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想了解祖国时 你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镇反 反革命（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1950年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惩治反革命罪不仅是中国法律实践、也是中国整个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

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把反革命罪列为分则第1章，包括等20个罪名，1其第90条为反革命罪定义如下：“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1997年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的提法，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被认为是一个观念和实践上的进步，使刑法在形式上摆脱了意识形态桎梏，也更符合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国际潮流。1997年刑法第105条有两款规定：“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即“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本文主要讨论刑法第105条犯罪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意涵。2

一、合法变更政府的权利被剥夺

在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政府对选民负责，宪法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自然包括政治性的结社，民众的政治诉求通过不同的党派得以体现，各政党通过竞争选票来获取政治决策权或参政机会，公民通过选票、大众传媒、非政府组织等形成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因此政权交替、领导人变更，以一种和平、法治的方式来实现。尽管西方民主政治仍有改善的余地，但人民可以合法、和平地变更政府这一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码标准，却是中国尚未达到的目标。

1949年后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典型的极权主义政权，以暴力恐怖和意识形态为统治基础，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极大了践踏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尊严，不但公民社会没有存在的空间，连个人隐私、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都无从存在。3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对思想言论的控制，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不仅任何反对共产党政府、反对官方意识形态、反对领袖个人的言行，都会被打成“反革命”，而且不关心政治的、或者忠于共产党、忠于共产主义、忠于领袖的人，被定为“反革命”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统治模式发生变化，尤其是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放弃计划经济而引入市场竞争因素，使经济、社会领域逐渐发生巨大变迁。但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并没有任何改变，中国仍为严格的一党制国家。1982年宪法和以往的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一样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使得宪法第35条的结社自由条款成为一句空话，或者说一个陷阱。中国宪法的悖论在于，宪法第二章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可能在宪法其他章节所确立的权力结构下得以实现。公民和平变更政府的权利，完全无从谈起。其实，洛克和美国《独立宣言》所宣称的“革命权”，在马克思主义论着中也有所体现；4中国《宪法》的序言部分同样肯定了共产党的“革命史”，但中共却建立了一个以“不断革命”为名终结任何革命的极权政权。其实，按照阿伦特所说“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5中共的“革命”其实只是伪革命或反革命而已。

正是这样一个剥夺了人们选择政府的权利、剥夺了人民革命权的政治体制，才是“反革命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制造者。6换言之，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惩治异议人士，本身就说明了这个政权缺乏正当性，本身就说明它应该被颠覆/改变。正当性（legitimacy）就是一个政治体制值得被认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正当性类型，但对当代统治权力来说，通过选举、投票等方式获得民众的认可，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而极权体制的统治基础是暴力和意识形态，它不可能真正获得人们的承认。而在随着独裁者死亡、典型的极权主义统治崩溃之后，当局不得不进行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适度改革开放来缓和危机，企图以“政绩”重新确立其“正当性”。但是，即使在基本人权得到保障、民众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的情况下，统治者获得的最多只是“证成性”（justification），而不是“正当性”。何况在只动经济、不碰政治的跛足改革之下，不但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经济、社会领域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官商勾结、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等等。7

表面上，正当性来源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实际上，正当性来源于表达自由。这样，党国体制一开始就没有正当性（没有选举和认可），为了维持这种统治，就必须压制人们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行为：剥夺、限制民众的选举权、禁止民办媒体、言论事先审查、限制集会游行示威、压制民间NGO、用国安国保监控思想、党化司法、党化教育，等等，“颠覆国家政权罪”可以说是除了军队之外最后的压制手段。

二、统治模式和中国社会的新特点

《哈维尔文集》在大陆的翻译和传播应该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写下一笔。这本书虽然没有获准正式出版，但民间的私下传播很广，加上网络传播，哈维尔的思想影响了众多的民间知识分子。哈维尔用“后极权社会”深刻分析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心理和民间行动，因为与1989年之后的中国极其相似，使哈维尔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巨大声望。而该书不能出版的直接原因，是译者不愿意撤下李慎之先生为此书所写的长篇序文《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李慎之认为中国也同样处于后极权时期，很多学者也持这种观点。

徐贲认为，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政治体制接近极权体制原型，从文革结束到1989年学生运动被血腥镇压，属于后极权主义模式；1989之后的政治体制属于“新极权主义”，它在告别后极权体制的同时回头向极权主义原型求助，但又无法回归斯大林主义。“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既增加了取自极权主义原型的某些特征、又保留了部分后极权时代特色的体制，同时它还有一系列极权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特点。”中国共产党“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它对‘正面’引导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原型的倒退。”8新极权主义可以看作是后极权主义的一种变态。这种体制的政治前景还有待分析和观察。9

无论用何种概念，和毛时代相比，1989之后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了非常微妙和复杂的新特点。

（一）意识形态话语逐渐式微，当局不得不变换口号来因应社会的发展。但无论是“三个代表”、“和谐社会”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无法获得真正的权威性，不但民众对这些口号毫无热情，党员或官员也基本不再相信这些僵化的教条。官方话语甚至成为民间顺口溜、笑话、视频作品等等嘲笑、戏仿和恶搞的对象。入党是为了获得现实的利益，党员身份的重要性也完全不能以前相比。共产党已经成了对自己缺乏信心的牟利集团；是特权利益集团，而不是意识形态，绑架了国家政策制定，成为政治转型的关键障碍。

（二）整个社会的世俗化与消费主义。经济领域的开放政策获得了表面的繁荣，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时当局以屠杀的方式镇压1989年民主运动以及后来的清算和整肃，使人们不敢过问政治、进而不愿意过问政治。政治运动、领袖和意识形态都无力再被神化。人们获得赚钱机会，又在无止境的消费欲望、感官刺激和平庸的大众文化中麻醉自己，整个社会迅速弥漫消费主义和庸俗主义。

（三）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犬儒化。胡平在《犬儒病》中分析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成因和种种表现。“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恐惧并非犬儒。它只是通向犬儒的桥梁。……承认恐惧，认识恐惧，必将把我们推向异议者、反对者的立场，哪怕我们只把异议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恰恰因为正视恐惧必然会刺激良知，会导致良知的觉醒与反叛，多数人才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恐惧，掉过脸去假装看不见，假装没有这回事，宁肯让良知处于糊涂状态。这就叫‘难得糊涂’”。10这实际上需要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双重思想”才能做到。“双重思想”不容易掌握，但它却是极权统治下人们必备的生存技巧。我曾在《后极权时代的公民美德与公民责任》中写道，“躲避崇高、嘲笑真诚、蔑视理想、诋毁英雄，解构道德、质疑人性，意义虚无、信仰真空，这构成了后极权中国的精神基调。麻木不仁、玩世不恭，安分守己、明哲保身，逆来顺受、盲信盲从，成为普遍的处世哲学。”11也只有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才能理解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获刑的政治犯、良心犯的特殊性，他们正是极少数不愿违背良知、不愿放弃公民责任、敢说真话、敢于推动政治变革或触及政治禁区的优秀人物。

（四）现代通讯和网络技术使民间空间逐步扩大。互联网的出现对中共统治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为了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利益要融入全球化浪潮，加入WTO、申办奥运会、世博会，不可能%B键A豹?%C＋2炷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