是一种抵抗。”

八、独立电影节的价值

朱日坤一再强调，独立电影节不是挑衅，而是希望提供一个让多样叙事共存的平台。“独立”意义在于创作者不必迎合任何权力。

在高度审查下的商业电影，往往只能呈现单一、安全、避开敏感议题的叙事；角色扁平、问题被遮蔽。

他说：“独立不是一定好，品质参差、技术不成熟、表达过度生硬等问题都存在。但它让真实、多样、带伤口的故事有存在的可能。”

例如他在2013～2014年拍摄《尘》，记录尘肺病堡人的生活──一旦罹患尘肺便不可逆，但若使用专业防护本可避免，但工厂却推责；工人上访遭监控与阻挠。正是这类真实又复杂的故事，无法存在于审查体制之中。

九、“第一届”仍然存在

朱日坤认为，虽然影展被迫取消，但这一届仍然“发生了”。

它成为一个历史记录——一个跨境审查抵达纽约的案例，一个渺小但顽强的独立文化事件。他也宣布，明年会举办第二届。

“我仍然是来自中国的独立电影人。我不会停。”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