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律师在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维权运动兴起的年代走上前台，以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索法治与自由，进而踏足政治与信仰案件的禁地。这注定是一条崎岖、荆棘之路。





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律师逐步剥离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走向社会化。此后二三十年，得益于市场经济释放的解放力量，这一职业群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公共领域发端紧密交织。由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1演变而来的人权律师，是其中特殊的一支。他们在公民权利意识高涨、维权运动兴起的年代走上前台，以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索法治与自由，进而踏足政治与信仰案件的禁地。这是一条崎岖、荆棘之路，尤其最近十余年，以2015年“709大抓捕”为标志，人权律师及其赖以存身的公民社会遭遇了全面打压。本文记录了这段仍在延续的历史，以及人权律师作为精神共同体在高压下的勇气、信念、苦难与坚守。

2015年5月13日，东北早春乍暖还寒。黑龙江省鲍安厅门前，谢燕益、李仲伟、谢阳、刘书庆四位律师一一道别，相约不久后重访庆安。

11天前，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农民徐纯合在与警察李乐斌争执中，被后者持枪近距离击中心脏，死在81岁老母谴抹玉顺和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面前。警察是否涉嫌滥杀无辜？真相未明，时任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已于次日代表政府去慰问警方。这一消息经网络曝光后刺痛无数网民。一时间，地处黑龙江绥化市的小城庆安，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的焦点。

此后一直到六月，谢燕益等人权律师以及热心“围观”公共事务的公民，一波波地从中国各地赶到庆安，自费调查真相。紧张工作之余，几位律师赶去福利院看望徐纯合的三个孩子。稚童何其无辜，他们没能忍住眼泪。

“我那时和大家相约再去，是因为实在放不下这三个孤儿一样的孩子（父亲已死，母亲在精神病院）。”十年后回忆当年那一幕，谢燕益难掩怅然。



2015年5月11日上午，谢燕益、谢阳、刘书庆和李仲伟四位律师（右图左起）前往黑龙江庆安县公安局等部门调查取证。

世事难料，原本寻常的江湖一别，却成绝响。5月17日，庆安事件中“悬赏十万”征集到目击视频、为真相撕开了一道口子的吴淦（网名“屠夫”）“事了拂衣去”，前往江西声援“乐平特大死刑案”2中在法院外静坐抗议、“死磕”程序的律师，但第二天就在江西省斑院门前被抓。那时，没人预感到一张针对律师和“围观公民”的大网已经撒下——据李方平律师事后记述，6月初，他和王宇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屠夫”，后者身穿印有“V字仇杀队”（象征抗争）的T恤，虽然戴着手铐，但一直“笑嘻嘻地”，大家都觉得不会有事。

2015年7月9日始，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对逾300名律师与公民实施直接抓捕、入户传唤讯问或“喝茶”警告。行动持续数月，是为“709大抓捕”。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首当其冲，女律师王宇成为7月9日当天第一个被抓的律师，该所主任周世锋、助理刘四新等多名律师以及工作人员随后被抓。



2014年3月20日，王宇在香港接受采访，彼时她正在代理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在狱中身亡一案。

谢燕益、谢阳等曾前往庆安或在后方积极支援、发声的数十位律师与公民，几乎无一幸免。

此后十年，随着当局持续高压打击，中国公民社会遭受重创，律师们也无缘重返庆安。

2016年，曾委托人权律师为儿子之死“讨个公道”、起诉公安及当地政府的权玉顺，过马路时被车撞倒，不幸去世。谢燕益、谢阳等律师彼时都在狱中，毫不知情。在被囚禁的553天里，谢燕益不仅错过了小女儿的出生，也错过了母亲的葬礼。

2025年5月2日，是徐纯合的十周年忌日。因人权辩护被吊销兼职律师证、进而失去讲台转岗为实验室管理员的刘书庆，在山东家里写下《庆安案件真相还原与律师代理行为记录》一文。开头第一句就是：“谁还记得那个卑微的受害者徐纯合？”他说，每年这一天他都心头不安。这篇文章算是一费挞薄的祭奠，是对徐纯合，亦是对那个律师与公民在夹缝中左冲右突、合力维权的时代。

于今回望，从1990年代末期到2015年前后，既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井喷、维权运动兴起的时代，也是内生于中国公民社会的人权律师经由个案冲撞现有法律制度、探路法治与自由、终遭打压的时代。中国公民社会破茧而出、羽翼未丰就面临夭亡的这段历程，迄今已逾二十载。

1 “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

2025年7月9日晚上8时，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举办的“中国人权律师节”上，主办方宣布卢思位、李国蓓两位律师获得本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

该奖于2017年7月9日在海外设立，旨在声援、支持坚守于困境中的中国人权律师。近年来的获奖者，如高智晟、许志永、丁家喜、余文生等，多身陷囹圄。卢思位曾和梁小军、任全牛、蔺其磊等律师代理“十二港人偷越国境”3及其他人权案件，后遭长期边控。2023年9月，计划从老挝前往泰国、最终到美国与家人团聚的卢思位，被老挝警方遣送回中国。取保候审近一年后，他又被以“偷越国境罪”判刑11个月，今年8月5日才出狱。

暂居美国加州的张春晓，第一时间将丈夫卢思位获奖的消息告诉16岁的女儿。从2022年1月2日离开中国至今，她们母女就与卢思位天各一方。2023年8月，在卢思位被老挝警方抓捕、即将遣送回中国的紧急关头，此前从未介入公共领域的张春晓，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阻止遣送卢思位。最无助的一天，她在被飓风袭击过的南加州某公园里，在“雨横风狂”中撑伞向苍天呼号，祈求拯救丈夫。那一刻的悲伤与恐惧，迄今仍然真切。



2022年1月出国前，张春晓与丈夫卢思位的合影。

另一位获奖者李国蓓，一如颁奖词所说，此前很少站在聚光灯下。但事实上，从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案4开始，李国蓓就一直关注着人权案件。近年来，在北京执业的她，代理端点星案、李翘楚案、谢阳案等，每每不顾艰险，挺身而出。

2025年7月30日，谢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湖南长沙开庭。“709”案中，谢阳被囚两年多且被施酷刑。2022年1月，他去湖南声援“被精神病”的女教师李田田5，再度被抓。此番开庭前，他已被延期羁押十多次。李国蓓律师作为辩护人，于法庭内外重重刁难之下向公众披露信息，为谢阳据理力争。

“我想不会有人否认个体在面对洪流时的局限性。可是，过往四年中，李律师让我感觉到，确乎有一些人，在一粒灰如彗星般高速撞击生命的当口，以近乎奇迹般的坚守，让我头顶的一小块天地免于破碎。”7月11日，政治犯许志永之未婚妻李翘楚在社交媒体上写道。2020年许志永再次被抓后，她也于次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后被判刑三年八个月，2024年8月才出狱。

李翘楚说，李国蓓律师是她心中的女神，“女神”坚定智慧的身影常出现在各类“敏感”案件的代理现场。这些案件，包括陈品霖6“寻衅滋事”案。陈因拍摄《乌鲁木齐中路》记录2022年上海“白纸抗议”而被判刑，李国蓓正是他的辩护律师之一。

2025年7月9日这一天，世界各地多个人权组织，就十年前的“709案”纪念和发声。但在中国，因为互联网上的严厉封锁，除了身为亲历者的律师与围观公民，以及他们的亲人，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天。

这一天，在北京昌平区一处小区，49岁的王全璋律师照例被严密监控。他家楼道内外遍布盯梢者。据他统计，每天轮流换班的至少有三四十人。他说，2015年至今这十年，前五年他因为“709”被抓，在囚禁中度过；后五年，从2020年4月刑满释放至今，他仿佛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监狱。在北京，他和妻子李文足曾在两个月内被13次逼迁，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一次次失学。他们辗转各地求学，但即使在广东觅得学校，孩子也因当局干涉而难逃失学厄运。

也是在这一天，41岁的常玮平律师出狱满一年。他在疫情严控的日子里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失去自由三年半，妻儿飘零海外。如今当律师已无可能，他必须思量如何另寻生计。

在北京，人权律师唐吉田尽量让自己忙碌，但女儿唐正琪的音容笑貌仍会在不经意间跳上心头。2024年2月，唐正琪在日本重病去世（参见WOMEN过往报道：《唐正琪，“人权律师女儿”之外的故事》）。女儿生前，他竭力争取出境去看女儿，未被当局允许，自己也“被失踪”一年多，终究未能见女儿最后一面。因推动2008年北京律协直选、代理法轮功人权案件等，他早在2010年就被吊销律师执照；今年7月，为生计考虑，他和朋友创办公司，但在工商登记时就被卡住。他愤怒地据理力争，说要为自己争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而半年前才出狱的许艳，和儿子踏上了从北京去江苏镇江的旅途。7月28日是探视日，她要去镇江监狱探视丈夫余文生。2023年4月，她和余文生在北京一起被抓，只留下未成年的儿子一人在家，使其遭受了巨大心灵创伤。



2022年7月14日，许艳和丈夫余文生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参加活动。2023年4月，余文生和许艳在前往会见欧盟驻华代表团途中被警方拘留，次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被判三年和一年九个月有期徒刑。

在天津，王宇的丈夫包龙军接到“国保”（即国内安全保卫警察）的警告电话，因为儿子包卓轩7月9日在海外参加了一个纪念“709案”的活动。2015年7月9日晚上，15岁的包卓轩因要出国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搭乘飞机时和父亲包龙军一起被警察扑倒在地。噩梦般的日子从此开启，直到2018年包卓轩才终于出国读书。王宇夫妇因为一直被边控，至今已七年没有见到儿子。

家住埃建的吴淦，在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坐满八年牢狱后，已于两年前的2023年5月18日出狱。在湖南，另一位当年积极参与“围观”的公民欧彪峰，在2024年9月出狱。“709大抓捕”时他虽未被抓，但2022年被判刑3年半——据他披露，“罪状”之一就是他曾积极声援并撰文纪念“709”。2024年8月，江苏淮安公民王默重获自由。2010年后他积极参与“围观”多起重大案件，2016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出狱后又因言论多次被拘或判刑。而广西维权公民李燕军，今年6月4日已因病凄然去世。他生前参与抗争维权，活跃在各种公民围观现场，也因此饱受打压与摧残。



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曾积极参与各种维权事件，如邓玉娇案、夏俊峰案、钱云会案、庆安事件、江西乐平冤案律师阅卷抗争等。除利用网络替弱势群体呼吁外，吴淦还以街头艺术的形式表达不满。

据了解，2015年7月9日及其前后，除了律师，全国各地还有大量曾与人权律师一起参与维权运动、合力“围观”热点事件的公民，或被抓捕判刑或遭其他方式打压，一些人处境悲惨。例如庆安事件后的“潍坊大抓捕”，以及2016年9月的“苏州大抓捕”，都有“围观”公民大范围被抓。但他们没有太多知名度，很少得到媒体关注，加上高压下不敢出面讲述，其遭遇及人数，至今外界尚不完全知晓。

“‘709大抓捕’是对人权捍卫者的一次全面扫荡，并不只是针对律师。”一位不愿具名的人权律师这样回顾。

十年沧桑，当年活跃的人权律师，其中一些人已被迫去国离乡，如陈泰和、陈建刚、伍雷（本名李金星）、方县桂、游飞翥等。

昔日公民社会的活跃分子也多已沉寂。2024年11月8日，夏霖律师出狱。2014年他因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被抓而积极营救，自己也于当年11月被抓，2016年以零口供判刑10年。他一天未少坐满十年，出狱时，2014年以来的世事变化，于他已恍如隔世。

更早一些，是2017年再次失踪的高智晟律师。作为中国人权律师的先行者，他失踪八年至今音信皆无。妻子耿和带着儿女流亡美国，为丈夫奔走呼告，但一直没有结果，悲伤和失望伴随着她。而本世纪初便投身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许志永，于2023年4月和丁家喜律师一起被重判，分别获刑14年和12年。

这是困顿的岁月，但并不只是人权律师的困境。中国公民社会自2013年以来就遭受全面打压，覆盖媒体、NGO、宗教、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领域——他们都位列官方2012年就放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31日文章）要整治的“新黑五类”，其中“维权律师”为“新黑五类”之首。2014年，曾代理多起重大案件的浦志强律师，就被以参与“六四”纪念的由头抓走，次年被“算总账”判刑。



2013年1月，浦志强成为《南方人物周刊》（总第331期）封面人物。

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全面剿杀，其实在“709大抓捕”前已经开始。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7发生不久，针对公民社会、俗称“七不讲”的中共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便在网上流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这些曾在中国舆论场上司空见惯的话语开始被禁用。俗称“十六条”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接踵而至，进一步凸显了官方严格管控言论和思想的意图。

“啸聚江湖的日子早已过去。今天的每个人，都只有当年自己的几分之一。”常玮平说。不久前，他曾偶遇王成律师。王成曾在2014年黑龙江“建三江事件”维权中被打断三根肋骨，如今他理念未变，但选择退隐江湖，陪伴家人过一份平静生活。祝福之余，常玮平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2015年开始，一切仿佛按了暂停键。”不久前，旅居日本的伍雷在接受“季风书园”播客访问时如是说。自2023年3月离开中国后，他始终没有闲下，如今开办“东京人文论坛”，聚集离散在海外的华人社群。今年7月，他连线了几位律师同道，一起回顾“709案”。



2024年，移居日本的人权律师伍雷创办“东京人文论坛”公共空间。图为伍雷在日本。

绝望中有人“躺平”，也有人依然在一线坚持。“十年，继续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2025年7月9日这天，张磊律师在“X”平台——曾经的推特上写下这句话。多年来，他沉静坚守，给自己起名“青石律师”以为期许。在“后709”的这十年，作为一名人权律师，他和同道们艰难前行，依然在法庭内外守望着微弱的法治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