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润美”失败被遣返，他会选择再次冒险吗？-墙外头条

走线润美申请庇护失败后，陶被遣返回国。在国内，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会受到惩罚吗？他还会离开吗？https://t.co/dGPujQy2MI
—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September 10, 2025

从达拉斯到那座中国北方城市，全程搭乘两架飞机、经过三次中转，耗时超过24小时。30出头的电子维修工陶（音）全程一直醒着——金属镣铐扣在他的手腕和脚踝，他思绪翻涌。

在美国官员拒绝了他的庇护申请后，他被遣返回中国。各种问题在他的脑海里盘旋。

在中国——这个他拼命想要逃离的国家——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他会受到惩罚吗？他还会离开吗？

陶——为了保护其家人，本文仅披露他的姓氏——是一波破纪录的无证中国移民浪潮中的一员，疫情期间和之后，他，艰难地穿越中美洲的丛林，抵达美国。包括陶在内的许多人并不是高调的异见人士，而是普通的中国人，政府收紧对社会的控制令他们感到窒息，黯淡的经济前景令他们感到沮丧。

陶来到得克萨斯州南部边境，主动申请政治庇护，他相信这个开放和自由的制度会接受自己。无证移民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成功率很低，但中国申请者的成功率略高——2023年，陶这样的无证中国移民有11%获得了庇护。

然而拜登政府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立开始变得更为强硬，陶的申请被拒绝，尽管当时像他这样的人仍在陆续获准入境。

这让陶面临选择。被送回中国后，他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做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不仅不能让政府知道，也不能让他周围那些似乎和他意见相左的人知道，他们有可能向当局举报他。

或者他可以尝试再次逃离，但这次会更加困难。他的护照被没收，银行账户也空了，他的名字现在已被当局关注。

对陶而言，问题在于，他在今天的中国是否还有立足之地。过去几十年，即使是反对政府严格控制的中国人也存在一些表达空间。国家的经济繁荣使得个人自由受限问题尚可容忍。但如今，经济增长放缓，管制却在加强。对一些人来说，只剩下更极端的选择。

我们对陶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查阅美国移民记录、中国官方文件、社交媒体帖子以及他为支持自己的说法而与我们分享的旅行照片。他还分享了据他声称来自中国安全人员的短信。我们采访了他在美国时接触过的两个人。

尽管如此，陶的叙述的某些方面难以核实，特别是他与中国当局的互动，这是报道一个基本上不透明的安全机构时经常面临的挑战。但他讲述的细节与其他人描述的类似压力相符。

陶身材瘦削，显得有些稚气未脱，举止温和，他说他想通过讲述来梳理自己的经历。

“很少有人愿意听我说这些，”他说。

现实与宣传之间

陶出生于1990年代，但小时候，他听到过很多关于1959年的事情。

他的祖母给他讲过从那年开始的大饥荒，在中国东部的安徽省，大饥荒导致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她说，她认识的一个女人不得不吃人。

陶的家乡是阜阳附近一个大约有20户人家的村子，在他出生的年代，人们不再挨饿，但贫困仍然存在。他的父母工作辛苦，有时进工厂，有时养猪，但收入始终不够。该地区多发洪水，他们想用水泥重建土坯房时只能举债。陶14岁时，受污染的配方奶粉导致阜阳许多婴儿中毒，成为全国性的丑闻。

但学校里教给他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思想品德课的教科书宣称中国将很快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但他不明白，他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贫困，作者怎么能够如此肯定。课本歌颂中国军队，但他通过当时尚未被封锁的YouTube视频得知，1989年，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了民主抗议者。

他有疑问，但没几个朋友可以和他讨论。每当他试图在餐桌上讨论政治，父亲总会让他专心吃饭。

“我觉得很纠结，”他说。从他家族的故事，他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这个国家当时的真实面貌”。

“但是很多人不愿想这些，”他说。

2000年代末，他进入了一所职业学院，然后来到沿海地区的苏州，做了一名电子修理工，每月收入约6000元。他结识了一名女子，当时考虑组建家庭。

但他仍持续浏览外国网站，使用软件绕过中国的网络审查系统。在Twitter等海外平台上，他抨击共产党治下中国的方方面面：食品安全问题、收入不平等、围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然而，即使是隐蔽的反抗空间也在缩小。陶表示，2018年警方传唤他时，出示了他当年批评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帖文。他说，他们对他处以罚款，要求他书面承诺不会再犯。

他说，不久之后，他得知他可以通过就读语言学校获得前往日本的签证，于是他花费大约3万元左右的毕生积蓄，在东京上了一所语言学校。他说，两年来，看到政界人士在日本街头竞选，令他激动不已。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帖更加大胆。

2022年，签证到期了。他决定不再回到中国，开始探索新的选择：美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通过当时对中国免签的厄瓜多尔入境美国。他加入了一些WhatsApp群组，这些群组承诺指导人们完成这段旅程。

那年9月，他出发了。

一段痛苦的旅程，然后是令人心碎的拒绝

陶离开日本时带着大约2万美元，这是他完成语言课程后打工攒下的钱，其中还有来自父母的一些支持。

两个月后，当他越过边界进入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时，他身上的钱还不到450美元。

在此期间，他穿越了巴拿马丛林中险象环生、有时甚至致命的地带达连峡谷。在那里，移民必须勇敢地走过泥泞的山丘，面对毒蛇和强盗。他在哥伦比亚被官员敲诈，在洪都拉斯被人贩子欺骗。他在墨西哥滞留了三个星期，等待向北行进的许可，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棚屋里租了一张床，每晚要三美元左右。不过，他仍然抱有希望。他想象着在美国注册学习英语课程，并获得电工证书。他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检查站被拘留，但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并立即申请了政治庇护。

他被转移到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一个移民监狱，在那里，一名移民官员对他进行了庇护面谈。陶说，在那次谈话中，他展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帖子，并描述了自己被中国警方传唤的情况。他说，庇护官员问他警察是否打过他，他诚实地说没有，认为他遭到审讯的经历已经足够了。

“他们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他想。

然后，他开始等待。但在2022年12月底，他被告知没有通过庇护面谈。移民记录显示，他曾请求奥罗拉的一名法官复审他的案件。他说，1月初，该法官也驳回了他的要求。他将被驱逐出境。

陶惊呆了。他恳求官员说，如果回到中国，他可能会受到惩罚。他说，他给移民律师、美国司法部和联合国写了信。他还给父母写了一封八页的信，详细说明了他想离开中国的原因，以及他在网上发帖的内容。他说，他正在考虑自杀，想让父母知道其中的原因。

陶没有得到申请遭拒的解释。移民律师表示，糟糕的翻译、缺乏法律代理人，或是庇护官员因工作过劳而仓促作出的决定都可能使移民难以陈述自己的案情。曾代理过许多中国寻求庇护者的加州律师陈闯创说，他看到过一些理由很充分的案例遭到拒绝，一些理由薄弱的案例反而得到批准。

陶说，2023年3月，当官员试图将他送上驱逐出境的飞机时，他从舷梯上跳了下去。他说他被送进医院，然后又回到监狱，这次是在得克萨斯州。

“我觉得命运不在自己手中，”陶说，“就像随风飘荡。”

（陶事后曾联系的在美中国活动人士郑存柱证实，这和陶向他陈述的遭遇吻合，一个曾与陶一同被关押的人也提供了相同叙述，此人要求匿名。）

2023年年底，陶再次被送上去往中国的飞机。

被驱逐、被监视、被消磨

当他的飞机降落在中国北方，麻烦接踵而至。

海关人员搜查了他的财物，发现他没来得及销毁的庇护申请信复印件。他说，当他试图否认这些文件归他所有，一名官员打了他一耳光。

官员们还严厉盘问他是否有任何中国蛇头帮助他入境美国。陶说，他们逼迫他诬陷另一名被遣返者非法安排他的行程，并威胁说如果他不照做就把他关进监狱。

他说他当时同意了——他至今仍后悔这个决定。

官员没收了他的护照和证件，然后放他走了。

陶向《纽约时报》出示了一份海关文件，显示他的护照被没收了。中国移民官员没有回应有关他们如何处理遣返移民的传真询问。

在采访中，其他近期从美国被遣返回中国的人说，他们受到了官员的盘问，但没有受到虐待或威胁。专家表示，政府一般不会虐待被遣返者，因为政府倾向于将他们视为经济移民，而不是政治威胁。

离开机场时，陶身上只剩下现金、手机和一些衣服。他的父母给他买了去一个中国南方沿海城市的火车票，他们在那里打工。当他母亲看到他时，泪流满面地乞求他不要再离开了。

就这样，陶回到了他曾试图离开的生活。他在一家汽车配件厂找到了一份开叉车的工作，每月收入约6800元人民币。他努力忽略内心日益滋长的怨恨。

他说，大约在回国一个月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者自称是国家安全官员，要求他去见个面。

他说，会面期间两名官员向他展示了他寄给父母的那封信——他的父母始终没收到信。他们告诉他，他违反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法、互联网法和反分裂法。他们问他是否认识其他反对政府或想离开中国的人。能不能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

陶吓坏了。“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只能配合，”他想。

陶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官员定期给他发信息，索要其他移民的信息。（他说他的回答是编造的。）他们又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肯德基，一次是在一家茶馆。

压力不仅仅来自政治。中国的经济放缓意味着工人被压榨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厉害。陶的老板经常要求他加班。他的哥哥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担心被解雇。

“每个人都很绝望，”陶说。“老板拼命压榨员工，员工拼命地表现。”

陶也对他那些同事心怀不满，他说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兴奋地谈论着中美开战的前景。

回国七个月后，他决定申请一本新护照。但他说，当地政府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试图处理他的申请时，系统显示他被列入了出境禁令名单。他的申请被拒绝了。

脆弱的自由和不确定的未来

护照申请被拒后，陶不愿放弃。他写信给没收他护照的中国北方城市当局，要求撤销限制，称他已经配合了海关官员的要求。他还想在另一个城市碰碰运气，于是去了上海再次申请。令他惊讶的是，这一次他成功了。

然后他他联系了一家安排中国工人赴东南亚国家就业的中介机构。去年10月，他再次与父母道别。

他再次通过中国海关，这一次是出境，他的心砰砰直跳。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拦下。

海关官员向他挥手示意通行。

他抵达那里后不久，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他刚结束12小时的工作。我们走到他居住区的一个户外座位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说得很急切，毫不担心被人偷听。

他的新生活并未完全逃离他在中国感到不满的一切。他在一家电子工厂的工作仍然很辛苦，薪水很低。他曾试图和他的一些工友——大多数是中国同胞——谈论他对中国政府的不满，但他们并不认同。

他说，那些国家安全官员仍然会给他发信息，他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他已经离开。就在我们见面几天前，其中一名官员还问他，他发在微信上的一条帖子是什么意思，那条帖子中他称印度的总理是独裁者。

尽管如此，他现在觉得自己可以安全地无视这些官员发来的信息了。他的合同允许他在这个国家停留两年。之后，他希望能去欧洲或墨西哥。

至于之后做什么，他并不确定。有时，他会用宏大的言辞谈论唤醒其他中国人，让他们认识到他所说的共产党政权的邪恶。他联系了一个居住在荷兰的反政府博主，询问是否可以加入他的行动。他梦想着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

其他时候，他的目标则更谦卑：找到一份有成就感的工作，也许可以寄钱回家。

他说，重要的是拥有选择的自由。

“在Twitter上发帖，参加抗议，这些当然很重要，”他说。“但它们并非全部。我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