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围城之殇

长春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 同哈尔滨一样是因为‘中东铁路’而兴起，曾是东北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到了日寇占领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长春市被改名‘新京’成为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这里的人口大约为50万。但随着国共对抗愈加激烈，随着解放军在东北优势的逐渐扩大，大量敌伪人员和地方恶霸流入国民党控制的长春，同时也有大量的市内人口外逃，使得长春的人口大幅下降。到1948年初，长春的人口总数降至40万，包括10万人是国军家属和留守人员，长春的市民人口约为30万人。

四平解放后，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长春又迎来了第二波的逃亡潮。到1948年5月30日，解放军‘东总’下令封锁长春时，长春城内的居民已经逃散了一半，逃亡人数若按15万人计算，假定政府留守人员和国军家属人数保持不变，则长春的实际人口应为25万人，包括15万长春市民和外来流民。

根据时任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录《长春困守纪事》的记载：

“当时开始强制疏散人口，长春市民在疏散的过程中饥饿致死的人数每日增多。那些饥饿致死的尸体漂浮在岛屿上，白骨遍地……呻吟声此起彼伏，仿佛人间地狱。直到长春在10月19日被解放，因国民党的‘杀民’政策，以及饥饿和疾病的肆虐，长春市民的死亡人数已高达12万。”

“人民政府进城后，在卡哨内外的地区共埋葬了约8万具尸体。那些卡哨以内的居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亲人死于饥荒与战乱，这种大规模的灾难对人民的摧残，实属罕见。”

市内死亡12万人，城外埋葬的8万具尸体，合计20万长春民众死亡！这个数字让人震惊。长达52天的在整个辽沈战役中，双方的总伤亡人数也远未达到如此高的数字——解放军阵亡人数为14,010人，受伤53,327人，伤亡总数大约为6.7万人，而国军的伤亡则约为5.5万人，双方的总伤亡约为12.2万人，这一数字是伤亡的总和，包括阵亡和受伤，而不仅仅是阵亡人数。而这些伤亡人数是整个辽沈战役的总和。

国军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于1948年3月接任长春的职务， 兼任第1兵团司令、吉林省主席。他在到任后近三个月的时间内，积极储备粮食， 当时3月下旬，城内储存的军粮仅剩150万公斤，只能维持城内守军10万人1个月的供给。在5月30日长春被围困之前，根据当时的存粮和城内的居民数量，长春的粮食储备估计可以维持到7月底，但是预计从8月开始，粮食将告罄，城内的人将面临绝境。

然而，在解放军围城后不久，蒋介石在6月初发电密令给郑洞国，要求他将长春市民的粮食收归国有，禁止市场交易，改由政府统一发放粮食，按人口分配。蒋的密令其目的是要控制粮食资源，所有粮食充公以尽量保证军队的供应。注意，这里的粮食资源原本是在长春居民的手里、或者是在粮食商店的库中，并不是老蒋命令国民政府从外地运来的，也不是空投的。这道命令为什么是‘密令’，因为在这个时候强制性地剥夺市民的粮食充当军粮，是典型的‘杀民养军’，这种命令根本摆不到桌面上，蒋作为中央政府，根本不考虑长春一般民众的生存。这种对民众生存的无视，与抗战初期徐州战役失利后偷偷扒开黄河大堤制造‘黄泛区’阻挡日军，是同样的性质。

郑洞国得到蒋的密令，要执行就不许得到长春市政府的配合。对此，长春市市长尚传道表达了强烈反对，认为这一办法必然会导致官员的腐败和对百姓的压迫，群众必定无法忍受。如果郑洞国坚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将提出辞职，要求另选市长。几番商讨后，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实施“战时粮食管制办法”，规定市民可存储一定数量的粮食，以保证他们能活到9月底，超出的粮食必须交给政府一半作为军粮，且允许市场交易，但要严格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并且严禁哄抬物价，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甚至处以极刑。

其实，这个折衷的办法也是一种欺骗，前面刚统计过市内的存量只能保证到7月底，而收缴了一部分粮食充当军粮后剩余的部分却能保证市民活到9月底，等于是还不吃不喝多活了两个月，可能吗？

这个操蛋的法令实施了，看看是何种结果。

法令刚一实施，长春的粮食市场立即陷入混乱，市民在恐慌的情绪中开始抢购粮食，粮价飙升，商人们趁机囤积，大发横财。郑洞国在无奈之下企图有所作为，但对于不同的人区别对待，他下令枪毙三名投机商人，也下令枪毙了一个军需官，但对上层军官的投机行为没有过多追究。

就这样，市区内渐渐出现饿殍，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闹饥荒，开始吃树叶、草根，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饿死、病死的人，不少人走在街上就会莫名倒地猝死，尸首多到无法及时安葬。

形势严峻之下，郑洞国只能一次又一次求援，虽说国民党军一度派出飞机向长春空投粮食，这些空投补给对于城内粮荒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不少补给还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当时长春城内守军多达1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6万人，包括第1兵团部直属部队和新7军、第60军；另外都是些地方游杂部队、保安团等，虽然这些部队的司令都自称由成千上万部队，却都有名无实，加起来总共才4万人。郑洞国对这些军队区别对待，命令60军与新7军一同驻守长春，其余的杂牌军保安团等调出城外。

当时，新7军的储粮相对充足，但60军由于是新调来的滇军，粮食严重不足，士兵的生活极其困难。于是，60军的士兵开始到民间抢粮，弄得百姓们都不敢生火做饭。粮食还仅仅是生存的一个因素，还有取暖问题。新7军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燃料取暖，但他们不愿意把燃料提供给60军，要求其自给自足。结果，60军拆卸民房的房梁、木材烧火，拆完了无人住的房子被烧光，就拆民居、 砍伐树木、甚至掘出墓地的棺材用来生火。那被调出城外的4万杂牌军保安团吃什么? 烧什么？还不是‘取之于民’，祸害老百姓！这种对军队的区别对待，最终都加重了长春市民的灾难。

这个时候，长春一片混乱，粮食和燃料成为紧缺的生命资源，市民、官员、军队、军队中的嫡系和非嫡系，一地鸡毛。郑洞国收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将长春市的百姓疏散出去，以减轻守军的压力， 郑洞国无奈只能照办。但是这个时候怎么疏散呢？只能强制疏散！

郑洞国下令将没有粮食的老百姓赶出城外，明确规定每个军警要赶走8人，每个保长要赶走3家。当时围城的解放军已经在长春城外建立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禁止城内人外逃。郑洞国的人要强制疏散城里人，他们甚至编造谣言称“七月一日毛泽东生日，八路军会放卡子”，用这种方式骗百姓离开城市。于是，成千上万的长春百姓被驱赶到城外，滞留在长春城外和解放军封锁线之间的区域。有一份统计长春市民因围城饿死人数多达12万，主要在城东和南郊一带，后来在这些难民殉难处发现了一些‘万人坑’。

总之，困守孤城，外无援军，从来就没有什么好结果。城内的军与民，如果要投降，就尽快举白旗投降。如果要坚守，就应该军民一道与城池共存亡，但蒋介石下令让长春守城官郑洞国竭尽市民的粮食燃料等生存资源以保证其嫡系的中央军新7军，首先倒霉的就是非嫡系的滇军第60军和其它杂牌军，然后所有的灾祸都落在了曾经也拥戴过他们的普通市民身上。

饿死的人到底是30万？20万？还是其它的数字？唯一不能掩盖的，是那种战乱年代的军民关系。郑洞国最终还是投降了，但郑洞国余生忏悔，再不敢踏进他曾经主政的吉林长春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