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中国变局 海外华人团体研讨知识分子角色

过去几年、尤其是去年以来中国政局的急遽变化，加上民间涌现的抗争，促使海外众多异议人士与群体走到一起探讨思路，试图从乱局中把握趋势、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的变局。

上周五（15日），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在《在野党》杂志的协办下，举办了一场“知识分子与抗争运动”主题研讨会。

这是六四纪念馆发起的系列研讨会之一。独立学者、法学博士陈小平，八九学运领袖、“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王丹博士，六四纪念馆顾问、知名学者吴祚来等人士，在气氛活跃的讨论中分享了他们从八九学运中总结的经验，以因应当前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在野党》杂志社长郑存柱、总编辑朱虞夫出席演讲会。几十名关心中国局势的人士到场聆听。

应有更多知识分子站出来

王丹表示，知识分子的参与在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中都非常重要。反思八九学生运动，知识分子直接介入的时间太晚，有运动经验的人迟迟未能站出来，且他们大多站在学运的二线、三线，让没有经验的青年学生成为了主导。

王丹认为，八九民运从某个角度上讲，“有点像香港人说的‘揽炒’，它的一个正面效应就在于让大家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当然中国（民众）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和牺牲”。

吸取历史教训，他希望海外知识界、企业界的更多人士能够站到前列，因应时局变化，一同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要直接站到第一线去组党、做圆桌会议、组织“流亡政府”，“这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期待”。

中共不容民间反对力量存在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有一批人试图组建中国民主党，结果，几十人被判重刑。出席座谈的朱虞夫累计获刑16年。他在问答环节回忆说，当年他想加入政协的八党派之一“民革”，得到的回复是：中共党组织不批准。后来统战部还就他要求加入“民革”一事特别强调，绝不允许他这类人“混进去”。

他说，中共政协中那些民主党派，素来被认为是“花瓶党”，除了给中共装点门面，对社会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

陈小平在发言中表示，中共只许自己独享权力，不给民间社会发展出任何反对力量的机会。他说，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最高标志之一是有反对派存在，如果民间社会无法发展出反对派，就无法在政策博弈、在社会的紧要关头发挥作用，成为政府与民间对话的渠道。

对于一些人指望中共党内开明派有所作为，陈小平指出，在中共体制内，即使是所谓“开明派”也会在政治清洗中被打下去；不要从“开明派”的一些动作去判定共产党会走向多元，那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接下来一定是悲剧。

“我是用一生的代价认识到这一点。”陈小平说。

知识界对中共邪恶认识不足

前香港媒体人程翔也参加了讨论。程翔在八九六四期间是驻京记者，与民主运动中的许多核心人物都有交集。

他回忆说，当时整个北京的知识界存在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对中共的邪恶本性认识不足。1988年，他和参与西单民主墙的陈子明辩论过文革会不会卷土重来。陈子明断定不会，他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这类灾难不可能再发生。

程翔的观点恰恰相反：中共的“改革开放”只是表面，因此文革这种灾难随时会发生。

大家都在等待那一天到来

对于当前国内民众能够做什么，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在会前受访时表示，任何一个国家在转型时期，都特别需要动员民众；在此过程中，那些掌握了政治理论、能够把道理说清楚的知识界人士，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如果老百姓都认清了共产党统治的真相、认清它们的谎言，未来中国就有可能像苏联那样一夜解体。”郑存柱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也许那一幕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中国出现。

“当这一天到来时，我们不会觉得很惊讶。”他说，“因为老百姓都觉醒了，大家都在等待着，到某个特殊历史时期，或触发了一个历史事件，共产党就会在一夜之间垮台。”

郑存柱希望，国内各界觉醒的人士现在就承担起责任，尽自己的力量向民众们宣讲普世价值与宪政人权，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