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5日，重庆市梁平区福禄镇中心小学紫龙教学点，六年级学生陶涛（右）在课间和老师打乒乓球。这是一所当时只有一名学生、两名老师的乡村“微小学”，陶涛毕业后停办。视觉中国图

4个学生，5个老师。2025年9月开学后，中部省份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徐雯（化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建校以来最少的一年”。

徐雯今年32岁，在她任教的这些年里，学生人数从几百降到个位数，年年减少。在周边乡镇，这样的“微型学校”不止一所。

与学生人数形成对比的，是新建的校舍和齐全的设备。教学楼刷着白墙，走廊铺着瓷砖，操场是塑胶跑道，每个教室都有电子黑板、投影仪和电脑插口。等到一切都焕然一新时，学生却越来越少了。

在不少乡村，这样的场景正在变得常见。长期调研基层教育的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周新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他挂职的县城为例，2025年，全县30人以下的村小有80所，50人以下的有129所。

教育硬件的刷新速度，赶不上学生们离开的速度。留下的，多是由老人照看的留守儿童和老师。他们在崭新的教学楼里，静静见证着一所所村小的“消失”。

课表“私人定制”

徐雯既是校长，也是语文和英语老师。

早晨，她先给唯一的六年级学生上早读，盯着孩子开口读书，再翻看前一天留的作业，逐题批改；接着，她继续上六年级的语文新课；上午最后一节课是英语，四十分钟的课程，她讲三十分钟，最后十分钟让学生练习。课间，她和同事匆忙进厨房，洗菜切菜，准备午饭。中午，老师和学生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饭后，她还要处理一些行政事务，顺带和学生们闲聊。

下午的课换成一年级。唯一的小男生正学写字，徐雯全程守在身边，一笔一画地纠正。最后一节课，要么把学生聚在一起看书，或干脆上一节体育课。在这所村小，体育课的安排较为随意，通常就是带孩子跑跑步，或者教他们使用一些简单的器材，至于什么时候上体育课，更多取决于当天的天气和孩子们的状态。

四个孩子来自村内三个家庭，他们被分散在三个年级，其中一年级和六年级是“一对一”的课堂。课程表成了“私人定制”，语文、数学、体育，全都围绕着每个孩子的性格和短板调整。六年级的女孩作文薄弱，徐雯就要求她每周完成两篇作文；一年级的男孩注意力涣散，徐雯就坐在他旁边盯着他写字。

徐雯形容，给一个学生上课更像一场“圆桌会谈”。老师与学生并肩而坐，中间摊开一本教材，上课、提问、回答，节奏更接近聊天，而不是传统的讲授，黑板和多媒体逐渐失去了存在感。因为人少，课堂也更随性。徐雯表示，孩子状态好，两节课的内容一节课就能完成；状态不好，老师会放慢进度，甚至允许学生趴在桌上休息，等下节课再继续。

这样的教学体验，和徐雯刚参加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时她在同乡另一所村小带七八十人的大班，教学进度表是唯一的“指挥棒”，每天要完成哪篇课文、哪份练习册，按部就班，没有多少灵活余地。如今，课程计划往往因人而异，数学好的孩子可以“跳”进度，作文差的学生则要反复打磨，一年级的孩子爱玩，体育课就安排更多新游戏，引导他从玩耍里学习。“现在主要是看孩子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徐雯说。

在湖南，19岁的李瑶（化名）刚刚走上讲台。她是免费师范生，从初中毕业后接受五年一体化培养，今年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回家乡任教。李瑶所在的村小，全校只有8名学生，分散在二、三、五年级，由3位老师共同承担全部教学任务。她负责五年级的4个学生，语文、数学、英语都要教。

李瑶所在的镇共有三所村小，另外两所也不容乐观。李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中一所学校只有3个学生、2名老师；另外一所人数稍微多一点，但也不过七个老师、几十个学生。李瑶听说，她所在的这所村小，人数最多时，有三百多个学生。

在李瑶看来，小班教学并不总是理想状态。她曾在县城最好的小学实习，一个班有57名学生，课堂气氛热烈，提问时总有人举手，讲课也更有激情。但现在，有时候只有一个学生配合。“我的心情会大打折扣。不是摆烂，就是没有之前那么大的激情了。”

“时代的洪流”

村小的学生减少并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徐雯记得，她于2024年9月调任这所村小当校长时，学校还有12名学生，一年过去，仅剩下4名。

流失的学生各有去向，有的学生随父母去了外地，有的学生被家长送进县城学校，还有的学生去了附近规模稍大的村小。徐雯听老教师说，2000年前后是这所村小最热闹的时候，有五百多个孩子，周边村子的孩子都往这里集中。

2014年她参加工作时，在同乡的另一所村小，学校也有四五百个学生，如今只剩二十多人，且一年级几乎招不到学生。

徐雯所在的两所学校并非孤例。她说，在她任教的乡镇，学生人数10人以下的村小就有4所。徐雯的同学在同省其他市任教，教室里的孩子同样是个位数。“像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更像是时代的洪流。”

周新成调研发现，村小学生减少已是全国性趋势。沿海地区在十多年前就基本完成了撤点并校，村小几乎消失；西部因有教育资金支持，状况相对稳定。最严重的情况出现在中部，以河南、江西为例，一些县同时存在上百所学生不足50人的村小，其中不少不足30人。

之所以招不到学生，在徐雯看来，是因为“没人可招”。徐雯称，她所在的村庄有几千口人，2024年只出生了两个孩子，周边十多个自然村加起来，适龄儿童也寥寥无几。

除了孩子越来越少，转学也在分流生源。过去，进城随迁读书门槛高，很多孩子不得不留在村里，如今城市政策放宽，就近入学更容易，家长自然会把孩子带走。徐雯在江浙沪调研时发现，当地学校也面临相似情况，“不是只有我们这里生源紧张，大城市那边也没有孩子了，因此他们放宽生源条件”。

在徐雯看来，村小生源锐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私立学校的崛起。

十年前，她所在的村小还算稳定，但在附近私立学校兴起的那两年，学生人数出现过一次明显的下滑。争夺生源的关键不在于师资或课程，而是一顿中午饭。徐雯解释，公办村小不管午餐，孩子们需要爷爷奶奶接回家吃饭，而老人既要下地干活，又要做饭，十分不便。相比之下，私立学校统一提供午餐，成了许多家庭最直接的选择。

私立学校的招生方式也更积极。徐雯记得，那几年常有人拎着礼品上门劝说，许诺“孩子在这里成绩一定更好”。为此，他们在期末考试时，往往出更简单的试题，让成绩看上去漂亮。徐雯反思：“那时候我们在家校沟通方面做得不够，没意识到学生流失会发展得这么快。”

随着越来越多家庭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乡里形成一种风气，“一个学生学费一两千，我家里能送两三个孩子去上，就说明家里条件好，也更有面子”。去的人越多，带动效应就越大。



2020年9月9日，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镇后坝村，小学老师李顺祥在给三年级仅有的6名学生讲课。视觉中国图

留下的孩子

李瑶注意到，转走的学生多数是学习成绩好的，或是家长认为有潜力的。留下的，多是成绩较差或有特殊情况的。她所在的学校里，二、三年级的学生基础普遍薄弱，其中两名学生智力可能存在缺陷。“有个二年级的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

这些孩子的家庭多有缺席的成年人。有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有的母亲早逝或离家多年，由年迈的祖辈照料。

在周新成看来，这类学校已经成为了“服务极少数农民家庭的、具有兜底性质与福利性质的‘托育机构’”。

林岚（化名）也深有体会。29岁的她原是一名导游，2020年考取教师资格证后，到河南一所村小任教。她来的时候，学校还有近两百个学生，如今只剩几十个。学校最大的班有16人，最小的只有4人，是她带的四年级。四个孩子中，有两个由爷爷奶奶抚养，另两个的母亲留在村里、父亲在外工作。

林岚发现，留守孩子和单亲家庭的孩子在村小很常见。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孩，性格寡言，父母离婚后跟着父亲生活。林岚去家访时，要么看到她在冬天手洗一盆衣服，要么在夏天背着打药桶干农活，“过早地感受到了成人世界的压力”。

徐雯认为，村小的孩子未来的路往往比城里孩子更早地被限定。她与家长沟通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怎么样也得上个初中毕业或者高中毕业再出去打工”。在县城，家长们普遍认为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可在村子里，读到初中甚至高中，已经被视为“完成了任务”。她带过的第一届学生，如今已经走出校园。那一届人数多、成绩好，她也用心去培养，但最终能走到大学的仍是少数。即便考上，也多是普通院校，毕业后散落各地，过着寻常日子。“能去大城市定居的，目前我还没看到。”徐雯说。她的语气里没有责怪，更多的是一种遗憾。

“撤掉村小，不意味着放弃孩子”

围绕着只有个位数学生的村小，争议从未停止。有人说这是“浪费国家资源”，呼吁尽快合并；也有人坚持，“只要还有一个学生，就值得坚守”。站在这场争论的中间，徐雯心情复杂，她知道，教育不能简单地用成本来衡量，但也无法回避更现实的问题。

她所在村小的四个孩子，之所以留在村小，都有现实理由。三年级的小女孩身体存在问题，正在做康复训练，在几十人的大班里容易被忽视；六年级的孩子，父母年纪已大，只能守着土地，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在县城陪读；另两个学生是亲兄弟，他们的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孩子留给祖辈照料。徐雯知道，对这些家庭而言，留在村小是最实际的选择。

徐雯能理解这些家长的坚持，但作为校长，她也并非毫无犹疑。刚接手学校时，她常常感到丢人，“就这几个人，你当什么校长？光杆司令吧”。甚至在亲友问起时，她也不好意思说出真实的在校人数，总是含糊回答“几十个”。在教育系统里，校长们也心照不宣，彼此不愿公开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那种难以启齿的感受，她至今记得。

徐雯甚至想过要劝仅剩的几个学生转学。但走进教室，看着孩子们写作业、聊天、玩耍，她又动摇了。“要是这个学校不存在了，他们怎么办？”

过去的一年，她的心态慢慢发生变化。她不再回避学校人数的尴尬，也不再觉得“人少”是丢人的事。“就算只有四个学生，也得让学校正常运转。”

但徐雯心里也清楚，学校被合并几乎是迟早的事。她称，2024年，县里已经开始收集各村小的师生情况，计划调配资源。在人口持续外流的背景下，村小难以为继，而县城里的学校又在超负荷运转。徐雯认为，城乡教育间的失衡，迟早会倒逼一次调整。

李瑶所在的湖南小镇，也在经历同样的过程。她任教的村小，已向上面申请撤并学校，但具体撤并时间仍未确定，可能是下学期，也可能要等到一年之后。按以往惯例，撤并后，分散在村小的学生会统一进入镇中心小学。

如果不能顺利撤并，李瑶也不打算在村小常待。按照政策，她有五年的服务期，但并不固定在这所村小，也可调去镇上的其他小学。“我肯定想出去，”她说，“我才19岁，不可能一辈子在村小教书，村小学生太少，对我的教学经验帮助不大，我更想去生源好的学校教书。”

和李瑶不同，林岚更希望留在村小教书。在她看来，她所在的村小堡作简单，教师关系融洽，也没有“内卷”，且有乡村补贴，算下来收入比县城里的老师还高。“其实来这儿教书的老师，大多都想留下。”

但这所学校在逐步走向终点。林岚说，学生一年比一年少，并且明年起就不再招收新的一年级。届时，孩子们会被陆续送往镇上或县城学校，等到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学校就将彻底撤并。

林岚明白，村小被撤并是早晚的事，只是心里仍有些不舍，“不是我们不愿意留，是学校撑不下去了”。

徐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她知道，即便学校被撤并，老师们还会有新的安排。但对这4个孩子来说，失去这所学校，就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最现实的选择。

周新成则认为，撤掉村小，并不意味着对孩子的放弃。相反，这可能是一种更现实的公平。他强调，教育公平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家门口就有学校”，而是要让孩子能够在正常的班级氛围里学习和生活。集中资源办好乡镇学校，配备完善的宿舍和校车接送，让孩子们每天都能与同龄人交流，接受完整的课程，这才是对他们更负责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