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中国之批判（一）

天安门广场（Feng Li/Getty Images)?

不论风云如何变幻，政治反对派行动起来，全体中国人行动起来，积极地，全面地解构极权主义制度！解构！解构！解构！

毛泽东一直有个梦，在中国建成一个极权帝国；习近平圆了这个梦，并把极权帝国推进到成熟形态，这意味着帝国将迅速进入极权社会的晚期。正如一个桃子，熟了，接着就开始腐烂。

在六四屠杀之后，极权主义发生松动，邓小平曾经开启对威权主义的试探，江泽民和胡锦涛任内也都曾经尝试着弱化意识形态，开放社会空间，探索市场经济，但是后极权主义好景不长，当习近平上位后，便立即发生了颇具戏剧性的变化，那就是大开倒车，重返极权主义。习近平花了十多年时间，建起了一个极权帝国，并迅速进入癌症晚期。

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以“反犹主义”为旗帜，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了欧洲。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旗帜，建立起了共产主义阵营。毛泽东的中华帝国，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从自以为是的“世界革命中心北京”向着亚、非、拉输出革命。三者的共同特点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向着全世界开疆扩土。意识形态武器化，政治野心全球化，这些是极权帝国区别与其他类型帝国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作为上述极权帝国的忠实继承者，其野心在于构建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将覆盖世界广袤的疆域。习近平的野心正在向着这个极权帝国的目标奋力逼近。

为了解构和铲除极权主义，我们必须首先认识这个极权帝国究竟都有那些特征。

极权主义中国的制度性特征

极权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反文明、反文化、反人道、反人权和反人性的制度。以警察国家为组织系统建立恐怖统治，以意识形态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以高科技为手段全面控制社会生活。

文明的发展通常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发展相关；但是，极权帝国则与文明发展完全背道而驰，拒绝文明，践踏文明，与文明发展逆向行驶。极权主义的存在是对人类文明的挑衅和威胁。

文明的发展具有趋同性，即落后的总是向着先进发展，愚昧的总是向着智慧发展，野蛮总是向着文明发展，封闭的最终都是要开放的。文明的落后并不可怕，先进文明总是在向落后文明分享它的成果，比如分享蒸汽机、电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使用；比如分享民主、法治、人道、人权的概念；令落后文明逐步赶上先进文明成为可能。况且，落后的文明有着追赶先进文明的内在冲动。

可怕的不是文明的落后，而是文明的倒退、堕落和野蛮。极权主义把人动物化，把统治暴力化，把思想愚昧化，把社会封闭化，而这些正是习近平时代极权帝国的文明特征：回归野蛮。

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逆向行进，中国作为一个野蛮的政治实体对世界文明进行挑衅和诋毁，并试图取代。野蛮与文明的对立，这一现象无法归入塞谬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

习近平治下的文明堕落是全方位的，断崖式的。中国极权主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全方位地腐蚀着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这种挑衅正在给世界带来灾难。

反政治文明

什么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政治文明由宪法定义公权力在国家事物和公共事物中的权限和边界；政治文明确保所有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政治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公民有无言论自由、有无信仰自由、有无新闻自由、有无结社自由、有无组党自由。在中国，这些都没有。

习近平高调提出他自定义的民主的标准：“全过程民主”。那副架势是要在全世界抢占价值制高点和重新定义“何为民主”的话语权。正是他提出了“全过程”这个概念，恰恰道出了极权主义的权力实质。中国的现状恰恰是“实现了全过程专制”。

正是这种“全过程的社会主义专制”陷中国于黑暗。“全过程专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制；当专制是“全过程”的时候，它就是极权主义统治。比如上海清零的全过程就是对个体实施控制、奴役和征服的经典，一个极权主义的典范。

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一。究竟是民主制，还是极权制；是分权制，还是集权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性质。民主制度通过公民选举和政党竞争机制实现对公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政治文明需要不断完善制度设计，不断丰富政治哲学的现代内涵。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正是在持续的实践中不断完善的。

极权主义道路是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极权中国的国家制度是暴力革命和腐败政治的产物，它是一个野蛮的制度。一个政权的性质取决于它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无论是早期针对“人”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晚期针对“人”的极权恐怖统治，都体现着反文明的政治特征。

极权帝国的制度扫清了权力膨胀的障碍，导致权力毫无边界；极权帝国的权力为野蛮腐朽的制度护航，任凭其在文明的航道逆向行驶。

文明的政治制度驯化权力，野蛮的政治制度改造人。

公民的政治权利，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二。政治文明的要义在于建立和实行一套由公民选举决定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公民的政治地位，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度，公民是否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决定着公民是否是国家的主人。政治文明以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隐私为己任，捍卫公民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公民为上，社稷次之。

中共在剥夺人民选举权的同时拒绝了权力来源的政治合法性和代表性，因而丧失了权力正当性。它造成两个恶劣结果，一方面是中共权力的无比专横与傲慢，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的政治地位极其卑微。人民没有公民权，人民不能讨论政治，更不可能游行示威，挑战权力。当人民缺席政治的时候，必然导致独裁横行，寡头专断，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民主被践踏和政治文明的堕落。

文明政治由公民运作，野蛮政治由寡头运作。

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三。宪政以制约公权力和捍卫公民权利为要义。宪法定义公权力在国家事物和公共事物中的权限和边界以及权力的分配与制衡，从而限制政府权力。公权力的权限和边界决定着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宪法同时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保护所有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保护公民参政议政不受迫害的权利。文明的政治是为众人谋尊严、谋自由、谋福利的政治。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是政治文明的普世内涵；努力实现这些内涵，捍卫这些内涵不被篡改，是宪政的使命。

中国的宪法是极权主义的产物。中国的宪法规定了中共是国家的领导力量，规定了国家主席没有任期制。因此一党专制和寡头政治是宪法所固定下来的。由于没有反对党的存在，权力没有制衡，没有监督，没有轮换；决策没有民主，没有程序，没有规范；权力根本不代表全体公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由于无法遏制公权力的恶性膨胀和滥用，权力更为骄横，制度更为僵化，秩序更为败落。权力私有化，

权力黑化，政治走向黑暗和野蛮是必然的。这标志着中共治下无政治文明可言。

蒋经国宣布开放党禁、报禁，向着政治文明迈进；习近平宣布取消任期制，灭杀政治反对派，向着野蛮倒退。

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四。法治体系的建立在于维护一个有法可依的社会秩序，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提供法律保障。法治，作为政治理念，强调法律至上，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和普遍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秩序。没有法治，社会将处于动乱中，政治也就无文明可言。

在中国，习大于党，党大于法，司法按照党的意志运行，按照领袖个人的意志运行。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公民被关进了笼子。中国没有真正的法治，个人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司法黑暗，司法腐败，司法堕落为政治工具。法律面前人与人不平等，法治向权力倾斜，有权有势者，受益受庇护；无权无势者，受虐受冤屈。

法治是文明政治的治国理念，人治是野蛮政治的常态。

公共政策与治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五。政治归根结底是服务大众的，通过一系列利民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进步与繁荣。政治文明体现于公共政策与治理的执行能力。很难想象一个无序的，非公正的社会是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极权中国在清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治理能力，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所展现的公共政策制定水平，说明他们真的很无能。

文明政治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为了老百姓的，野蛮政治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为了维护极权统治的。

军队国家化，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要素之六。军队服务于国家和国民，坚守政治中立。既不是听命于某一个政党或团体，也不属于某个寡头所私有；既不是用来对内干涉政治，也不是用来对外开疆扩土的。极权中国的军队听从党指挥，成为极权制度和习近平个人的暴力

工具，成为习近平的御林军、私家军。由此，军队的高层堕落为特权阶层，这支军队的腐败，足以与晚清八旗子弟的无能浑噩媲美。近闻，地方武装部重新成立，镇压老百姓又有新动向。

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不同点在于威权主义仅仅发生在国家政权的顶层，它是由君主或元首个人在国家层面实施独裁的国家治理形式，而极权主义已经不仅仅是顶层意义，而是整体意义，权力的独裁和霸政不仅仅发生在国家政权的顶层，而且发生在权力的所有层面，从顶层直至基层。将国家中央极权的模式逐级向下级权力机构延伸，既在政权的广度上，也在政权的深度上，对省、市、地、县、乡（区）、村（街道）的权力施行全面垄断。一个省份就是一个专制王国，一个县就是一个专制王国，甚至一个村落一个乡也可以是一个专制王国，党支部就建立在村上，党支书和村长就是这个村里的专制魔王，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全国性自上而下的从中央直达乡村的全面专制社会。一个“全过程专制”的社会就是一个完整的极权主义社会。

国家法律体系整体性失效，因为权力威严在司法威严之上。一方面公权力粗暴干预司法，令司法失去公正；另一方面司法无力遏制公权力膨胀。司法不仅对遏制顶层权力无效，而且对遏制底层权力也无效，因为不论在权力的哪一层面，党都大于法，最终裁决权在党，不在法。司法的失效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的。在极权制度下，司法权和立法权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并沦为习近平打压反对派的工具。

极权中国的权力特征

权力极权化（totalitarianism）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权力以恐怖为手段实行意识形态统治，并对社会生活从思想、行为到私人生活进行绝

对的全面深入的控制。与威权统治不同，极权统治不仅是表面的、宏观的，而且是全局性的，从宏观一直到微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

极权国家与威权国家的权力特点之区别在于：威权国家在形式上依然存在反对派，存在有限的选举，虽然权力的更替几乎不可能；但极权主义之下，权力绝对集中掌握在唯一的政党手中，政治反对派和其他反对势力没有生存的空间，践踏民主无需遮羞布。与纳粹组织不同的特点在于纳粹是精英组织，而中共党的组织则是由逆向淘汰出来的人渣组成，党的各级组织都烂透了。

权力定于一尊，即独裁。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共同点在于：统治者按照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实行统治，独揽国家政权，并掌握国家镇压机器，以对人民形成威慑。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在权力的授予、权力的使用、权力的制约和权力的监督等方面与民主体制水火不容。不同之处在于：威权主义要求所有人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而极权主义则是为了一个人的意志可以牺牲所有人的利益和人性，甚至牺牲人本身。威权独裁者身边尚有一批思想敏锐操作力强的谋士和助手，但极权独裁者习近平的身边，都是戚戚小人，太监，犬儒和谄媚者，都是些无能平庸之辈。

习近平的权力非正当授予，却凌驾于司法之上，凌驾于宪法之上，违背了执政的最低道德和伦理，却无力将其置换。美国和德国领导人将习近平称之为独裁者，真是名至实归。

权力黑化，当权力将法制清零，人权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和正义清零之时，我们将这样的权力状态称之“权力黑化”。绝对权力绝对黑化。权力黑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国家处于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状态。

习近平近臣蔡奇在北京清理和驱逐低端人口的政府行为是典型的黑社会行为模式；习近平近臣李强在上海“清零”过程中，置市民于生死边缘，在封城中将黑社会的手法使用得淋漓至尽。这些政府行

为狠毒、决绝、无耻、卑劣、毫无人性、逼人致命、警匪一家、如同黑社会。

黑社会权力化，当黑社会成了“第二政府”，说明黑社会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并具有一定的政府功能。黑社会原本就劣迹斑斑，一旦掌握了政府基层权力，则更是嚣张。它们可以呼风唤雨，挟国家公器而行黑道。黑社会行为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它已经渗透到了政府行为中，不仅仅是官员被贿赂和收买，也不仅仅是它在政府的羽翼庇护下犯罪，而是它本身就是政府犯罪的一部分；也不仅仅是黑社会企业化公司化，而且是政府权力代理人化、私人化。政府不仅仅为黑社会提供行业准入资格，市场准入资格，提供开发权和经营权，而且协助黑社会垄断资源和市场，欺压受众。黑社会政府化，为政府黑社会化构建了社会基础。

权力愚化，极权主义权力的愚化是必然的，缺乏知识的权力是愚昧的。这里的“知识”，并非指工具层面的技术，更多的是指对文明的认识，对人文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极权主义违背人类智慧的结晶，它的野蛮，决定了它的愚昧；它的认知水平和价值出发点决定了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处于愚蠢的愚昧的荒诞的状态。

由于不存在监督和挑战，极权制度催生着愚蠢的、荒诞的、不计后果的决策，恶法和昏招时时都在发生，权力已经失去基本的政治判断力。在常态之下，权力就是昏庸，昏聩，失智，蒙昧的。

当极权主义全面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时候，它不再需要智慧的大脑，只需要一支国家暴力机器，能制造恐惧、能够镇压就行；又由于高科技手段的运用，诸如摄像头，脸部识别，手机定位，大数据的使用，从而使得社会控制趋于系统化、智能化、自动化，因此全面控制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就变得相对简单，它只对控制技术的水平有要求，对权力的能力和智慧没有太多要求，也就是说极权主义晚期的统治者无论如何愚蠢都没太大的关系，社会控制系统将推动极权主义体制按照惯性滚动。

在极权主义初期，它需要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枭雄，文功武略；在极权主义中期，它需要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平庸之辈，花拳绣腿；在极权主义晚期，习近平之所以被看中，乃因其无德无才，胸无点墨。不难看出，极权主义从初期到晚期，中共领袖们的智商是递减的，愚蠢程度是递增的，以至于随便送个白痴蠢蛋上去都能运作。即便大众对领袖人物不满，也没有能力和权利去更换。权力在“皇帝新衣”的笼罩中沾沾自喜。

权力腐化，公权私用化，公器私用化，中共硬是把腐败培养成了一种官场文化，令腐败制度化、腐败群体化和腐败规模化。

权力特权化，特权的实质是特权阶层所有制。中共集团是一个特权阶层，一个垄断利益集团。特权有两个内涵，一是特权的行使，二是特权的享受。

中国政治文明的堕落是全方位的，习近平以极权主义挑衅民主制度，以恐怖主义遏止人民参政，以党治挑衅法治，以共产党文化取代其他所有的文明。

（待续）

- 此文获《覆舟行动》（China Action）网站之讨专制檄文评选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