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朱、周为何对这首歌情有独钟

北京天安门广场（图片来源：DANIEL DORKO/Hans Lucas/AFP via Getty Images）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一件薄薄的歌曲手稿，居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就是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

贺绿汀1926年加入中共，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早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曾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任职，还担任过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皖南事变后，参加新四军，从事音乐创作。由此可见，把贺绿汀称其为中共“红色作曲家”未尝不可。

我们知道，“统战”被中共视为致胜“法宝”之一。1937年，“八?一三”国军与日军淞沪抗战爆发后，在中共主导下，上海文化界成立演剧队，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义，到中国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他来到山西临汾尧都区刘村镇的一个八路军办事处。正是在这里，贺绿汀与中共军队有了直接的接触，对游击战产生了“兴趣”。尤其在听取了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报告后，对中共的游击战兴趣大增，于是创作了《游击队歌》。

这首歌曲共有两段，总字数255个字。歌词对游击队作了几近神话般的描写，诸如“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这首歌曲的特点是：歌词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曲调活泼轻松，易于传唱。加之中共的大力推广，很快就在中共控制的敌后方传播开来，为中共的所谓“游击战”大唱赞歌。

毛、朱、周三巨头对这首歌情有独钟

我们知道，“游击战”是中共假借“抗日”之名，扩充地盘和实力的“法宝”。但同时又是一个被讥笑为“游而不击”假装抗日的把柄，这令中共高层感到严重尴尬。于是当贺绿汀的《游击队歌》传到中共高层耳朵里，自然是与他们“八字相合”，如获至宝，越听越中听。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对这首歌给予高度认可。

1938年初春，在八路军总部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演唱了《游击队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感觉很受用，特地将歌词抄录在自己的日记本中。

1943年，贺绿汀怀揣《游击队歌》手稿，抵达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并高度赞扬：“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1973年，周恩来在延安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时提出：“在这里应该挂上一幅《游击队歌》曲谱照片。”可见周对该曲很重视。

中共各媒体机构对这首歌推崇备至

党魁首肯，众党媒跟风。1993年，《游击队歌》获得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优秀曲目奖；2009年获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100首推荐歌曲；2015年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此外，1964年这首歌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四场《抗日烽火》。

于是，《游击队歌》的种种翻唱版本花样百出，各种场合的演唱甚嚣尘上，成为中共标榜自己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招牌菜。其毒素甚至远播海外。

1961年，贺绿汀将《游击队歌》手稿无偿捐赠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作为献给即将到来的中共成立40周年的“珍贵礼物”。1995年，这份手稿，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正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共党媒体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走向胜利的最强音。”

这真是吹牛不打草稿。《游击队歌》歌词分明写道：“哪怕敌人枪炮狠/找不到我们人和影”。试问：敌人连游击队员的人和影都找不到，哪儿来的“浴血奋战”？又如何发出“胜利的最强音”呢？

中国抗战史上有没有“浴血奋战”？当然有。国军对日军22次大型会战，哪一次不是“浴血奋战”？是谁发出了“胜利的最强音”？是领导全国抗战的国民政府，是“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

毛泽东一文揭开“情有独钟”谜底

那么，中共因何对《游击队歌》推崇备至，情有独钟呢？或许答案就在毛泽东的一篇文章里。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乃至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及其中共，都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吹嘘成了他们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抗战胜利的“法宝”。而实质上，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游击战方针，只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在中国人民艰难万分的反侵略战争中，乘机为共产党夺地扩张的一个“法宝”，而绝不是中国人民赖以战胜日本侵略的“法宝”。

中共拍摄的抗战影片，“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等，靠这些小打小闹，能阻止不可一世的日军吗？这是傻子都明白的道理。然而，中共不但自己装傻充愣，还要把对国人将谎言灌输到底。

全面抗战爆发一年多后，命令部队猫在山沟沟里打游击战得了大便宜、尝到大甜头的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在其所写“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归纳出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下面，我们对其中的若干条略作述评——

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就是扩张了中共的地盘，有了地盘，就等于有了人和物，就有了扩张的条件和资本。

第四条：“相持阶段……有利于正面整军”。就是有利于趁着对日作战相持阶段的战略稳定期，训练将来打内战时能打运动战的正规军。毛泽东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就是在抗日的旗号下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发展扩充中共军队，为抗战结束后夺取柄民党政权做好军事实力的准备。

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中共在红军时期的经验是“党支部建在连上”，现在是“党支部建在村里”。就是为发展共产党和建立、扩张共产党的农村独裁政权大大有利。

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就是将敌后日寇管不到的广大地方全部统治在共产党之下，以便于发动打倒蒋介石的革命运动。

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就是在实际上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借国难而进一步分裂中国，将从前公开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隐形的、却得到了更大发展的另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请注意，是领导将来跟国民党夺权，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说白了其实就是通过游击战创造出打内战的领导干部。事实上，“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的目的，就是为日后夺取全国政权准备干部。

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就是用抗日和“人民子弟兵”的名义，将钱、财、物资取之于民，用之于共产党扩张、夺权打天下。中共假抗日之名，收编地方武装，所以，中共的军队就与当地百姓建立了天然的“鱼水关系”，向当地民众征集钱物，就有了“最便利”的条件。

中共“游击战”坑苦了老百姓

然而，正是因为当年中共的“最便利”，才造成了日后“革命老区”的“最贫困”。

时间来到1977年11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前往大别山里的金寨县进行调研，在走到燕子河公社时，村干部提前来接万里，计划带着他上山看看。万里见到村干部后，却并没有按照安排走，而是在途中转向了一户人家。

到了这户人家之后，万里发现这户人家很穷，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昏暗的房间里老人正坐在灶塘旁边的稻草堆里，家里还有两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旁边床上的稻草堆里。

万里上前跟老人打了几次招呼，老人却蹲在稻草堆里，瞪着眼睛看着来人不吱声。

随行的村干部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赶紧跑到老人身边说：“这是省委的万书记！苞你打招呼你还傻坐在那儿干什么呢！”

经村干部这么一说，老人不得不站立起来，万里和随行人员这才发现，原来老人下半身没有穿衣服，坐在稻草堆里竟是为了遮羞！

万里见状大吃一惊，赶紧让老人坐下。随后他又看了一眼床上蹲着的两个大姑娘，难以置信地问：“这两个姑娘为什么也蹲在那里？”

随行的当地干部见状赶紧低声解释：“万书记，两个娃子也没裤子穿，山里风寒重，躲稻草堆里是为了取暖。”

即使亲眼看到了这种惨状，万里仍然难以置信，出门在山上吹了好大一会儿冷风，才平复下来心情。

接着万里又带人去了下一个农户家，这家的主妇穿的还算得体，却只有她一个在家。

万里问主妇家里有几口人，对方回答说她和丈夫带着3个孩子，丈夫上工去了。万里疑惑地问：“孩子们呢？”主妇先是回答出去玩儿了，万里觉得有些奇怪，让人把孩子们找来自己看看。最终主妇被问得没办法了，只好带着万里去了厨房，原来三个孩子没有衣服穿，光着屁股躲在灶炉里取暖呢。

眼前的一幕幕，深深地刺痛了万里的心，他泪流满面地对随行人员说：“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闹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可今天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新中国成立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

笔者早年曾在部队服役。1993年，到山东某地走访战士家庭。当地地理环境还算不错，大块的平原地带，间或有些小山。乍一看据此判断，感觉村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说得过去。然而，当我们走进战士家庭时，看到的情形却出乎意料。

走进堂屋，基本上看不出格局：灶台、农具、柴禾、旧衣被、杂七杂八……地上堆着的，墙上挂着的，占满堂屋的角角落落，把整个堂屋挤的没有多少站人的地儿。这种情形，在我们走访的战士家庭中可不是个例，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笔者的老家也是在并不富裕的农村，然而，在战士家庭的所见，感觉还是比老家差了一截儿。

那次山东之行，我们入驻在其县委招待所。当晚，县委办李主任前来礼节性拜访。谈话间，我们问起当地百姓为什么那么贫困。李主任说：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区”，当年为了支援革命，牺牲太大了，没有几代人的拼搏，根本就翻不过身来。

显然，毛泽东所说的这许多“好处”，是以葬送无数百姓几代人幸福，甚至牺牲其身家性命为前提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进行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的不得了，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无遗。

为了创收“游击战”的最大红利，毛严令共军“不打硬仗”。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南京只做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1937年9月16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彭德怀说：“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介石）、何（应钦）决定。周（恩来）、彭（德怀）又在晋与阎（锡山）当面决定，基本不要动摇此方针。”

毛泽东电报中“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这句话，说白了就是：正面战场交给国军，共军只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这哪里是什么抗日？这不是公然在人命关天、十万火急的战场上耍流氓吗？

为什么不打硬仗，因为打硬仗轻则伤亡惨重，重则全军覆灭。毛泽东制定了“游击战”作战原则，中共军队具体执行时的做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山沟），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这可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威胁和损失。因为共军混在百姓中，日军进村后，无法分辨，只能是格杀勿论。

当年发生在河北定县的“北疃惨案”，就是因为八路军大部队为了尽快溜掉，为了溜的快，溜的利索，把伤员等非战斗人员当作包袱甩给北疃村百姓，从而引起日军报复性屠村行动。

惨案中被杀的群众、游击队员，有尸体为证的，多达八百多人，而死在地道里找不到尸体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整个村子二百多户人家，被杀绝的二、三十户，35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大量财物粮食被劫掠一空。（以上引自官媒记者王文化著述）

笔者曾到山东胶东半岛采访。当地村民告诉说，因当年中共“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的做法，给百姓生命财产带来很大损失，所以，当地百姓恨共产党甚于恨日本鬼子。而且，游击队为了保命，往往是昼伏夜出，所以，当地百姓称中共为“黑党”。

反观国军抗日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整师整团伤亡殆尽的比比皆是。如万家岭大捷中，冯圣法率领的58师，常德会战中余程万率领的57师与彭士量率领的暂编第5师，南口血战中汤恩伯手下的89师，等等。

八年全面抗战，国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而毛泽东却实现吊诡逆袭，收获钵满盆满。抗战之前，毛泽东只有“两万残兵败将，一万二千杆破枪，所占面积是三个县”。因为日军的到来，毛泽东借抗战之名和趁抗战之机，八年打下来，不但打的毫发无损，反而打成了战争爆发户，暴增到了一百二十万正规军，近两百万民兵，所占地盘有一亿多人口的土地。为后来夺江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这其中，中共正是通过“游击战”这出鬼把戏，为其实现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扩张地盘、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收编地方抗日武装壮大队伍”的图谋，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说，鸦片烟曾经是中共的“衣食父母”，那么，“游击战”或可称之为中共得以苟全性命并发展壮大的“奶妈”。您说中共怎能不对《游击队歌》情有独钟呢？

结语

中国《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规定，一级文物;必须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需具备以下至少一项特征：

1.反映社会制度变革的核心实物（如商周青铜礼器）。

2.标志生产力飞跃的代表性发明（如西汉长信宫灯）。

3.见证重大中外交流事件的文物（如唐代《五牛图》）。

照此标准衡量，很显然《游击队歌》的手稿，根本够不上“国家一级文物”。中共把其私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名不符实。它实质是“中共一级文物”。而“中共一级文物”的鉴定，不是依据历史标准、艺术标准和科学标准，而是依据中共的“政治标准”。

如此说来，中共拿一个浪得虚名的《游击队歌》手稿，放在其一大纪念馆作为“镇馆之宝”，只能是徒增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