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欲推价格法整治内卷 专家：失败风险极高

近期，中共当局针对制造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内卷”现象，采取了一系列密集调控措施，周四（24日）更推出《价格法》相关条款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引发外界对其政策逻辑和实际效果的广泛质疑。专家认为，此轮改革难度远超十年前，失败风险极高，若失败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显著下滑。

中共推《价格法》强化管控 专家质疑政策混乱

中新网周四援引官方消息，中共发改委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研究起草了《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并于7月24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价格法修正草案》共包含10条内容，草案强调“党的领导”，明确禁止串通操纵价格、低于成本倾销及变相调价等行为。同时，草案进一步规范了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相关规定。对于明码标价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处以最高5万元的罚款。

对此，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表示，中国经济当前存在明显的“双重信号”问题：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和就业目标，持续推动产业扩张，而中央政府却通过行政手段整治“内卷”，形成“一手促扩张、一手抑内卷”的政策矛盾。

中国汽车业一直受官方扶持大力扩张，但车企近期因经济下行与竞争加剧陷入困境，多家车企为冲刺销量持续掀起价格战，部分市场甚至出现“零公里二手车”乱象。所谓“零公里二手车”，指新车上牌后迅速转为二手车销售，制造“热销”假象，误导消费者。

根据业内数据，2024年中国国内降价车型已超过200款；2025年前四个月，降价车型数量达60余款；5月份更有百余款车型降价，最高降幅逾5万元。

持续的价格竞争严重侵蚀了行业利润，2024年中国汽车制造业利润率仅为4.3%，今年一季度更进一步下滑至3.9%，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分析，中共当局一边宣称治理制造业“内卷”，一边却继续大力扶持相关产业扩张，这种政策信号的混乱导致资本预期紊乱。

中共史无前例地密集干预市场 被指“管得过细”

自今年3月以来，中共工信部等监管机构已对新能源汽车行业采取十余次整治行动，监管范围从电池安全扩展到价格管控、宣传行为和帐期执行等经营细节。

新颁布的《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首次将“不起火、不爆炸”列为强制性指标，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标准。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7月16日至18日三天内，中共当局连续召开三场斑层会议和座谈会，强调整治“非理性竞争”，遏制行业“恶性内卷”。

然而，企业普遍反映新规实施周期紧迫、技术标准模糊，导致执行成本激增。业内人士担忧，这种“管得过细”的监管思路可能压缩创新空间，迫使企业将资源用于合规应对，而非技术研发。

路透社日前报道，北京正考虑通过削减工业产能应对价格战和通缩压力，这一举措类似于十年前的供给侧改革，但此次“工业瘦身”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体系，却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挑战。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表示，多数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80%的“健康”门槛，这主要源于国内需求疲弱，以及过度侧重生产而非消费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式。

分析人士预计，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新三样”高端产业将成为削减重点，这些行业正深陷价格战和产能过剩困境。

专家：失败风险极高 警示连锁冲击

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施赫岭（He-Ling Shi）认为，这一轮供给侧改革比2015年那次更加困难，失败风险极高。若改革失败，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率可能显著下滑。

黄大卫也将当前形势与2015-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对比，指出当前经济环境更为严峻：经济增长停滞、内需疲软、地方债务高企、民营企业信心低迷、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改革空间已大幅压缩。

他认为，中共政策矛盾的根源，在于经济模式高度依赖投资拉动和产能堆积，缺乏有效的内需转化和市场退出机制。“内卷”并非企业选择，而是体制逼迫的结果。

他说，当局不允许企业破产、地方产能淘汰或失业率上升，又试图遏制“内卷”，企业只能通过削减成本、偷工减料来应对，导致更大的社会风险。

孙国祥也表达了类似担忧。他指出，十年前可通过棚改和基建扩张吸收改革带来的资源腾挪和失业压力，而如今房地产和基建刺激空间受限，内需低迷，替代动能不足。

他警示，若“压产能”操作不当，将对关键环节造成连锁打击：实体投资动能减弱，消费难以弥补投资缺口，就业市场压力倍增。若无法精准设计并同步推进需求侧刺激与社会保障兜底措施，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和通缩加剧。

“内卷”根源未解 专家揭行政干预三大负面后果

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中国汽车行业的整顿行动看似声势浩大，但若不触及财政依赖、政企关系及市场机制等核心结构性问题，最终可能仅是一场“政策秀”。在地方政府仍以产值和税收为主要绩效指标的现状下，产业“内卷”的根本原因难以根除。

黄大卫表示，制造业“内卷”并非企业主动选择的“恶性竞争”，而是资源过剩和增长压力下的体制性困境。

尽管当局频频释放整顿信号，市场对整治成效普遍持观望态度。价格战愈演愈烈，主机厂大面积亏损。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被迫让利，经销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压力剧增，部分中小企业甚至面临倒闭风险。

有消息说，部分车企为抢占市场、快速推新，大幅缩短研发和测试周期，潜在的安全与稳定性风险可能转嫁给消费者。

孙国祥指出，单纯依靠行政整治可能引发三大负面后果：一是市场弱者出局可能导致行业集中度上升，进而引发价格垄断和低效扩张的恶性循环；

二是中小企业难以承受政策震荡，可能导致就业流失和社会风险上升；三是企业资源更多被用于应对政策不确定性，而非研发投入，从而抑制产业创新意愿。

他强调，解决方案应转向需求导向模式，包括提振内需与居民收入、优化市场机制、减少对产能型项目的补贴偏倚，并建立真正市场导向的产业淘汰机制，而非仅仅处罚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